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乞巧节或曰七夕节，与秦人早期祭祖习俗的密切相关。《史记・秦本纪》开篇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处提及的大业，便是秦人的第一位男性祖先，而女修作为大业的母亲，其事迹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
8月22日，在“我们的节日·七夕”讲座上，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逵夫在讲课。崔裕 摄
8月22日，“我们的节日·七夕”讲座上，演员表演开场舞《迢迢牵牛星》。崔裕 摄
●赵逵夫
乞巧节的来历
乞巧节或曰七夕节，与秦人早期祭祖习俗的密切相关。《史记・秦本纪》开篇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此处提及的大业，便是秦人的第一位男性祖先，而女修作为大业的母亲，其事迹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历史情节。关于女修的史料记载，核心仅“女修织”三字，这表明她以纺织技艺闻名。相传女修纺织之时，见玄鸟产卵，吞卵后诞下大业。
此前，学术界对于秦人最早的聚居地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从民国时期一直延续至20世纪50年代。直至秦简中发现早期简牍，其上明确记载秦人由商奄迁至朱圉山。朱圉山位于今甘肃省甘谷县东南部、西汉水上游之北侧。西周初年秦人迁徙至此之后，逐渐从山的阳面向山下发展，而山下即由东向西流的西汉水，其南侧便是今甘肃省礼县东北部、天水西南及西和县北部之地。也即上古西垂之地。
若观察甲骨文与金文中“西”字的形态，其构造为鸟窝之中卧有一鸟，象征天黑后鸟归巢，暗含日落之意。故而，“西”地最初被视为太阳落山之处。秦人定居于此，“西”地亦被称作“西垂”。古人对“西”地记忆深刻，与秦人从山东迁徙至此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诸多文献记载，黄帝、炎帝最早的活动区域亦在渭水、西汉水上游，这进一步凸显了该区域的历史重要性。
今西汉水实质上是古代汉水的上游。清代学者经多方研究发现，上古汉水的上游在略阳以北由于地震被堵塞，直接南下与嘉陵江汇合流入长江；它的最重要的支流沔水独立东流，即现在的东汉水。
秦人迁至汉水上游后，为纪念先祖，将天空中那条由众多星辰组成、形似河流的明亮星带命名为“汉”。《诗经》中便称作“汉”或“天汉”“云汉”，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天河”。许多人疑惑天河为何得名“汉”，实则在上古时期，秦人以其聚居地的水名“汉”为天河命名。在天汉（天河）旁，有一颗特别亮的星，为零等星，是整个北半球第二大亮恒星，秦人将其命名为“织女星”，以纪念始祖女修。
历来七夕节乞巧活动中要敬织女。这实际上是秦人在春秋初年开始东迁之后其祭祖礼俗的遗留。到西周后期，秦人关于女修（织女）的传说同从很早就生活于今庆阳的周人关于其远祖叔均的传说结合起来，形成牛郎织女的传说。如前文所述，秦人最早迁至“西”地，而周人则生活在以陇东庆阳为中心的区域。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后稷是公认的周人始祖，很多上古史籍及《史记・周本纪》中都有记载。其孙叔均首创牛耕技术，用于农业生产。在以石器、木器为主的时代，耕作极为艰难，牛耕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文化与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叔均是首位采用牛耕方法的人物。这对距今3000多年的中华农耕生产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有意义的是：周人学习秦的办法，将天汉另一边的一颗大星（一等星）命名为“牵牛”，以纪念周人这位不凡的远祖人物。
周人聚居在陇东，秦人聚居在天水、陇南一带，周秦文化交融，很自然地形成了牵牛织女传说。加之两地隔河而居的地理特点，便形成了后来牵牛织女隔天河相望的传说情节。
此后，秦人不断东迁，迁徙过程中特意留下部分族人祭祀先祖。在礼县东部有一座祁山，“祁”字左边为“示”字旁。凡“示”字旁的字，都与祭祀有关。右侧为双耳旁；在汉字中，右耳旁象征城邑，说明祁山旁留有一些人一直负责秦人的祭祖活动。由此可见，乞巧风俗与秦人的始祖及秦文化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牛郎织女传说起源于天水以南、西和与礼县之间的区域。天水之名即由“天汉”而来，其地既在汉水（古汉水上游）旁，又同秦人祭祀之地相近（秦史专家祝中熹说，最早的天水之地即今天水镇，在天水西南）。这样看来，在全国各地，唯西和县、礼县、天水的乞巧活动至近代仍要举行七天八夜，便不难理解了。
陇南天水一带的乞巧节习俗
