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想要改命有多难

摘要：清晨的风里裹着霜，王二搓了搓冻红的手，把锄头往地上一插，望着自家那亩三分地叹气——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像没吃饱饭的孩子，叶尖还挂着霜，一碰就掉。村东头张地主家的田埂上，已经有佃户在翻土了，人家的地肥得流油，黑土粘在锄头刃上，像抹了层蜜，而自家的地却越种越薄，土

清晨的风里裹着霜，王二搓了搓冻红的手，把锄头往地上一插，望着自家那亩三分地叹气——地里的麦苗稀稀拉拉，像没吃饱饭的孩子，叶尖还挂着霜，一碰就掉。村东头张地主家的田埂上，已经有佃户在翻土了，人家的地肥得流油，黑土粘在锄头刃上，像抹了层蜜，而自家的地却越种越薄，土粒散得像沙子，踩上去都硌脚。

王二摸了摸怀里的户籍册，那是本皱巴巴的麻纸本，边角卷着毛，封面用毛笔写着“永乐二年民户册”，里面“王二”两个字歪歪扭扭，像两条爬不动的虫子。他爹临死前把册子塞给他，手凉得像块石头：“这册子比命还重要，丢了就得去充军。”王二想起去年村西头的李三，逃荒时把户籍册丢了，被县吏抓住，打了二十板子，发配到辽东修长城，至今没回来。在古代，农民的身份不是选择，而是刻在户籍上的终身标签，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人胸口发疼。

王二的户籍册是明代的“黄册”，属于“民户”类别——这是朱元璋定的规矩，把人分成“军户”“民户”“匠户”“灶户”几类，一旦定了籍，子子孙孙都得继承。比如军户要世代当兵，匠户要世代做手艺，民户则要世代种地，连搬家都得申请，不然就是“逃户”，抓回来要坐牢。

其实这规矩不是明代才有的。早在汉代，朝廷就搞“编户齐民”，把每家每户的人口、土地、财产都登记在户籍上，每年核对一次，像看管犯人一样。比如《汉书·食货志》里说，“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不管你种不种地，只要是“民户”，就得交人头税。唐代更严，实行“均田制”，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前提是你得在户籍上登记，一旦逃亡，土地要收回，还要罚做苦役。宋代虽然放松了点，把农民分成“主户”（有地的）和“客户”（没地的佃户），但“客户”还是得依附“主户”，不能随便离开。

王二的爷爷当年是“主户”，有五亩地，到父亲手里变成了三亩——因为父亲给地主当过长工，欠了钱，只能卖地还债。到王二这代，只剩下一亩三分地，还被划成“瘠田”（劣质田），每年交完赋税，剩下的粮食不够吃，只能靠妻子纺线卖钱补贴家用。户籍册上的“民户”两个字，不是身份，是镣铐，把农民锁在土地上，一辈子都逃不掉。

王二的一亩三分地是爷爷留下的，位于村南的坡地，下雨时水土流失，天晴时土地龟裂，种小麦只能收两石，种玉米只能收三石，而张地主家的田，位于村北的平地，浇着河水，种小麦能收五石，种玉米能收七石。张地主家的地越买越多，去年还买了村北赵四的十亩地——赵四因为母亲生病，借了张地主二十两银子，还不上，只能把地卖了，变成佃户，每年要交六成的租子。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这命根子常常被人抢走。汉代的豪强地主，比如南阳的樊家，有“田亩三百余顷”，占了整个县的一半土地，农民只能租他们的地，交五成以上的租子。唐代后期，均田制崩溃，“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比如宰相元载，家里有“膏腴别墅数十所”，占了长安附近的好地。宋代的不抑兼并政策更狠，比如王安石变法时，想通过青苗法抑制兼并，但地主官僚反对，结果“青苗法”变成了“高利贷法”，农民借了钱，利息高达百分之四十，只能卖地还债。明代的藩王更过分，比如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占地两万顷，河南的农民几乎都变成了他的佃户，交租子交得倾家荡产。

王二望着张地主家的地，想起父亲当年的话：“土地是养人的，但养的是地主，不是我们。”父亲当年种了一辈子地，到头来还是穷，死的时候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只能用草席裹着埋了。农民的地越种越薄，地主的地越种越肥，这不是命，是制度的必然——土地兼并从来不是偶然，是朝廷允许的，是地主官僚默许的，是农民逃不掉的噩梦。

上个月，县吏来村里征徭役，要选十个壮丁去修运河。王二被选中了，他哭着求县吏：“我家的地还没种完，要是去修运河，今年的收成就没了。”县吏踢了他一脚：“朝廷的事比你家的地重要，不去就抓你去坐牢。”王二只能跟着去了，修了一个月的运河，每天从早到晚挖泥土，手都磨破了，指甲盖都翻了，回来的时候，地里的麦苗都枯了，妻子抱着孩子哭：“这日子没法过了。”

徭役是农民的另一个枷锁。秦代的徭役最狠，“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修长城、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征调了上百万农民，导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农民连种地的时间都没有。汉代的更赋，比如成年男子每年要服一个月的徭役，不去的话要交“更赋”，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约三百钱），对农民来说，这是很大的负担。唐代的租庸调中的“庸”，是代替徭役的赋税，但如果朝廷需要，还是要服徭役，比如唐玄宗时期，修华清池，征调了十万农民，修了三年，很多人累死在工地上。

王二修运河的时候，认识了邻村的李五，李五说：“我去年修了三个月的长城，回来的时候，妻子已经饿死了，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王二听了，心里发寒，他想起自己的孩子王小牛，才七岁，要是自己死在工地上，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徭役不是义务，是朝廷对农民劳动力的强制掠夺，把农民的时间抢走，把农民的家庭拆散，把农民的希望碾碎。

