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的父母都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近日，居住在广州、73岁的王凯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她的父亲王康、母亲陈海仪都曾经在东江纵队联络处工作过。两人同为中山大学的学生，目前均已离世。

▲情报队员绘制的敌23军在广东珠江口两侧抗击美军登陆部署图。 东纵后人 王凯波供图

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 (资料照片)

深圳东江纵队纪念馆。 深圳特区报记者 郑哲坤 摄

“我的父母都曾经从事过情报工作。”近日，居住在广州、73岁的王凯波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她的父亲王康、母亲陈海仪都曾经在东江纵队联络处工作过。两人同为中山大学的学生，目前均已离世。

陈海仪在回忆文章《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中写道：东江纵队联络处成立于1944年10月初，任务是搜集侵华日军的战略情报上报中央，并向当年配合作战的美国同盟军提供。

联络处组成之时，盟军在太平洋大举反攻，情报工作规模迅速扩大，人员发展到200多名，“无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交通站，上报到党中央，送到盟军手中，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家一级作家、东纵纪实文学《记忆的刻度》作者张黎明告诉记者。

联络处就设在山洞

陈海仪的回忆录提到，联络处直接由曾生司令员领导，处长是袁庚，内勤人员有吴更、吴华、梁风等，还从纵队政治部第一届青干班调入了廖矛、郑重、王康几位中山大学的学生。东纵司令部驻在罗浮山冲虚观，联络处在左侧的朱明洞。洞内几张破桌子破椅子，地上铺一层禾秆草，大家就睡在草上面，吃和住都在山洞里，陈海仪负责整理情报，综合材料。

“父亲非常严谨，去世得早，我并不知道他从事情报工作。”王凯波回忆道，1974年，王康去世，她在悼词中听到，他曾是“东江纵队联络处副科长”，才知道父亲的历史。

陈海仪的回忆录写到，1944年10月7日，美军派来战略部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少校欧戴义博士，持美国陈纳德将军介绍信来到东纵司令部，要求与我方建立联络关系和取得帮助。司令部电报中央，得到批准后，欧戴义的“观察小组”随东纵活动将近一年。袁庚负责与美军的情报合作。

1944年底，盟军决意摧毁日军在香港和广东沿海的军事设施，袁庚立即指挥情报人员打入敌人要害部门，获取重要文件及图纸。启德机场的杂役黄尖、太古船坞工人黄友偷出了一批机密图纸；女情报员文淑筠连续守候在港岛半山区一栋面海的楼房，用望远镜监视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的举动……无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交通站，转到欧戴义手中，再转到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和第十四航空队。

文淑筠的儿子叶康让曾是王凯波的同事，在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曾感慨地说，“那时候，我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啊。”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盟军收到的日军在广州天河、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图例和说明，以及日军太古船坞建造计划图、日本华南舰队密码、日军神风攻击队K2飞机图纸、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香港日军海防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均由东江纵队提供。

回忆录还记录，1945年3月9日，美军专家小组甘兹上尉一行6人，化装成进山的香客来到罗浮山冲虚观东纵司令部，任务是勘测大亚湾霞涌一带沿海日军的布防情况，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请求东纵支持协助。

曾生报中央同意后，由袁庚派出王康带一个小分队陪同甘兹一行到第七支队，他们会同支队参谋长赖祥等开展勘测工作，帮助甘兹拍摄了日军占领的海岸滩头照片和绘制了地图。甘兹给曾生留下了热情的感谢信：我要表示我对我所做工作的地区中你的部队所给予的光辉合作的真诚谢意，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获得工作上必需的情报。

10岁“日军翻译”是东纵情报员

《记忆的刻度》记录过这样一件事：侵占华南以后，日军强迫几十名孩子学日语，其中10岁的陈敏学特聪明，很快就学得一口流利日语，成了日军翻译。两位东纵游击队员动员他做地下情报工作。

“父亲为人正直、勇敢。”他的女儿陈翠清告诉记者。1930年9月4日，陈敏学出生于深圳东门老街的叶屋村。“父亲曾经讲述过，当时共产党跟他说，‘鬼子信任你，你就住到鬼子营房里帮我们打探消息’。”他加入了东江纵队，并接受组织安排打入日军内部，当上了沙头角宪兵队里的小翻译官，并有了一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陈敏学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敌人军官的姓名、士兵人数、火力装备、暗堡位置、战斗力情况、军队移动情况等。在探听到情报后，他就写在香烟纸上送到一个指定的卖香烟老头那里。

陈敏学作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情报员，一直在日军眼皮底下开展工作。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家才知道这名小翻译原来是游击队员。港九大队派沙头角中队长邓华负责香港新界地区日军的受降工作，邓华带领翻译陈敏学和队员林传、曾九等人全副武装赶到粉岭日军警备队。站在日军警备队前，陈敏学高声用日语对鬼子说：“我们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代表，奉命前来接受你们投降，请你们长官出来说话。”