目前，全国范围内乞巧节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是西和县及相邻的礼县。以西和县乞巧节为例，过去参与活动的女性多为十几岁的少女，只是姑娘们一出嫁便再不能参与乞巧活动。
关于乞巧节的准备工作，首先，姑娘们春季要种植凤仙花（又称指甲花），用于七夕节染指甲。其次农历五月初五，在手上系彩丝线带，七夕节前用于接巧，或初七夜用于送巧。
临近乞巧节时，需选定举办活动的场所，通常会选择房屋宽敞、院落开阔且家中有少女的人家，因为乞巧活动热闹非凡，会吸引各地青年男子与村民前来观看。少女们在活动中唱歌跳舞，已婚女性虽不可参与表演，但可前往观看；青年男子与村民前来观看时，部分家长会借此机会为儿子物色配偶，青年男子也会主动与心仪的少女互动。例如，过去有一种带刺疙瘩的植物，有些青年男子会将其扔向心仪的少女，使其粘在少女头发上难以取下，以引起该少女的关注，有意引其追打，以作为试探结识的方式。女孩子如无意则会投去不满的目光。在男女间不能随意接触的封建社会中，这为男女青年的相识及家长对一些姑娘的了解提供了条件。
少女们还要事先相聚编新的乞巧歌词，因为每年的乞巧活动中除演唱旧的歌词外，还要结合当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创作新歌。这一般是些有经验、创作能力强的聚在一起编。活动的牵头者多为少女中具有威信与组织能力的人，由她负责召集众人并筹集活动经费。经费筹集方式灵活，家境困难者可捐赠鸡蛋，家境较好者可捐赠钱财，并无固定标准。
农历六月三十这一天，同一巷道或村庄的少女会请手巧的人制作“巧娘娘”像，较大的村庄有时会制作两尊或多尊，城里则通常每个巷道一处乞巧点，乡下一村一个乞巧点，大的乡镇可能会有两个或三个乞巧点。活动中，年幼的女孩会跟在年长女孩身边观看学习，年长女孩则带领她们完成各项环节，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女孩们的团结协作与沟通能力，也让她们在实践中学习技能。因为每年总会有年龄大些的女孩子出嫁，又有小些的长大参与活动，这在封建社会中实际上成了女孩子办的自修学校。
农历六月当天，少女们会身着新衣排队集合，家长通常会提前为孩子准备新衣服，具体服饰规格需结合家庭实际情况，但总体而言，家长们对此次活动极为重视。少女们制作的“巧娘娘”像为纸质，身着精致的纸糊衣物，脚穿绣花鞋。当晚，便会举行“迎巧”仪式，仪式中主要演唱迎巧歌。
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初七，每日从早到晚，少女们便会聚集在一起，在“坐巧处”（坐“巧娘娘”像的地方），常常有两至五人为一排手托手，一边跳一边唱。这一场景与《西京杂记》卷三载的西汉初期宫廷习俗极为相似——刘邦的爱妃戚夫人组织宫女乞巧，“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可见当时宫女们也是牵手歌舞，边唱边跳。这里我特别说明一下：在西汉初年，即公元前200年前后，西汉宫中七夕节的乞巧活动中已作于阗乐，即举行于阗歌舞。这也可以看出陇右、关中同今新疆文化上之交流。可以说，乞巧节中很早就融入了今新疆的文化因素。
在七月初五或初六，少女们会排队前往附近取水，往返途中全程唱歌，所取水用于七月初七晚上在灯下“卜巧”；七月初七白天，参与活动的少女会共同制作“团饭”，切菜、烧火、擀面等环节均由少女们自己分工完成，年幼的女孩也能在过程中学习烹饪技能。如同一所“自修学校”，让女孩从小学习掌握生活技能。
礼县永兴、西和长道都接近祁山和近几十年出土了大量秦早期礼器的地方。这里的乞巧活动中，七月初七还有礼仪繁杂的“转饭”仪式。这同样有力地说明七夕乞巧活动是秦人祭祖活动的遗留。
在当地传统中，正月拜年多由男孩出面，女孩不参与走亲访友，家中接待客人、倒茶等事务也通常由男孩负责，但在乞巧节期间，家长们会放宽限制，允许女孩们参与各种活动。天一黑，全部女孩子在“坐巧处”院中灯下投芽卜巧，即将所种花、草、豆的叶子或花瓣投在盆子或大碗盛的水中，看倒影像什么。如像剪刀、绣花针、纺锤之类，则视为“得巧”，如像木掀、锄头等，就视为“得拙”。姑娘们是一面唱，一面卜巧，直至半夜。古代也有投针看巧的，但陇南天水一带是投芽卜巧。
接近子夜时分，少女们会抬着“巧娘娘”像前往河边，将其焚烧，焚烧过程中，部分少女会因不舍而落泪。在封建社会对女性自由严加限制的背景下，乞巧节的这几天，成为女孩们接触社会、表达对生活向往的难得机会，乞巧歌中也处处体现着女孩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这一习俗深受普通百姓喜爱。
总体而言，七夕节俗起源于西北，随后向周边地区扩散，其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极为深远。
《诗经》与两汉魏晋诗歌中的牵牛织女传说
在古代七夕节俗的流传过程中，牛郎织女传说在诸多诗歌中均有体现。首先是《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这首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中的“蒹葭”即芦苇，芦苇青翠、白露凝结成霜的时节正是初秋，与七夕节的时间相符；诗中“在水一方”的“伊人”，我认为所指代的便是织女，且诗歌是以牵牛的口吻创作而成。
