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文化昌盛，著述繁多，但有不少著述因时代久远而或已失传，或虽存相关资料而面目不清，颇影响今日之阅读与利用。本文乃据阅读所及，就《宋史》及宋人文献中所涉及之若干著述情况，如著者、成书经过及史源等述说未详或有疑问处予以揭示、辨析之，并以求正于方家。

原文载贾丽英主编《历史文献研究（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注明出处，感谢顾宏义教授提供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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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著述杂考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宋代文化昌盛，著述繁多，但有不少著述因时代久远而或已失传，或虽存相关资料而面目不清，颇影响今日之阅读与利用。本文乃据阅读所及，就《宋史》及宋人文献中所涉及之若干著述情况，如著者、成书经过及史源等述说未详或有疑问处予以揭示、辨析之，并以求正于方家。

1、《赵普别传》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传记类》著录李焘《赵普别传》一卷。 按，《赵普别传》今佚。周必大《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云李焘撰有《赵普别传》一卷。 元袁桷《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云及“杜太后金縢之事，赵普因退居洛阳，太宗嫉之，后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吴王德昭、齐王德芳皆繇普以死。今《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李焘作《通鉴长编》亦不敢载，私家作《普别传》，始言普将死，见廷美坐于床侧，与普忿争。其集号《巽岩集》，所宜搜访”。 元苏天爵《三史质疑》尝言：“翰林袁公桷尝言秦王廷美、吴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繇赵普以死，今《宋史·普列传》无一语及之。李焘私作《普别传》，姑略言之，果可信欤？”

《玉壶清话》卷六云赵普“年七十一，病久无生意，解所宝双鱼犀带，遣亲吏甄潜者诣上清太平宫醮星，露恳以谢往咎。上清道录姜道元为公叩幽都，乞神语，神曰：‘赵某开国忠臣也，奈何寃累不可逃。’道元又叩乞所寃者，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浓烟罩其上，但牌底见‘大’字尔。潜归，公力疾冠带出寝，涕泣受神语，闻牌底‘大’字，公曰：‘我知之矣，此必秦王廷美也。然当时事曲不在我，渠自与卢多逊遣堂吏赵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岂当咎予？但愿早逝，得面辩于幽狱，曲直自正。’是夕，普卒”。 其所谓“底见‘大’字”者，乃指“美”字。按，“美”字下半部“大”字，亦有作“火”而成“羙”字者。又《枫窗小牍》卷上载：“赵韩王疾，夜梦甚恶，使道流上章禳谢。道流请章旨，赵难言之，从枕跃起，索笔自草曰：‘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逞此强阳，瞰臣气血之衰，肆彼魇呵之厉。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云云。密封令勿发，向空焚之。火正爇函，而此章为大风所掣，吹堕朱雀门，为人所得，传诵于时。竟不起。” 一纸因风“吹堕朱雀门”，自属小说家言，如姚士粦《枫窗小牍叙》所言：“惟《名园记》谓普归洛，月余便卒。洛去汴四百五十里，醮章乘风吹堕太远。” 又李焘尝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注文中斥责题名王禹偁所撰之《建隆遗事》“言多鄙近”而“不可遽信”， 然李焘自撰之《赵普别传》却称“普将死，见廷美坐于床侧，与普忿争”，实亦属“鄙近”之言。然由此可知北宋中期以后，世人传言赵普乃因廷美索命而死，只是具体细节则人言人殊。

又，据袁桷云李焘集“号《巽岩集》，所宜搜访”，似《赵普别传》收录于其集中。按《巽岩集》久佚，《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著录《李焘文集》一百二十卷。

2、《五代会要》补记周恭帝崩

《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云“溥好学，手不释卷。尝集苏冕《会要》及崔铉《续会要》，补其阙漏，为百卷，曰《唐会要》。又采朱梁至周为三十卷，曰《五代会要》”。

按，据《长编》卷四，监修国史王溥“上新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会要》三十卷”于乾德元年七月甲寅。 然检《五代会要》卷一《帝号》，却载后周恭帝“宋开宝六年春，崩于房陵。其年十月，追谥恭帝，葬顺陵。（原注：在世宗庆陵之侧。）” 此当为开宝六年以后追书者，唯未详是否出之王溥。

