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合作战的进展。2006年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联合作战将成为全军计划、准备和训练的标准：“以联合作战为基本形式，解放军的目标是充分发挥不同军种和武器的作战优势。”当解放军理论家们在消化美国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时，一体化联合作战正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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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作战的进展。2006年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联合作战将成为全军计划、准备和训练的标准：“以联合作战为基本形式，解放军的目标是充分发挥不同军种和武器的作战优势。”当解放军理论家们在消化美国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时，一体化联合作战正处于一个密集的理论发展时期。“十一五”初期，许多实地试验、训练和演习集中在联合作战的信息化部分，成为整个五年计划中训练口号的简单表达是“复杂的电磁条件”，这显然是为了模拟美军对解放军提出的信息挑战而设计的。军方在2006年编制了新的战术、技术和程序，并在随后的两年里进行了验证，然后在2008年8月1日或建军节颁布了新的军事训练和评估大纲，新的标准在2009年1月1日在全部队范围内实施，代表的是联合战术、技术和程序的第一次迭代。
这是一个几十年的部队发展计划，目前仍在进行中。虽然五年计划推动了军事预算和时间表，但中国的日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基准。解放军也会得到切实的结果，建立联合作战能力和配套的先进武器系统和平台的总体构想，还不足以使系统焕发活力，解放军一直在改组和改革体制（包括招聘和留用），并进行更加现实的训练来助力于复杂的战争行动。裁减人员（主要是在高级军官），发展专门的士官计划，在征兵过程中，对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视，造就了一支规模更小但受过更好教育的解放军，他们拥有更多操作现代系统的相关技能。解放军还改变了在军事院校系统中对人员进行教育的方式，并通过扩大职业生涯的任务来指导他们的晋升，近年来，一旦他们到达高级军官，解放军目前正在进行的重组正在减少以前地面部队的主导地位，
同时促进加强了海军和空军领导的联合组织的发展，并重新规划军队的后勤和支持系统。最后，自21世纪初以来，多个系列的演习都旨在发展解放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并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其主要的发展来自于强调远距离机动的跨区域演习，即2010年和2013年的任务行动系列和2014年的联合行动，空军和海军的战斗力不再隶属于地面指挥官，作战级指挥，即集团军，从指挥变成了受训练者。如前所述，阻碍解放军在走向联合的道路上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组织上的：直到2016年1月1日，解放军作战部队隶属于军区，根据地理位置，军区既有作战义务，也有行政义务。2016年2月1日军委正式将解散的军区系统替换为五个战区，包括四个主要方向的战区和一个额外的中央战区。战区的改革与几十年来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以提高联合作战能力的努力是一致的，
军区系统的解体至少有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可以在官方出版物中找到，也可以从解放军作战和行政等级重新排序中推断出来：战区改革可以增强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司令部可以加强国家安全决策 ：战区司令部可以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解放军的其他重大改革包括建立解放军火箭部队（原第二炮兵部队）的独立兵种地位；建立战略支援部队，巩固解放军的情报、空间、网络和电子战能力；确定军委各军种的独特作用；并实施对30万兵力的裁减。第二炮兵部队不仅更名，而且更加突出，从一个军事分支到一个全面的兵种，这也延续了十年来解放军导弹部队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提升的趋势。
区域外行动。除了提高解放军在现代战场上竞争的联合作战能力外，消除军区系统的另一个原因是解放军希望完成新的“历史使命”，这促使解放军在中国境内的传统边界之外开展行动。尽管2004年宣布了新的历史性任务的方向，并在2005年作出回应，但十多年后才完成实质性的行政改革，以达到这一目的。在实践中，这些任务包括在利比亚等地开展危机或应急响应工作，在利比亚，海军与空军之间需要一定程度的军种间合作，以协助2011年在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中撤离约3.5万名中国国民。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但海军与空军的参与是极其有限的和外围的。事实上，这次行动的成功来自于所采用的特别解决方案，特别是使用希腊商业航运包租船舶，以及在允许的空域内及时提供包机。简言之，成功源于好运和最后一刻的拼搏，而不是特殊的应急计划。
