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之物，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大自然中多种动物特征涵括于龙一身之上，最终由蛇、鳄、鱼、马、牛、鹿等动物以及雷电、云、虹霓等自然天象融合而成。

文：沧海一书客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异之物，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大自然中多种动物特征涵括于龙一身之上，最终由蛇、鳄、鱼、马、牛、鹿等动物以及雷电、云、虹霓等自然天象融合而成。

龙之蛇身喻示变化无穷，鱼鳞展示出神入化，鱼尾代表灵活多变，鹿角象征长寿与社稷常保，牛首突出厚德载物，凤爪彰显勇猛无比。

作为通天神兽，龙具有超常的神力。它升腾蛰伏，变化无穷，或潜伏于九渊之下，与水族细鳞相邻；或行于九天之上，兴云布雨，泽被天下。

由于龙德广大，早在先秦时期龙形象便被赋予了沟通天地、敬天祭神的礼制功能和以德配天、德治仁政的礼乐想象，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宇宙观。

总起来看，龙在新石器时代已是重要的礼器纹饰。夏、商、周以降，又成为建构贵族王权和礼乐秩序的形象标志。迄至春秋战国，龙形象更为丰富而多元，凝练成为中华礼制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综观龙形象的演变历史，基本可分为原龙期、夔龙期、飞龙期、行龙期、黄龙期和祥龙期六个阶段。原龙期，指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区域出现的最初形式的龙造型。

原龙期龙的特征是像猪、像蛇、像鹰、像牛、像鲵、像马、像鳄、像蜥蜴、像虎等，尚不是一种最后定型化的被崇拜物，而是一系列形态、生态、种类颇不确定的生物的集合名称。

在已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遗址中，先人曾利用石块、蚌壳、卵石等材质摆塑出最早的龙形象，进而用玉雕琢，或用陶器彩绘出生动的龙造型。

如辽宁查海石块龙、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龙、湖北焦墩卵石摆塑龙、辽宁牛河梁玉雕龙、内蒙古赛沁塔拉玉龙、山西襄汾陶寺龙等，共同勾勒出原龙期的龙形象特征。

辽宁阜新沙拉乡查海村的新石器时代氏族遗址，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遗址中心有一条龙，是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摆塑而成。

龙全长约２０米，身宽约２米，昂首张口，弯身弓背，头朝西南，尾朝东北。该龙处在遗址中心，很可能是此氏族的图腾祖先，作为保护神长期保存下来，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具有了宗教祭祀的含义。

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摆塑蚌壳龙，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三组遗迹。第一组有一男性骨架，其右由蚌壳摆塑一龙，其左由蚌壳摆塑一虎，与古天文学四象中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对应。第二组地穴有用蚌壳砌成龙、虎、鹿和蜘蛛图案。

第三组内有人骑龙、人骑虎图案，更突出龙的通天功能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黄帝骑龙而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传说相符。

这三组蚌图中，龙、虎都是通天神兽，是氏族成员为酋长兼巫师死后所作告别亡灵祭奠仪式中摆砌的神圣符号，刻画出黄河流域一个群体性的宗教活动场面。湖北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中，西北部有不同色彩的河卵石摆塑的巨龙形。

全长４.４６米，头朝正西，尾朝正东，昂首，曲颈，直身，卷尾，头上有一角，口大张，吐长舌卷上头部，腹下有三个爪状足，背有三鳍。

龙塑时间距今约六千年，属大溪文化，体现出龙文化已经跨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信仰神物。随着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大溪文化相继出现摆塑龙造型，距今五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出现了由玉器雕琢而成的龙形象。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出土的玉龙。该玉龙长２６厘米，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体卷曲呈Ｃ字形，长吻前伸，有对称的鼻孔。

因此，有学者认为龙头由猪形演变而来，也有学者认为是熊龙、虫龙等。玉龙为柱形龙，头顶飘云似鬣，是“云从龙”形。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４号墓出土的玉雕龙，体扁圆厚重，卷曲如环。

头尾断开，切割有楔形豁口，又似玦状。从考古发掘而知，红山文化出土的兽首蜷体玉龙是悬挂在胸前的饰物，属于最高级别的玉制礼器。

玉龙作为沟通天地的灵物，既体现了墓主人的高贵身份，又是其祭祀天神、驱避邪魔和祈雨的法具。早期龙形象的又一个重大发现是山西襄汾陶寺出土的陶盘彩绘龙。

在这个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中，龙形象已综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动物造型。陶盘红边黑底，龙身粗长，上有对称的Ｕ字形花纹，巨口利齿，口吐长信，似蛇非蛇，似鳄非鳄。部落先民以龙为族徽、名号，说明它是一件具有特殊含义的氏族、部落的祭器。

据考古发现，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帝尧的都城，而尧又有与赤龙相关的感生神话传世，可知氏族社会后期已产生了广泛的龙崇拜观念。

此外，出土于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鱼龙纹，绘制在盛酒用的蒜头壶上，应作为礼器使用。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鸟龙纹彩陶盆，是先民天文崇拜和使用火历的标志。

还有内蒙古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和南台遗址出土的鹿龙纹等，它们与龙形象有关的鱼龙、鸟龙、鹿龙的形象出现，都是在龙观念和龙形象产生之前多地域、多文化进行鱼崇拜、鸟崇拜和鹿崇拜的产物。