又《旧五代史·周恭帝纪》云：“皇朝开宝六年春崩于房陵，……以其年十月归葬于世宗庆陵之侧。诏有司定谥曰恭皇帝，陵曰顺陵。” 此为《旧五代史》记事年月最后者，疑补《五代会要》者乃取于此。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五代会要》云此书于“建隆二年与《唐会要》并进，诏藏史馆”。 此说误，乃源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建隆初上之”之语。《五代会要》实上于乾德元年，建隆二年所上进者仅为《唐会要》。

3、后周日历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编年类》著录扈蒙、董淳、贾黄中撰《显德日历》一卷。 按，《玉海》卷四七《开宝日历》引《书目》云“有周《显德日历》一卷，六年夏扈蒙，秋董淳，冬贾黄中”。 此“六年”当指显德六年，乃后周恭帝继位后之《日历》，故仅书夏、秋、冬三季，而其成编当在宋初。又，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传》云及“予读周《日历》，见世宗取瀛、莫，定三关，兵不血刃”。 当指世宗在位时之《日历》，而非此《显德日历》。

《旧五代史》卷一一四《周世宗纪一》载显德元年十月，“监修国史李谷等上言曰：‘窃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献替之谋，皆须备载；家国安危之道，得以直书。历代已来，其名不一。人君言动，则起居注创于累朝；辅相经纶，则时政记兴于前代。然后采其事实，编作史书。盖缘闻见之间，须有来处；记录之际，得以审详。今之左右起居郎，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执笔，立于殿阶螭头之下，以纪政事。后则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枢密直学士，皆轮修日历，旋送史官，以备纂修。及近朝，此事皆废，史官惟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此外虽有访闻，例非端的。伏自先皇帝创开昌运，及皇帝陛下缵嗣丕基，其圣德武功，神谋睿略，而皆万几宥密，丹禁深严，非外臣之所知，岂庶僚之可访。此后欲望以咨询之事，裁制之规，别命近臣，旋具抄录，每当修撰日历，即令封付史臣，庶国事无漏略之文，职业免疏遗之咎。’从之。因命枢密直学士，起今后于枢密使处，逐月抄录事件，送付史馆”。 此所修者，当即周《日历》。

据《新五代史》卷五〇《王峻传》云“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监修国史，意其所书不实，因召史官取《日历》读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惧以漏落得罪。峻贬后，李谷监修，因请命近臣录禁中书付史馆。乃命枢密直学士就枢密院录送史馆，自此始”。 由此可知周太祖时亦尝修《日历》，故《新五代史》卷五七《贾纬传》称广顺中，“宰相王峻监修国史，纬书《日历》，多言当时大臣过失，峻见之怒曰”云云。 然其所依据者“史官惟凭百司报状，馆司但取两省制书”，颇有不足，故世宗初，李谷“因请命近臣录禁中书付史馆”，“庶国事无漏略之文”。然诸书目皆未著录世宗《日历》，故其卷帙等皆未详。

4、五代史三百六十卷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序》称“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记五十三年行事”。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一以为薛居正《旧五代史》凡一百五十卷，则王禹偁所云“似非指居正等所修也”。

按，《郡斋读书志》卷六云范质《五代通录》六十五卷，因“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质删其烦文，摭其要言，以成是书”。 又，《玉海》卷四八《建隆五代通录》引《书目》曰：“《通录》六十五卷，建隆间，昭文馆大学士范质撰。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遂总为一部，命曰《通录》，肇自梁开平，迄于周显德，凡五十三年。” 可证此所谓“五代史”者，乃指“五代实录”而言，非指薛《史》。

5、《三圣实录》

《长编》卷一建隆元年“岁末”条注曰：“《三圣实录》载内侍行首王继恩请其故。按继恩开宝中始赐姓名，累迁内侍行首，国初未也。今于此年附见此事，故止称‘左右’，而削其姓名，《本纪》亦不著其姓名。”