王小牛今年七岁，看着村里地主家的孩子去私塾读书，羡慕得不得了。每天早上，地主家的孩子穿着丝绸衣服，背着书包，从王二家门前经过，王小牛就站在门口，望着他们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有一天，王小牛说：“爹，我也想读书。”王二叹了口气，摸了摸他的头：“读书要交学费，还要买笔墨纸砚，咱们家哪有钱啊？”王小牛低下头，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字，画的是“田”字，画了一遍又一遍。

科举制是古代农民改命的唯一希望，但这希望像海市蜃楼，看得见，摸不着。唐代的科举需要门第，比如“五姓七望”（崔、卢、李、郑、王）的子弟，不用考试就能做官，而农民子弟即使考中了，也很难得到重用。宋代的科举放宽了门第限制，比如“取士不问家世”，但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民子弟没有钱读书，比如范仲淹的义庄，是少数的例子，大部分农民子弟连识字都难。明代的科举需要参加县试、府试、院试，考中秀才才能参加乡试，而秀才的名额很少，比如一个县只有几十个秀才名额，农民子弟很难考中。清代的科举虽然延续了明代的制度，但文字狱盛行，农民子弟不敢读书，比如“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读书变成了危险的事。

王二的邻居周秀才，是村里唯一的秀才，当年考中秀才的时候，全村人都去祝贺，说他“鲤鱼跳龙门”。但周秀才考了二十年乡试，都没考中举人，只能在村里的私塾教书，赚点小钱，日子过得比王二好不了多少。科举制给了农民改命的希望，但教育资源的匮乏、门第的限制、制度的不公，让这个希望变成了奢望，农民子弟只能望“科举”兴叹。

王二的妻子张氏，是个心灵手巧的女人，纺的线又细又匀，卖得比别人贵。去年，张氏说：“咱们不如把纺的线拿到县城去卖，赚点钱，给小牛买本三字经。”王二犹豫了，说：“商人地位低，要是被税吏抓住，要交很多税。”张氏说：“试试看吧，总比在家穷着好。”

王二带着张氏纺的线，去了县城。县城的集市很热闹，卖什么的都有，王二找了个角落，把线摆出来，刚卖了两卷，就过来一个税吏，穿着官服，指着他的线说：“交税，三成。”王二说：“我赚的钱还不够交税的。”税吏骂道：“不交税就没收你的货。”王二只能交了税，卖了一天，赚了半两银子，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三字经，递给王小牛，说：“给，你的书。”王小牛高兴得跳起来，抱着书跑出去，跟小伙伴炫耀。

但经商的路并不好走。重农抑商是古代的基本国策，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后，地位比农民还低。汉代的算缗告缗，比如向商人征收财产税，鼓励告发商人隐瞒财产，导致商人破产。唐代的市籍制度，比如商人必须登记在市籍里，不能参加科举，不能穿丝绸。宋代的商税繁重，比如“过税”（流通税）和“住税”（营业税），税率很高，比如过税税率是2%，住税税率是3%，但实际征收中，官员会层层加码，导致商人利润很低。明代的海禁，比如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只允许官方的朝贡贸易，导致海盗盛行，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海盗出身。清代的闭关锁国，比如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商人必须通过十三行进行贸易，受到严格控制。

王二的邻居周七，是个商人，卖些针头线脑，去年去苏州卖货，被海盗抢了，货物全没了，回来的时候，妻子骂他：“不如在家种地。”周七说：“种地更穷，要是遇到灾年，连饭都吃不上。”重农抑商的政策，像紧箍咒一样，套在商人头上，让商人变成“过街老鼠”，农民即使想经商，也得背着沉重的枷锁，赚点钱比登天还难。

去年，山东爆发了农民起义，领头的是宋江，说要“替天行道”，杀贪官，救百姓。王二听说了，心里动了动，想跟着去——反正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如拼一把。但妻子拉住他，哭着说：“起义是要杀头的，你要是死了，我们娘俩怎么办？”王二犹豫了，坐在门槛上，抽了一袋烟，想起父亲当年的话：“忍一忍，日子总会好的。”

农民起义是农民最后的选择，但往往是“以卵击石”，代价是家破人亡。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最终被秦军镇压，陈胜被部下杀害，吴广被田臧杀死。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但被诸侯镇压，张角病死，张宝、张梁被杀。唐代的黄巢起义，“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但最终被唐军镇压，黄巢被杀。明代的李自成起义，“均田免赋”，推翻了明朝，但被清军打败，李自成被杀。清代的太平天国起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但最终被湘军镇压，洪秀全病死，李秀成被杀。

王二后来听说，宋江的起义军被朝廷招安了，变成了“官军”，去打方腊，结果死伤惨重，宋江也被赐死。他叹了口气，说：“还是在家种地吧，虽然穷，但至少能活着。”反抗是农民最后的希望，但朝廷的镇压、起义军的内部分裂、缺乏明确的目标，让这个希望变成了绝望，农民起义往往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满地的尸体和破碎的家庭。

王二坐在田埂上，望着远处的夕阳，心里想：“要是有一天，户籍册上没有‘民户’两个字，要是地里的庄稼长得好，要是不用去修运河，要是孩子能读书，要是能做个商人，要是不用怕起义，那该多好啊。”但他知道，这些都是梦，古代农民的梦，像肥皂泡一样，一戳就破。

古代农民改命难，难在制度的束缚——户籍制度把农民锁在土地上，徭役制度抢走了农民的时间，科举制度给了农民希望但又让希望破灭。难在经济的压迫——土地兼并让农民失去土地，赋税徭役让农民破产，重农抑商让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难在社会结构的固化——“士农工商”的四民制度，让农民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上升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