《诗经・周南・汉广》亦有反映。汉水流域曾有周文王的后代定居于中游地带，其第一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处的“汉”可指地上的汉水，也可指天汉（天河），诗句描绘出汉水（或天河）宽阔难渡的景象。这也是以牵牛的口吻唱的。《诗经・小雅・大东》中也有反映：“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刻画了织女终日织布却因为思念牵牛未能织成布帛的情景；“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也”又说牵牛因思念织女而无心他事。这些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诗歌均反映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元素。
西汉时相关文献中对牛郎织女传说也有反映，如《淮南子》提及“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渡”为引渡之意）。最为人熟知的当数《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此类以七夕与牛郎织女传说为主题的诗词数量极多，我们已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作品，足见七夕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流传之广泛。
“牛郎织女”传说在秦汉文献中的反映
秦代简牍《日书》中记载：“牵牛以取（通‘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不果”意为婚姻中断。但简牍对具体缘由的解读较为简略。即便如此，这一记载仍表明，秦代以前牛郎织女的故事已形成。
《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在咸阳城内开凿一条沟渠，并将其命名为“天汉”。可见，秦人对织女、天汉的记忆极为深刻，这与他们的先祖信仰密切相关——即便迁都咸阳，仍要以“天汉”命名城内沟渠，以此纪念先祖。这一史实可说明两点：其一，秦代时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风俗已十分盛行；其二，该传说与秦人的始祖确实存在关联。
七夕节俗，牛郎织女传说的传播与分化
七夕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不仅传遍全国，从东北到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再到广东、台湾等地均有分布，还传播至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我们收集并分析了这些国家及国内少数民族中流传的传说版本，发现传说在传播过程中，会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与习俗发生一定变化，同时也会因社会发展、地域文化差异而有所调整。
例如，流传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版本中，牛郎与织女会在椰子树下相恋，这与北方无椰子树的地理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在习俗方面，部分干旱地区有七夕储水的传统。最初的乞巧节俗核心是少女学习技艺、祈求灵巧，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习俗存在差异：普通百姓家庭的少女主要学习纺线织布，而古代贵族阶层的乞巧活动则更为繁复。以广东乞巧节为例，当地有“摆贡案”的习俗，少女们用丝线或细铁丝串起精美珠子，编织成各种花样。这一习俗是由客家人传入的。
此外，传说在传播中还会出现情节调整：有的版本会增加“丈母娘考女婿”的情节，设置诸多难题考验女婿，但传说的核心情节始终未变。以东北部分少数民族的版本为例，传说中七仙女洗澡时，金牛星下凡化作的牛会告知牛郎，让他藏起某位仙女的衣服；在北方东北少数民族的传说中，牛郎偷了织女的衣服后藏在粗大的树洞（树窝子）中，这一细节便是结合当地多高大树木的自然环境形成的。
若从古代到当代的时间维度观察，乞巧节俗的变化更为显著。古代最常见的是“浮针乞巧”：七月初七各家会准备一盆水置于阳光下暴晒，夜晚将针轻放在此水面上，若针不沉则寓意“人巧”，若针下沉则寓意“不巧”。唐宋时期则流行“穿针乞巧”，与“浮针”不同，“穿针乞巧”需在月光下进行，能成功穿针者即为“巧”。