按，此《三圣实录》，当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实录》。检宋祁《论乞别撰郊庙歌曲明述祖宗积累之业》亦述及太祖、太宗、真宗勋绩，续云“故臣愿陛下万几之余，取《三圣实录》，摭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尤祥极瑞、非人力所至者，铺棻发扬，作为歌诗” 云云，可证。

又，唐人亦有称曰“三圣实录”者，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序》有云“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寿邸即位二年，监修国史丞相晋国公杜让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实录未修，岁月渐远，虑圣绩湮坠，乃奏上选中朝鸿儒硕学之士十五人，分修三圣《实录》” 云云。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八有《送分司陈郎祗召直史馆重修三圣实录》即是。

6、《明道实录》

周紫芝《读明道实录于关子东》有云：“太学正关子东见和《苦笋诗》，携以相过，且相戒非老人所当嗜，因论张右史《明道实录》中载内侍张茂则常与王皙龙图、刘几秘监诸人皆食少，强健无疾，各年八十余卒。”

按，未见他书有云及《明道实录》者，然张右史当谓张耒，张耒尝撰《明道杂志》，检宋张杲《医说》卷七《勿过食》引《张太史明道杂记》正云：“内侍张茂则每食不过粗饭一盏许，浓腻之物绝不向口，老而安宁，年八十余卒。……王晳龙图造食物必至精细，食不尽一器，食包子不过一二枚耳，年八十卒。……刘几秘监食物尤薄，仅饱即止，亦年八十而卒。” 则所谓《明道实录》者，即《明道杂志》之别称。

7、张耒代文彦博辞免明堂陪位表

《说郛》卷四三下张耒《续明道杂志》云：“元祐中祫享，诏南京张安道陪祠。安道因苏子由托某撰《辞免》及《谢得请表》，余撰去。后见张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独表内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为邪也。张公高简自居而慎如此。”

按，检《张耒集》卷三四，有《代张文定辞免明堂陪位表》，然表文内并无“民物阜安”或“邪正昭明”句，而同卷又有《代文潞公辞免明堂陪位表》、《谢得请表》，其《代文潞公辞免明堂陪位表》中却有“邪正昭明”四字。 据《长编》卷三九一载元祐元年十一月戊辰，太师文彦博有“明堂大礼以在病假，不获陪祠宿卫”云云 。则明堂陪位时在元祐元年，张耒尝为文彦博、张方平二人代撰《辞免明堂陪位表》，而在晚年撰《续明道杂志》时，却误将二表文句错混。

8、《太清楼特晏记》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五载：“偶阅旧碑，得徽宗亲书《太清楼特宴记》不完本三幅。此石多在今开封府学墙壁周遭，当时草草打得此，不知尚存他石可完否。按《宋史》，特宴在政和壬辰，去京之死财十五年，亦万世之大戒也。噫！”其《太清楼特宴记》曰：

“为君难，为臣不易”，尚矣。历选前世，有其君，无其臣，或有其臣，而其君不足以有为，故君臣难偶，常以千载而一遇。盖因尧、舜、皋、夔、禹、契都俞赓载，莫得而伦。至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散宜生，后无继者。若管仲之于齐，萧、曹之于汉，苏绰之于周，房、杜之于唐，其事功或足以霸，或足以善一时，或起刀笔之吏，寥寥数十世然后有一焉。其功烈之卑，无足取法。道之不行，人之不足与明，久矣。朕嗣承先构，永惟烈考，追述三代，相王安石，创业垂统，方大有为，大勋（右一）踰远。道之难明，世莫能知，莫能行。朕欲取信流俗，故三黜三已之法度亦再更之，乃用害京者继其位，使别其贤否，而中外纷然，民怨士怼，财匮力屈，朕亦焦心劳思矣。京复位未几，巧发奇中，未泯也。故日遣介使，往谕旨意，赐予问劳相属。至如治第建阁，以资燕适，供帐帟幕，以饰其居。若禁籞果蓏芳葩，遐方底贡新奇，莫不首以颁赉，络绎于道。偶闻小恙，必亲遣国医，面授治状，往颁良剂。或因美膳，手自调羮分饷。如是之类，月无虚日，日无虚时。又许其子鞗，尚朕女孙行衍，联姻后家，使情义相通，契分结密，不可得而疏，（右二）奋于百世之下，断而行之，迄用有成。凡厥万事，其视于兹，因笔以诏天下后世。