2018年，陈敏学去世。在此前的2005年，老人获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枚纪念章，虽然他不在了，但这枚纪念章会永远留给后代。”陈翠清说。

（深圳特区报记者 叶志卫）

东莞榴花塔阻击战：

两百多名壮士 英勇阻击日军一个月

东莞东城街道的榴花公园，因公园内铜岭山上一座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榴花塔而闻名。山下，是南宋义士熊飞的故里榴花村，榴花塔因此得名。

铜岭山巅，榴花抗日纪念亭巍然耸立。亭内抗日纪念碑“榴花抗战烈士名录”上，镌刻着22位革命先烈的名字。1938年秋天，以他们为代表的东莞人民初战东江水畔，阻击侵华日军一个月，点燃了东莞人民抗日斗争的熊熊烈火，后人称之为“榴花塔阻击战”。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入侵华南，数日内淡水、惠州等地相继失陷。10月19日，日军占领石龙，逼近东莞县城。东莞危在旦夕！

10月12日当天，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决定组建一支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15日晚，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下称“模范壮丁队”）成立。“当时是国共联合抗日，这支队伍也取得了国民党县政府给予的公开合法番号。”东莞市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陈小梅介绍，当时队伍有100多人，队员基本上是党员及进步青年、小学教师和中学生，队长由时任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即后来的东江纵队副司令王作尧担任。

“模范壮丁队是在日军入侵广东陆地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最早成立并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武装队伍后来经过数次合编，成为了东江纵队的重要组成力量。”陈小梅说。

成立仅仅4天，也就是日军占领石龙当天，模范壮丁队与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掌握的另一支武装——东莞壮丁常备队，共计200多人奔赴东江南岸的榴花、峡口、京山一带防守，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而当时的前线临时指挥所，就设在榴花塔附近。

多次进攻失利的日军，开始在东江北岸石碣一带村庄烧杀抢掠，因此，东莞中心县委成立了一支40多人的渡江战斗队，过江袭击北岸的日军。

榴花抗战烈士名录上，东莞万江樊磨村人樊炳坤的名字赫然在列。“樊炳坤是渡江作战的成员之一，他当时是东莞中学的学生，七七事变后，他主动追求进步，也是第一批参加模范壮丁队的战士。”陈小梅说。

11月13日凌晨，渡江战斗队在榴花塔下渡口乘船过江，到达北岸的石碣刘屋村后，得到了刘屋村自卫队的支持。陈小梅向记者讲述了战斗细节：“上午9点左右，他们在刘屋村与一支30多人的日军骑兵巡逻队遭遇，双方开火，渡江战斗队和刘屋村自卫队都表现得十分英勇。樊炳坤腿部负伤后，还扑向日军战马，抱住日军骑兵大腿，欲将其拖下马，被日军用马刀砍中头部壮烈牺牲。”

这场战斗，由于队伍缺乏作战经验，伤亡较大。渡江战斗队员牺牲11人，刘屋村自卫队也牺牲11人。

“渡江战斗是榴花塔阻击战系列战斗中最壮烈的一次，极大地激发了东江地区的民心士气。”陈小梅说，“自此，东莞百姓知道了模范壮丁队是真正保卫家乡的队伍，模范壮丁队的名称成了东莞老百姓嘴上最熟悉、最亲热的字眼。”

岁月流转，沧桑巨变，铜岭榴花依旧，英雄的事迹仍在流传。

1998年，榴花抗日纪念亭在此落成。2010年，榴花抗日纪念亭所在的榴花公园被确定为东莞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如今，昔日的战场已成为中小学生和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历史瞻仰先烈的主要去处。纪念碑上铭刻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光荣的革命传统，成了东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深圳特区报记者 申卫峰）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之子曾凯平：

东纵精神一定会在特区建设中焕发新活力

“深圳是一个很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有很多革命事迹。”近日，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之子曾凯平来到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纪念馆参观。在纪念馆里，他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采访。

曾凯平特别提到父亲曾生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父亲多次回到深圳，因为他在这里战斗生活过，对深圳感情很深。”改革开放初期，曾生推荐袁庚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在蛇口炸响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这一历史事件将东纵精神与特区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纪念馆一楼展陈着东纵历史的资料，内容翔实、脉络清晰。二楼有一间房间陈列着曾生当年工作生活时的场景。重新看到父亲用过的一些家私，曾凯平十分感慨，不禁用手触摸。看着房间墙壁上挂着的全家福的照片时，曾凯平说，“我姐夫也是东纵的‘小鬼’（小战士）。”

谈及东纵精神，曾凯平认为，其本质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当年东纵战士们是为了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奋起战斗，拿起枪杆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传承这段历史和革命精神很有意义。“要了解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革命先辈们英勇战斗、流血牺牲得来的。”作为东纵后代，他希望通过多方努力让这段历史传播得更广。

曾凯平称，“东纵精神与特区精神一脉相承，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特区建设得更加美好，东纵精神也一定会在特区建设中继续焕发新的活力。”

来源：深圳特区报读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