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学良重获自由，记者问他最佩服谁，他说了3个名字

摘要：［1990年10月］“少帅，现在没人再限制您的去留，回头看，您最佩服的人是谁？”美国檀香山的一间小客厅里，记者压低嗓音。椅背上的张学良微微一笑，抬手示意对方坐下，三个名字随即被他一一道出。简单的回答，却牵出半个世纪的风霜与血火。

［1990年10月］“少帅，现在没人再限制您的去留，回头看，您最佩服的人是谁？”美国檀香山的一间小客厅里，记者压低嗓音。椅背上的张学良微微一笑，抬手示意对方坐下，三个名字随即被他一一道出。简单的回答，却牵出半个世纪的风霜与血火。

那一年张学良八十九岁，获释不过三个月。他的行李并不多，一只旧皮箱里放着父亲的照片、一本泛黄的《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几张周恩来、毛泽东的剪报。物件不贵重，分量却沉。许多人好奇，这位搅动过全国局势的少帅，晚景如何自处，又为何对那三人心怀敬意。

时间先回拨到二十世纪初。奉天郊外，泥土气混着机油味。张作霖坐在沙发椅里，用极浓的东北腔对儿子说：“混江湖，第一得识人，第二得识时务。”这句话，张学良记了一辈子。张作霖出身平民，没有显赫的寒门世家给他铺路，靠得是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毫不拖泥带水的手腕。从他以土匪起身，到掌握奉系十余万兵马，差一个决策就可能灰飞烟灭。严厉、世故，甚至时常显得冷酷，这就是张作霖。对比之下，留洋归来的张学良更像一阵新风，谈现代军事、谈飞行、谈军校教育，嘴里满是“要学英国、要追赶西方”的理想主义。“老张”没有直接泼冷水，而是先把财政拨给儿子，让他办飞行队、办军官训练团。奉系军纪因而大变。张学良日后回忆父亲，最常提的不是家国大计，而是一件细节：北宁铁路沿线翻车事故，张作霖亲自督办，只留一句“出事就赔”，不给三角折扣。这份绝对控制与雷霆效率，是儿子一直学不来的部分。

转折出现在1928年皇姑屯爆炸。父亲离世，张学良俯身拾起血迹斑斑的军刀，接管东北——这场继承来的过快、过重。仅三年，九一八爆发，东北沦陷。外界痛骂“少帅不抵抗”，张学良则在日记中自责“棄民如草芥”。飞速失土的悔恨，在他心里扎根。也正是在漫长反思中，他开始对另一个名字产生兴趣——周恩来。

1936年春天，延安以南六百多公里处，红军与东北军频频交手，伤亡数字刺眼。张学良头疼地摊开地图，军参谋仍在劝他“加大火力”，可他越看越觉得荒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此时，一封中共方面的密信摆在案头。四月，枣园窑洞里，周恩来第一次面对少帅，两人握手时间长到让随员都感到尴尬。周恩来穿着洗得发白的呢子大衣，神情镇定，用近乎平静的声线陈述统一战线主张。没有花俏词藻，只有一句“联共抗日，利在民族”。张学良后来对人说：“那晚我几乎没睡，思考的不是战术，而是中国四万万同胞到底需要什么。”

白城子、抚宁、古洲河，东北军挨过一场又一场硬仗，士气却低迷。周恩来提出“先停战，后抗日”。张学良决定冒险。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事发之后，“怎么办”成了所有人最焦灼的疑问。周恩来抵达西安，连夜与国民政府代表谈判，一边稳住蒋介石，一边保证东北军安全撤离。坊间常把少帅形容成西安事变的“导演”，可他自己清楚，若无周恩来两头周旋，局面随时可能失控。张学良在机要室里看着周恩来进出谈判厅，长跋涉的疲倦写在脸上，却依旧笑着说：“将军，前路有解。”那一刻，敬佩二字，几乎化作对同志的信任。

从1936年到1990年，五十四载光阴，张学良大半时间在囚禁中度过。重庆枇杷山官邸、台湾新竹八卦山、荣总干部病房，换了地点，门锁没变。读书成了他唯一的“越狱”方式。卫兵偶尔递来两份报纸，一份是岛内的，一份是人民日报剪报。他尤其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的那句“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被他抄在厚厚的读书笔记里，旁边写了四个字：气度万千。说来微妙，他与毛泽东从未谋面，却在文字中产生了超越个人际遇的共鸣。毛泽东曾评价张学良“民族功臣”，并通过周恩来表达“朋友终会相见”的善意。遗憾的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张学良正在台北士林寓所听收音机，他沉默良久，仅说一句：“此人胸怀太大，故能成业。”

在多年囚居的夜里，少帅常想：若当年多撑几日，多调几个师，是否能保住奉天？历史没有假设，但他仍暗暗比较三位楷模。张作霖教给他洞悉人性，周恩来展示了谈判艺术，毛泽东则提供了战略视野与民族格局。三条道路，三种气质，却都直指乱世求生、国家自强的核心。张学良曾写信给侄子张闾蘅：“我此生大败，但亦大幸。败在无能，大幸在知人。”字迹颤抖，却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