政和甲午六月朔日记。

翰林书艺局镌字艺学 臣严奇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镌字艺学 臣徐珣

臣张士亨

待诏 臣朱章

臣邢肃

臣张仲文书

待诏 臣王公琬

待诏赐绯 臣倪士宣

臣封士宁

从义郎 臣张士永模刊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库祗应武翼郎 臣俞迈题写

通侍大夫 臣梁师成

通侍大夫保康军节度观察留后 臣贾管勾上石（右三）

按，所谓“右一”“右二”“右三”，乃指打本三幅。“特宴在政和壬辰”者，检《宋史》卷二一《徽宗纪三》，政和二年“二月戊子朔，蔡京复太师致仕，赐第京师”。四月“甲午，宴蔡京等于太清楼”。五月“己巳，蔡京落致仕，三日一至都堂议事”。十一月“辛巳，蔡京进封鲁国公”。三年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子雱为临川伯，配飨文宣王庙”。 又《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著录徽宗《太清楼特宴记》一卷。《全宋文》未收录此文。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载：“祐陵癸巳岁，蔡元长自钱塘趣召再相，诏特锡燕于太清楼，极承平一时之盛。元长作记以进”云云。 庄绰《鸡肋编》卷中亦载蔡京此记而稍简略，题《太清楼侍宴记》，然四库本《鸡肋编》题作“特宴”，当是。

9、《皇朝名臣经济奏议》

《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云其撰有《宋朝诸臣奏议》三百卷。按，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下著录《皇朝名臣经济奏议》一百五十卷，云：“右淳熙中赵忠定帅蜀时所进也。一君道，二帝系，三天道，四百官，五儒学，六礼乐，七赏刑，八财赋，九兵政，十方域，十一边防，十二总议。自建隆迄靖康，推寻岁月，槩见本末。忠定自序于前。绍熙之末，忠定有定策功，为侂胄诬贬。久而论定，赐谥追王，配食宁庙。游佀志其神道之碑，御篆额曰‘宗老元勋’云。” 则赵汝愚《皇宋诸臣奏议》又名《皇朝名臣经济奏议》，因分卷不同，故有“三百卷”、“一百五十卷”之异。

《玉海》卷二○三《辞学指南》有云“代经筵讲读官进《资治通鉴纲目》并《九朝名臣经济奏议》、《中兴诸臣奏议》（癸未）”。 此《九朝名臣经济奏议》，疑亦是《皇宋诸臣奏议》之又名。而《延祐四明志》卷十三载元时四明路学典藏《经济奏议》三十二册。当也即此书。

此书亦省称曰《经济录》，如元初陈仁子《文选补遗》卷五《条国家便宜奏》注有“赵汝愚《进经济录奏札》”云云。 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九《宋文鉴编书始末》亦称“《经济录》，赵公丞相以《文鉴》所取太略，故复编是书”。 明李贤《古穰集》卷九《读宋朝经济录》有云“自太祖而下九主，率能开通言路，其间名臣无虑二百余人，于天道、君道、礼乐、刑赏、财赋、兵戎诸类，知无不言，言无不切，凡人之邪正、事之利害，无不上闻”。 可证。

又《玉海》卷六一《国朝中兴诸臣奏议》云李壁编《国朝中兴诸臣奏议》，序曰：“丞相忠定赵公汝愚，肇自艺祖，以至钦宗，凡诸臣所论，类而辑之。建炎中兴，无异创业，人物之盛，不减嘉祐、治平，一时所言，国赖以济。寻访历年，十仅得其五六，裒缀虽未为尽，而名公巨人建明之伟者，大较具此矣。略仿赵公凡例，总为十八门，别而汇之，又二百门，通为四百五十卷”。 乃是续赵汝愚此书而作。