尽管乞巧节的细节在流传中变化颇多，但它与牛郎织女传说能传承至今，实则反映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礼教束缚下，仍保留着质朴的文化追求——允许子女参与此类活动，而这一习俗在两千多年的传承中，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社会作用。
牛郎织女传说的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农耕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周边存在部分畜牧文化，但绝大多数地区仍以农耕为主。农耕文化的核心需求是“食”与“衣”，男性负责耕作以保障“食”，女性负责纺织以保障“衣”，“男耕女织” 是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而牛郎织女这两个形象，正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品质不仅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社会文化的核心特征——“男耕女织”，更凸显了传说的典型性与进步性。
牛郎织女传说强调“勤”的重要性，男性需勤劳耕作，女性需勤劳纺织，二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同时，传说还体现了对爱情的忠诚与真诚，牛郎与织女在生活中始终坚守对彼此的承诺，这种忠诚也延伸至家庭关系中——七夕节时，许多文人会写诗寄往家中，以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与真诚的情感，这正是家庭成员真诚品德的体现。
此外，牛郎织女传说还反映了周秦文化的交融与“大一统”观念的早期形态。秦人从山东“奄”地迁徙至西北，在他们的认知中，迁徙所经的广阔区域是一个整体，这一观念最早体现了“大一统”思想，而牛郎织女传说正是在这一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传说的形成也象征着部族、地域、民族之间的团结——周秦文化的融合不仅催生了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俗，更打破了“门阀制度”“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传说中，织女是天帝之女，牵牛是普通农民之子，农民子弟追求天帝之女并最终成功（并非天帝允许，而是织女坚定选择），这一情节表明，织女择偶的标准是“人品”而非“身份”，这一观念即便在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中，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证明优秀文化能够跨越地域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正面作用，助力打破部族、阶层之间的隔阂——只要是真诚的爱情，便应得到肯定，这正是牛郎织女传说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思想。
还需补充的是，周人文化对农耕文明的发展亦有重要贡献。中国大部分地区为农耕区，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定居生活——祖祖辈辈在此居住，不轻易迁徙，这使得 “尊敬长辈”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促进了稳定的亲戚关系与邻里关系的形成。周人文化中“仁义礼智信” 的思想，正是农耕文化的集中体现：“仁”即“仁者爱人”，是对他人的关爱；“义”即承担家庭、社会与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礼”即“礼尚往来”，若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皆能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许多矛盾便可化解；“智”即明智地处理各类事务，以理性应对问题；“信”即坚守信用，无论是个人立身还是社会运转，信用都是重要基石——从事小生意亦需讲信用，无信用者难以维系生意。因此，周人所形成的“仁义礼智信”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周秦文化的交融，不仅催生了牛郎织女传说，也孕育了七夕文化。七夕文化在几千年封建礼教严苛的社会背景下，仍能在民间得以传承，这一现象本身便极具意义。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当继承并弘扬这一优秀传统文化，让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来源：陇南西和发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