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郑某等网络直播女主播诈骗案刑事法理分析

摘要：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被告人郑某、胡某伟等人组织成立诈骗团伙，通过江西某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某象娱乐直播平台合作，招募女主播及前端业务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前端业务员虚构女主播职业、身份及情感经历，在社交软件（如陌陌、探探）添加男性被害人并建立信任关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被告人郑某、胡某伟等人组织成立诈骗团伙，通过江西某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某象娱乐直播平台合作，招募女主播及前端业务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前端业务员虚构女主播职业、身份及情感经历，在社交软件（如陌陌、探探）添加男性被害人并建立信任关系，后由“聊手”冒充女主播以恋爱名义骗取被害人信任，诱使其在直播平台充值打赏。主播通过视频聊天、短暂见面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信任，虚构“亲人生病”“实现理想”等理由持续骗取财物。该团伙共骗取188万余元，违法所得通过工资、提成分配。

一审法院认定郑某等28名被告人构成诈骗罪，主犯郑某、胡某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其余被告人根据参与程度获刑。二审维持主犯判决，部分从犯因退赃获从轻处罚。法院裁判要旨指出：网络主播虚构身份、情感经历诱使他人基于错误认识打赏，背离真实打赏目的，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诈骗罪。（人民法院入库案例郑某等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1）

刑事法理分析一：虚构事实与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认定

（一）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核心要素

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成立需满足“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非法占有”的因果关系链条。本案中，被告人通过系统性虚构身份、职业、情感状态，并编造“亲人生病”等具体事由，使被害人误认为与主播存在真实情感关系，从而违背正常消费目的进行高额打赏。虚构事实的本质在于切断被害人对财产处分的自主判断权，使其财产利益脱离真实意愿流向行为人。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标准

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关键。有观点认为，网络打赏具有“自愿赠与”属性，但需结合打赏动机与行为背景综合判断。本案中，被害人打赏的目的并非单纯支持主播才艺，而是基于婚恋承诺、情感依赖等虚构关系产生的错误认知。行为人通过持续情感操纵，将打赏行为异化为“维系关系”的必要条件，本质上是以欺骗手段攫取财产利益。

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指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遵循“行为时主观意图+客观行为模式”的双重标准：从主观意图来看，行为人自始无建立真实关系的意愿，且明知虚构事实将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结合客观模式来看，诈骗团伙分工明确，通过话术模板、引流话术、虚假互动形成标准化骗局，其行为具备持续性与营利性特征，与正常直播活动存在本质差异。

本案裁判要旨强调“诱使他人背离打赏目的”作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依据，与刑法理论中“财产处分目的错误”学说高度契合。若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目的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发生根本偏离（如从娱乐消费转为情感投资），则其处分行为丧失自主性，符合诈骗罪的法益侵害本质。

刑事法理分析二额成本能否扣除

本案通过“自销”“他销”消费统计表、工资表等证据确定个人犯罪金额，体现“个人责任与行为贡献相适应”的司法逻辑。有观点主张，在直播打赏中存在平台分成，犯罪数额应扣除平台收益。正是基于便利实施和掩盖犯罪的目的，被告人明知平台会扣除一定的费用，但仍然选择平台作为结算渠道，是在综合考量之后作出的选择，属于犯罪成本。根据《检察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指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为实施犯罪购买作案工具、伪装道具、租用场地、交通工具甚至雇用他人等诈骗成本不能从诈骗数额中扣除。对通过向被害人交付一定货币，进而骗取其信任并实施诈骗的，由于货币具有流通性和经济价值，该部分货币可以从诈骗数额中扣除。

张万军教授认为，网络直播诈骗具有“一对多”“非接触性”特征，传统犯罪认定规则需适度调整，标准化诈骗脚本表明行为人具有明确的犯罪故意，可排除“个别行为偶然性”的辩解。虚构情感关系虽不直接涉及物质谎言，但通过心理操纵剥夺被害人财产处分自由，与虚构事实具有等价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刑事司法应关注新型诈骗手段的演化逻辑，以法益侵害为核心，避免刑事打击泛化或疏漏。本案的审理充分彰显了刑法保障财产秩序、维护网络空间法治化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