10、《建隆以来系年要录》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云陶悦，“节夫子”，并注曰：“节夫，宣和间为龙图阁学士。应姓名已见《建隆以来系年要录》者，此不别出，止注其爵里于下，以便稽考。”上古本校勘记曰：“‘隆’，《丛书》本作‘炎’。按：陶节夫既仕宣和间，其姓名事迹并不见本书，故《四库》本作‘隆’为是。按：所谓《建隆以来系年要录》者，此殆李心传计划中拟作之书，其中必涉及节夫之事，故先于此处书之。”

按，此校记所云谬甚。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于某人初次记载时，需注记其爵里。李焘著《长编》，亦循此撰例。此李心传所称“此不别出，止注其爵里于下”者，其义亦同。又陶节夫，《宋史》卷三四八有传，云其于宣和年间官龙图阁学士。《长编纪事本末》亦记载有其事迹。则此所谓《建隆以来系年要录》，似当为李焘《长编》之别称。

11、《通鉴纲目提要》

《宋史·艺文志·编年类》著录朱熹《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又《提要》五十九卷。

按，《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著录《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云：“此书尝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今板在监中。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 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著录《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序例》一卷，云：“真德秀刻于泉南，陈孔硕、李方子叙其后。希弁所藏夔本，为板四千二百有奇。吉本二千八百，而且无陈、李二公之序。希弁又尝参以泉本，校其去取之不同，并考温公、文公之书法，为《资治通鉴纲目考异》。淳祐丙午，秘省尝下本州借本书写云”。又著录《资治通鉴纲目提要》五十九卷，云：“希弁所藏乃赵希琹刻于庐陵者。” 《天禄琳琅书目》卷二《宋版史部》著录《资治通鉴纲目》，六函六十册，云“是书大书细注，字画分明，即当时庐陵刊本”。 直斋云温陵所刊者“别其纲谓之《提要》”，而“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然赵希弁则云其所藏“乃赵希琹刻于庐陵”之《纲目提要》五十九卷。二人所言正相反。因陈、赵皆据其所藏之刊本立言，疑庐陵亦尝刻《纲目提要》，然直斋未收藏，故其只言其本“纲、目并列，不复别也”，而未及《提要》。

李方子《纲目后序》云及知泉州真德秀刊《纲目》于温陵郡斋，“阅岁书成，而侯（真德秀）易帅江右。元戎将启行矣，于是亟以吿诸朝廷，请上其板于成均，以给四方之求，且庶几乎转以上闻”。检《宋史·理宗纪二》载嘉熙元年二月“癸卯，诏以朱熹《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 《宋史全文》卷三二载端平二年正月“丁巳，诏经筵所进读《通鉴纲目》”；又卷三三载嘉熙元年二月“癸卯，诏以朱熹所著《通鉴纲目》送国子监刊进”。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载嘉熙元年“诏国子监刊文公《通鉴纲目》”。 此当即直斋所言“板在监中”之温陵刊本。

12、孝宗光宗《两朝系年要录》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著录李心传《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

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著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云：“工部侍郎陵阳李心传微之撰。盖与李巽岩《长编》相续。亦尝自隆兴后相继为之，会蜀乱散失，不可复得。” 方回《古今考》卷十五《南渡后郊丘考》云及李心传《高孝系年要录》。清王士禛《居易录》卷八载：“《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蜀井研李心传伯微撰。编首有国史院札子，行下隆州宣取《高宗系年要录》指挥、《孝宗》《光宗两朝系年要录》指挥公牒三通，心传自序二通。此书于宋南渡后朝章国故，大纲细目，粲然悉备，史家巨擘也。” 据《玉海》卷四七《嘉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李心传撰，一百卷。嘉定五年五月付国史院”。 检《宋史·理宗纪一》，宝庆二年正月“癸酉，召布衣李心传赴阙”。绍定四年正月戊子，“赐李心传同进士出身”。 又《李心传传》云其“庆元元年荐于乡，既下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晩因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合前后二十三人之荐，自制置司敦遣至阙下，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甫成其三，因言者罢，添差通判成都府，寻迁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诏无入议幕，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端平三年成书，召赴阙为工部侍郎”。 此後未再入川。则知李心传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尚撰作《孝宗系年要录》、《光宗系年要录》二书。当其赴阙，稿留蜀中，因蒙军入蜀而大乱，遂失其稿。《孝宗要略初草》，当属幸存之残草而已。

