摘要：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浪潮中，图书侵权盗版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传播形式日趋隐蔽，技术手段不断升级，销售渠道更加多元。这不仅给出版行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数字化、网络化的浪潮中，图书侵权盗版呈现出诸多新特点：传播形式日趋隐蔽，技术手段不断升级，销售渠道更加多元。这不仅给出版行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出版单位负责人、文化市场执法人员、律师等，他们纷纷呼吁，要加强技术手段监管，强化平台主体责任，提升公众法律意识，建立协同机制，形成打击盗版图书的合力，有效遏制图书盗版乱象。

平台售卖、直播促销、按需印刷

盗版现新特点

“在图书被盗版这件事上想了很久，越来越觉得这是个沉重的、难以抗争的现实，越来越灰心。”作家李娟曾通过自媒体账号发文，痛斥网购平台售卖盗版书，“商家的注册地址全是假的，执法监督部门根本找不着。”

在李娟看来，对版权的不尊重，导致盗版的产生，也导致抄袭者的肆无忌惮。“但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创作者对创作本身的质疑——既然可以去抄，既然迟早会被偷，为什么要辛苦地搞原创？于是文化生产无限重复、徘徊缓滞。”

盗版是图书市场的顽疾。如今，越来越多的盗版书转为线上销售，并从电商平台向各大直播平台扩散，售卖手法更隐蔽、更多样化。

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刘晨芳看来，盗版商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以“清仓甩卖”“低价促销”“微瑕好价”等噱头吸引消费者，卖完就把短视频撤掉，一场直播之后就换品，不留痕迹，增加了监管难度。

此外，随着盗版技术不断进化，部分盗版图书在外观、纸张、印刷质量上与正版几乎无异，普通消费者难以辨别。“盗版商还采用‘按需印刷’模式，即根据订单实时印刷，避免了库存积压，进一步增加了打击难度。”刘晨芳以河南文艺社畅销书《金瓯缺》为例向记者介绍，盗版商在印刷装帧上高度还原正版图书，精装加烫印工艺都保留了，只是开本比正版的稍小一点。在盗版形式呈现多样化方面，盗版书也不再局限于低价路线。部分盗版商甚至以高于正版的价格销售盗版图书，利用消费者对正版的信任牟取暴利。“盗版商通过伪造授权书、盗用作者名义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进一步混淆视听。”

“盗版图书对出版行业的危害是全方位的。”刘晨芳认为，危害主要体现在经济损失、品牌声誉受损和作者创作积极性受挫等方面。以该社出版的《汪曾祺1000事》为例，该书上市两个月就首印售罄，再加印投入市场后，月动销数据明显下降，查阅各渠道后发现，某电商平台有大量低价盗版书在售。该社尝试和商家沟通、平台投诉等各种方式，依然没有用，目前社版图书处于滞销状态。

2024年12月，相关媒体报道，某电商平台销售的低俗课外书籍被指使用了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名义，对该社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盗版行为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导致作者的经济收益和创作热情下降，长此以往将影响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阻碍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刘晨芳表示。

监控难、取证难、行动难

维权路艰辛漫长

盗版书帮消费者“省了钱”，帮电商平台“赚了钱”，却让图书出版业腹背受敌，让著作权人蒙受利益损害。商务印书馆多年来持续进行打击盗版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拥有一支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维权队伍，得到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但被盗版现象依然严重，据保守估计，商务核心工具书的盗版销量远远大于正版工具书。“盗版商盗印能力、销售方式迭代升级，商务维权之路道阻且长。”商务印书馆高级维权经理闫志鹰苦不堪言。

电商平台的图书盗版灰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究其成因，河南省平顶山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认为，有市场需求就有违法，价格低是主要原因。“低投入，高回报，违法成本低，犯罪后给予的惩戒不足以震慑不法分子。”谈及执法难点，该负责人直言，“侵权盗版图书仿真度不断提高，基层执法队员难以第一时间进行分辨，办案周期较长。”该负责人认为，社会上无需取得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用书单位和培训机构等，才是侵权盗版图书的高发区。“电商平台仅核验是否有经营资质，并不核验资质真伪；快递公司执行实名制不到位，发货人和发货地址虚假，给执法人员落地找人带来极大困难。”

在许昌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长杨向辉看来，盗版图书产业链已形成“线上+线下”的复合模式。在近两年该支队办理的2023年伽某某发行侵权他人著作权或者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一案、2024年袁某某发行侵权他人著作权或者专有出版权的出版物一案中，执法人员联合执法捣毁的6处地下窝点，均位于乡镇偏远区域，设备简陋但流动性强，发现难、取证难。线上盗版则通过社交平台、网盘、加密链接等方式传播，甚至利用境外服务器规避监管。“这种隐蔽性使得传统‘地毯式排查’效率低下，亟须技术手段升级。”

同时，法律适用存在争议也是办案的难点。杨向辉介绍，盗版行为涉及《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不同条款的适用标准不一。例如，非法印刷教材教辅可能同时触犯“侵犯著作权”与“非法经营罪”，但如何界定“情节严重”仍存在争议，影响执法效率。

“面对盗版技术升级，部分执法人员对电子取证、区块链存证等新技术掌握不足。同时，基层执法队伍普遍存在人员短缺、专业培训不足的问题，难以应对复杂的版权鉴定和跨境侵权案件。”杨向辉介绍，最重要的是公众版权意识薄弱，主动购买盗版图书，甚至认为“盗版无害”。“权利人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导致许多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罚，未能形成司法震慑。”

完善法规、提升技术、加强管理

形成监管合力

反盗版行为虽然处于监控难、取证难、行动难的“三难”困境中，但听之任之绝不是可取之策，一时的松懈只会让灰色产业链不断壮大。“反盗版很难，但还是得反。”正如李娟所言，她相信认真和较真的态度。

2023年，商务印书馆上线了防伪溯源系统，一书一码，配套融合出版技术，赠送数字词典的使用权益。“读者对我馆赋有防伪标签图书的甄别变得更容易了，进一步遏制了盗版图书的生存空间。同时，我们开通了400打击盗版维权电话，经常收到读者、执法机关的盗版线索反馈。”闫志鹰已然开始推动出版社进行自救。

而面对案件未能形成司法震慑的现状，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是否足以应对盗版图书的新特点？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黄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包括《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专门针对网络环境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为打击盗版图书行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黄超谈道，当前法律体系也有不足之处。如对盗版图书的新特点存在立法空白，当前司法实践对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较轻等。他建议，通过明确盗版图书的认定标准、提高处罚力度、健全平台管理机制、明确平台责任承担规则等途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河南省平顶山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人建议要提升执法队伍专业技术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建立健全文旅、公安、检察、法院参与案件查办的联动机制，做好“两法衔接”工作，建立情况通报、个案沟通、联合行动等制度。防止以罚代刑，避免“不刑不罚”。

杨向辉认为，要强化技术赋能，构建智慧监管体系，推广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应用。同时，引入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识别等技术，对线上盗版行为进行动态监测，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探索“行刑衔接”机制，对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要加强队伍建设与规范化培训，定期开展执法程序、电子取证等专项培训，避免因程序瑕疵导致案件无效。

打击盗版图书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执法部门以“零容忍”态度持续发力，更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共识。“让我们以技术为剑、以法律为盾，共同筑牢文化市场的安全防线，为创作者护航，为读者守责。”杨向辉表示。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