新石器时代各个遗址的龙形考古实物，满足了先民生产、生活过程中进行原始宗教仪式、神物信仰、祭祀求雨的需求，说明这一时期龙形象逐步与礼制观念结合。

随着北方起源的摆龙、玉龙造型在中原以及南方地区广泛传播，龙文化主导的华夏多文化信仰格局愈发清晰，进而在多元一体文化模式下构成了成熟的早期中华文明。

夏、商、西周时期的龙纹与礼乐伦理建构

夏、商、周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的龙属于夔龙期造型，以商、周夔龙为代表。夔龙纹多出现在青铜器上，龙的特征是鳄头、桃形头或三角形蛇状头，巨口卷鼻，突目双耳，鳄身脊棘，一鸷足，二或四爪。

这一时期的龙综合了多种原龙造型，逐渐过渡到商周夔龙形象，折射出众多邦国和民族在融合过程中兼容并包的文化趋向。

内蒙古昭乌达盟傲汉旗出土的黑陶彩绘龙，已开始展现夔龙期的龙形象。它是距今约３４００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产物，龙为一首二身，龙首侧向左边，有目，下面有两条作“几”字状分开的龙身。

龙首上绘有四道朱色条纹，似是龙鬣的象征，身上有鳞纹。这种夔龙形象具有图案化特点。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址贵族墓中的绿松石龙，由两千余片不同形状的绿松石与有机纤维嵌粘，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上。

龙身卷曲状，巨头、卷尾、凸目、尖鼻梁，龙首呈“臣”字形，是商周青铜器典型的早期兽面纹样。墓主为较高等级贵族，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酒礼器组合在一起，构成独具特质的华夏早期国家礼器群，说明此时龙已成为身份与权势的象征。

夏、商崇龙的祭祀传统一脉相沿，商朝尤为突出。《金楼子·兴王篇》载：“成汤姓子，名履，字天乙。狼星之精感黑龙而生。高天广角隆准，手有纵理，如印绶之文。”

商汤由其母感黑龙而孕，出生后额头宽阔，鼻梁丰隆，具有龙颜之像。《诗经·商颂·玄鸟》中有“龙旂十乘，大糦是承”句，“龙旂”指插在车上绘有龙纹的旗帜，“大糦”指祭祀所用的黍、稷。

龙旗与祭祀相结合，说明龙纹已是商代祭祀礼仪中的重要元素。商代龙纹在宗教与政治生活的应用过程中，逐步定型为夔龙的形象。

它在怪异神兽体态的基础上，采取了多变的纹样风格，相关造型成为商代玉器、青铜器纹饰的时代标志。由于青铜器纹饰铸造工艺不够成熟，商代早期龙纹以玉器为主要载体。

辽河流域原龙纹就多出现在玉珏、玉璧等环形器物上，这些龙纹头部多数大耳无角，但刻有鳞纹或云纹的长曲身躯，带有强烈的“猪纹”特点。

商代中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大大提高，以青铜器为载体的龙纹更加精美瑰丽，样式繁多。以漳水流域原龙纹为基础的“鳄形龙”，两首相对或首尾相接，体态以直体、曲折体为多，频繁出现于鼎、尊、盉、觥等青铜器物上。

以汾水流域原龙纹为基础的“蛇形龙”，呈现“蟠龙”的形式，体长者能围绕头部盘绕数圈，也常见于盘、尊等青铜器物上。

这一时期的龙角有祖形、弯曲形、长尖形等多种，如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龙柱形器，铜龙大张其口，口中所铸上下两排圆孔意为龙牙。

其龙角位于双耳之间，弯曲向后，与夸张的宽大耳廓曲度一致。商代晚期，龙纹极为盛行。其体态十分复杂，有些体、爪、尾部位已经融为一体，难以分辨。

它们基本脱离原龙纹的形态，趋向图案化。如“回顾式”龙纹吸收了兽、鸟的姿态，“双头龙纹”的躯体两端各有一龙头，朝向同一个方向或相互张望。这种龙纹变成了抽象的图像符号，已非真实的动物体态。

上海博物馆藏商代晚期龙纹扁足鼎，下置三个龙形扁足。扁足薄且宽，为三条头上尾下的龙纹。龙面向外，嘴部张开，头部比例较大。

龙躯扁直，两面的龙纹繁密而遒劲，也明显趋于图案化和装饰化。此时玉器上的龙纹多角、耳俱全，大眼巨口，躯体精细繁缛，龙足特征鲜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龙，有圆雕、半圆雕、片状两面雕、璜形以及玦形等十余件，其中最为精致的当属一件圆雕玉龙。

其首部为虎头形态，宝瓶形双角后伏，身躯与龙尾弯卷呈两重内外并列圆弧蟠卷，形制与玉虎接近。

朱熹《周易本义》说：“亢者，过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阳极于上，动必有悔。”亢龙有悔，比喻居极高之位而骄傲自满则不能长久。亢龙有悔也指人要知进退、存亡、得失之理，在进、存、得的时候，还要警醒退、亡、失，这都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观点。

亢龙有悔蕴含物极必反、适可而止的道理，与儒家提倡的忧患意识、中庸思想和处世哲学相一致。《周易·乾卦》还强调潜龙在渊、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等不同状态下的生活智慧，主张以终日乾乾的谨慎姿态待人接物。

这赋予了周代龙文化居安思危、谨慎自省的精神内核，正与周代围绕修齐治平理想而创制的礼乐文化和政治伦理桴鼓相应。

来源：孝艺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