13、实录圣德篇

所谓“圣德篇”，乃指宋各朝“实录”卷末叙述该皇帝之嘉言嘉行之文字。如《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乙巳条注曰：“此据墨本所记《圣德》，朱本签贴云‘移入《契丹传》’。”又本卷“是岁”条注曰：“据《食货志》，以诗更库名实元丰元年，今附年末，仍取墨本元丰八年史臣叙《圣德篇》稍增饰之。”卷三〇〇元丰二年十月戊申条注曰：“墨本于《实录》末卷纪圣德处载废顺州事。”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戊戌条注曰：“绍圣史官签贴云：‘前史官所记圣德为未尽，臣等掇其大者具于卷末。所不次者，候修正史随事而录。’”卷五二〇元符三年正月己卯条注曰：“《新录》辨云：此论止是盛誉绍圣权臣能力排元祐，未尝发明哲宗圣德，与祖宗实录末卷体制不同，其间托为徽宗训辞，尤非恭顺，事皆诬诋。”其所谓“与祖宗实录末卷体制不同”者，乃指徽宗时修撰《哲宗实录》时，未尝于卷末编录发明哲宗圣德之文字。

14、前后续别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淸波杂志》云“考宋人著书，率以前、后、别、续、新分为五集”。

按，宋人著述实多用前、后、续、别、新分集。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著录《浯溪集》前、后、续、别四集，云：“右自元结《中兴颂》之后，凡刻之浯水之崖者皆在焉。” 因仅有四集，故未及新集。《千顷堂书目》卷十五著录宋人祝穆《事文类聚》前、后、续、别四集一百七十卷，“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又元人富大用《事文类聚》新、外二集五十一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又著录严毅《合璧事类》前、后、续、别、外五集三百六十六卷；章俊卿《山堂群书考索》二百十二卷，“前、后、续、别四集”。 其祝穆、富大用《事文类聚》诸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著录“元代麻沙板”，云“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遗集十五卷”。 则五集以上，乃以外、遗为别。

宋人亦有前、后、续、新区分四集者，如《两宋名贤小集》卷三一一《南岳诗稿》云刘克庄“所著后村居士前、后、续、新四集行于世”。

此外，《明儒言行录》卷六云明人邵宝著有《容春堂集》前、后、别、续四集。疑清馆臣由此误以为宋人亦以之为序。

15、以支名书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六《以支为书》云：“《杂俎》谓数相从曰支，《夷坚志》甲乙等以‘支’名者取此。” 按，洪迈《夷坚志·支甲序》云：“初，予欲从稚儿请，用十二辰续未来篇帙。又以段柯古《杂俎》谓其类相从四支，如支诺皋、支动、支植，体尤崛奇。于是名此志甲支甲，是于前志附庸，故降杀为十卷。” 其《支诺皋》、《支动》、《支植》乃《酉阳杂俎》之篇名。明胡应麟《二酉缀遗上》云：“按前吴曾《漫录》解诺皋之义最为明了，惟支诺皋不知何义。考《酉阳杂俎》诸目，止有《诺皋记》上下二卷，所载事极诡诞，殊无所谓支诺皋者。续考陶九成《说郛》所采《酉阳续俎》，乃有《支诺皋》之目，又有《支动》、《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盖《杂俎·诺皋记》之外，更出此条，犹今类书者多甲乙丙丁、乾兑离巽等分配，此则借干支之支，以别于前目之《诺皋》耳。《支动》、《支植》者，《杂俎》有《广动植》四卷。此则为《支动》及《支植》，触类伸之，《支诺皋》之义益明矣。” 即此“支”，乃有“续”义。