2011年的利比亚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以及随后美国在应对其他阿拉伯之春危机方面的经验使中国观察人士得出结论，除其他因素外，通过中央协调机构的快速反应和军种间的可操作性是解放军和国家安全架构必须发展的关键要素，尤其是为了保护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这些教训在2015年中国从经历战火中的也门撤离600多名中国公民和大约200名第三国公民时得到了应用。在这次行动中，解放军特别是海军起到了中心和关键的作用，区域外行动的性质凸显了军区系统的一个潜在缺陷，即区域的固定性和区域对“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强调。这两个特点——固定的边界和强调装甲部队的作战，这意味着削弱了空军和海军的作用，而且并未能发展训练和条令来应对领土边界以外的作战行动。因此国防部对“前所未有的全球变化”的预料迫使其转向战区指挥。
中国周边地区的行动。战区指挥系统加上解放军总部的建立，还可以解决解放军的一个公认缺陷：在其周边地区，缺乏有效的战略方向的全职联合规划人员。在各战区司令部联合作战的正式化过程中，解放军将有机会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指挥与控制联合参谋部，负责统一和保持联合指挥的能力。军种间的可操作性本身并不能解决首长知道手下在做什么的能力，而集中作战是一种充分应对需要一个司令部服从于另一个司令部的多地区战斗的一种方法。当解放军在2014年和2015年“跨越”系列演习中与解放军第一支专业假想敌部队对峙时，军区系统的缺陷进一步显现。假想敌部队证明，一旦区域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被模拟假想敌电子战摧毁，区域部队很快就会崩溃。战区指挥系统不能保证能纠正这一缺陷，但有可能获得专门的联合参谋部，专注于联合作战计划，并擅长自动化指挥，
包括传播共同的作战图，这可能有助于回应在“跨越”演习系列（以及其他的演习）中所学到的一些经验教训。前军区体制也助长了【...】。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解放军进行了改革，而且被迫剥离了商业企业和资产，但在那段时期建立起来的行为模式仍然是解放军的一部分，因此，对军区系统进行替换可能是对提高军种间可操作性的补充，甚至是附带的。迫使不同的实体来管理训练，迫使各军种专注于设备开发，并通过将军官干部转移到不同的战区来取代持续的庇护关系，这些都是加强对解放军控制的一种方法，因此，这也提高了由非军事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指挥与控制。与改革相关的可能会具体地打击到与解放军采购过程相关的行为，在采购过程中，可自由支配的采购价格受到操纵，因为一次就会迫使下属从下级人员那里寻找到问题等等，
因此行动也与提高全军干部素质相关，通过在不同战区轮换军官的方式来打破助长某些体制，将使培养一批具有联合和团结协作意识的军官更加重要，但培养这种类型的军官一直是解放军长期面临的问题。最近实施的改变解除了军区，转而支持战区司令部，这也使作战指挥与控制方法合理化，因为战区不再局限于行政边界，而是面向战略方向。
在这个梯队中分配联合部队的规划责任，部分原因是需要将作战控制推向作战空间，以便在现代战争中获得竞争力和取胜。通过在每个战区建立一个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中国还建立了适当的结构，不仅用于管理地区危机和冲突，而且也适用于未来几十年的海外部署。或者，同样的权力重组意味着解放军现在有了一个组织框架，从联合参谋部一级对从五个战区的各种作战力量中抽调的远征军进行集中的指挥与控制。事实上，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加上其最靠近海岸线的反介入与区域阻绝的相对优化，表明解放军最重要的进展将来自为面向海外作战的联合部队装备的发展。反介入与区域阻绝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以及空军和海军的规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系统能力预测到未来：例如，不仅考虑到中国作为航天国家的过去，
而且考虑到它目前在商用无人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方面的趋势，到2040年，天基和战术的情报，监视与侦查将足以定位大批部队，并将这些数据近实时地传送给中国作战部队。由于在亚丁湾的反海盗部署，中国在当地海军力量一直保持了十多年。尽管解放军从未在中国境外驻扎或部署过固定翼飞机，但除了演习或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外，这样做的机制将需要就海外行动的驻扎权和其他权限进行谈判，部署一个移动指挥所，可以有效地指挥和控制一支与有联系的海外部队并有适当的战斗概念。2017年建立吉布提保障基地可能会为解放军在这些地区的首次实际试验提供场地，中国在红海沿岸的基地很可能只是第一个海外保障基地，未来几年还会有更多。最有可能的下一个候选地点则位于印度洋边缘。【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
来源：国际战略对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