16、神宗评《新五代史》

《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丁未条尝记载神宗论《新五代史》之语，云：“上因问：‘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事皆可嗟叹也。’”

按，《宋史》卷十五《神宗纪二》：熙宁五年“八月甲申，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薨。……丁亥，诏求欧阳修所撰《五代史》”。 欧阳修家上进《新五代史》，神宗即阅读之，未久尝与王安石评论《新五代史》，见载《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丁未条。《宋史全文》卷十二上亦引录此段文字，然“责以义”下有“理”字，于义为长，《长编》似脱一“理”字。

此段君臣对话颇著名，如《示儿编》卷十《呜呼》有云：“欧阳公伤五季之离乱，故作《五代史》也，序论则尽以‘呜呼’冠其篇首。” 据《长编》知李焘所见史料，言“事事皆可嗟叹”者乃神宗，然后世几经传抄，遂将此段对话之问答者互换。如《说郛》卷四七上载赵葵《行营杂录》却云：“神考尝问荆公云：‘卿曾看欧阳修《五代史》不？’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是岂五代时事事可叹者乎？’”又卷四〇下孙宗鉴《东皋杂录》亦引录上述《行营杂录》文字，且评论曰：“余谓公（王安石）真不曾子细看也，若使曾子细看，必以‘呜呼’为是。五代之事，岂非事事可叹者乎！”然将神宗语改换作王安石言，其举大约南宋初已萌芽。前述《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丁未条注曰：“新本自‘上因问修’以下并削去。” 其所谓“新本”，即重修于绍兴年间之《神宗实录》。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五云“今欧阳公《五代史》颁之学官，盛行于世”。 世人尊欧阳修《新五代史》，遂特削去神宗之批评，此后索性将批评者改作王安石。至今仍颇有人因此讥评王安石，真可嗟叹以“呜呼”矣。

17、《史记》宣和本

《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诏史记升老子传为列传首》云：“政和八年，诏《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自为一帙，《前汉·古今表叙》列于上圣，其旧本并行改正。”

按，元释圆至《牧潜集》卷六《书宣和史记后》亦云：“余居临安，有持大板《史记》，而列传老子为首，心甚怪之，莫知其本所出，则问诸博书者，亦莫知也。因阅《国朝会要》，见宣和某年有旨升老子于列传首，乃悟所见盖宣和本，今不行矣。”

检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六一“老子伯夷列传第一”云：“其人形迹可序列，故云列传。老子、庄子，开元二十三年奉敕升为列传首，处夷、齐上。然汉武帝之时，佛教未兴，道教已说道则禁恶，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导，故列老、庄于申、韩之上。今既佛道齐妙兴，聃法乖流，理居列传之首也。”又宋人李刘《四六标准》卷十七《贺太府余大卿铸除中书舍人仍兼右司除户部侍郎兼知临安》云“韩非、老子又尝共传”，明人孙云翼释曰：“《史记·太史公自序》：‘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循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按今本《史记》，老子、伯夷为列传第一，乃唐开元二十三年奉敕升为列传首，申韩列第三。” 故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二二《老子》有云：“唐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诏升老子于列传之首，别为一帙，尊《道德》为大经，御制批注，令学者与《易》《书》等经分习之，禁以‘耳’‘聃’‘伯阳’命名。其为两代尊奉如此。” 然其称徽宗为崇奉道教而诏升老子传于《史记》列传之首，则不确。据《史记正义》、《四六标准》注，知唐玄宗开元间已将老子传升于《史记》列传之首，与伯夷合传。只是徽宗将老子传抽出单独成卷，置于伯夷传之前，愈显崇奉。

又，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著录《御解老子》二卷，云：“徽宗皇帝之御制也。尝仿唐制，命大臣分章句书写刻石，又诏《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自为一帙，《前汉·古今人表》列于上圣。今观此解，所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当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书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谓之经。其辞简，其旨远，学者当默识而深造之’。其说大槩与政和之诏同。” 故王士祯所谓“御制批注”者，即指此《御解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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