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与营国传统——兼论五代宋初东京城规划

摘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受到礼制与军事的双重影响，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营国传统。中唐以来武人握有愈来愈大的政治权力，五代的都城实质上是藩镇割据的中心，都城规划首先考虑军政需求，营国传统乘势而起。为了适应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武官治国的新形势，五代宋初

本文作者武廷海教授

摘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受到礼制与军事的双重影响，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营国传统。中唐以来武人握有愈来愈大的政治权力，五代的都城实质上是藩镇割据的中心，都城规划首先考虑军政需求，营国传统乘势而起。为了适应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武官治国的新形势，五代宋初东京城规划兼顾礼制秩序与军政效果，对营国传统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呈现出新形态，成为“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重要表征。从都城规划看，“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与“营国传统”看似相反，实际相成。如果说“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剧烈起伏的地貌，“营国传统”则是深层埋藏的基岩，二者共同构成公元10世纪中国社会与城市变迁的奇观。

唐宋变革；中世纪城市革命；营国传统；五代宋初东京城；城市规划

一、引言

（一）唐宋变革与中世纪城市革命

自唐而宋，中国社会形态经历了大变化，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说；城市是唐宋社会变化的重要体现，有“中世纪城市革命”说。

20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代是中古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古的开始，中国的中古和近古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宫崎市定列举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认为城市作为中国社会进入近世的重要标志，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特征、城乡商业联系紧密、城市坊市制消失。加藤繁研究唐宋时期坊市制的崩溃、草市的发展及商业组织的“行”等问题，从城市制度层面提出坊市制向厢坊制的转化。伊懋可提出“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表现为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城市化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施坚雅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具体特点为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较为自由的街道规划、城市规模扩张与城外商业郊区发展等。斯波义信提出“宋代经济革命”的概念，除了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外，还发生了显著的城市化。杨宽以都城为切入点，探讨了唐宋时期城市由封闭结构向开放性结构的转变，确定了城市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在五代后周时期，其中周世宗设定的东京改造和扩建原则对唐宋都城的变化具有重大乃至关键性的意义。林立平认为，随着中唐至北宋中期市坊结构向厢坊结构过渡，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组织由封闭结构转向亚开放结构。田银生认为坊制解体、街市繁荣是东京最为典型的城市特征，是东京区别于前代都城的关键，街市是中国古代城市迈入新时期趋于近代化的典型标志。

田银生著《走向开放的城市——宋代东京街市研究》

2000年以来，关于唐宋变革的过程性或渐变性问题得到关注。李孝聪以坊市制的演变为线索，研究唐代坊市制城市从形成到解体的过程，强调城市变革的过程是逐步地、渐进式地进行的。成一农指出，施坚雅“中世纪城市革命”命题在研究时段上缺乏足够的时间跨度，阻碍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宁欣注重唐宋城市经济社会研究的整体性，提倡唐宋城市发展变化的有机衔接与变化。鲁西奇指出，人们在谈论“唐宋变革”时，常常看到是唐宋之间的差异，而忽视了唐宋之间的历史连续性。许倬云指出，唐宋转变不仅是国家层次的主权问题，也牵扯到文化的演变和不同地区文化的面貌。这一重大的转变从安史之乱开始，经过五代以后长期的演变才完成，是多方面的、各种条件的互动，形成了前近代中国的格局。包伟民提倡从整体上认识唐宋城市变革，强调“唐宋会通”，认为中国传统城市在从唐到宋经历了跳跃性发展的同时，由于受到资源等因素制约，在物资供应、卫生防疫、公共安全等方面面临新挑战。

（二）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缺乏与困境

与社会史、经济史、城市史等领域对唐宋之际中国城市及其规划建设的研究相比，城市规划领域的专门研究显得十分缺乏。代表性研究包括，贺业钜认为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是我国古代规划体制演变的转折关键，商品经济力量是市坊规划制度变革的推动者；郭湖生认为，“宋东京是古代都城史上的分水岭，其意义非常重大”。

本文作者等著《中国城市规划史》

然而，如何从城市规划史角度认识唐宋都城市坊规划制度变革，仍然存在较大分歧。贺业钜系统研究了《考工记》“匠人营国”，认为远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国之初，中国即已初步形成华夏城市规划体系（即考工记营国制度），随着社会演进而不断革新和发展，三千年来中国古代城市基本遵循这个体系传统而规划；郭湖生则认为，中国古代都城的规划经验逐代积累，许多措施形制因时因地变异，绝不是由一个先验的模式所规定。许多功能和形制的发展变化，用《考工记》解释不了，强之为解，终究是削足适履，不得要领。

对考工记营国制度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价值认知的冲突，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即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考工记营国制度及其价值，进而对唐宋之际的城市规划进行再思考。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所代表的礼制与兵戎所代表的军事,都是古代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与条件。《考工记》营国制度具有鲜明的礼制色彩，但是以具有鲜明军事性质的“营”“国”名之，说明军事是礼制得以发生的基础与凭借。有鉴于此，本文拟兼顾礼制与军事，从“匠人营国”走向更广阔的“营国传统”，进而剖析五代宋初东京城规划的创新及其时代价值，重新审视“唐宋变革”与“中世纪城市革命”说，揭示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中中国话语的重要性。

贺业钜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二、营国传统及其军事遗痕

（一）经之营之

《考工记》成书于西汉前期，其中包括“匠人营国”在内的基本材料可能源自先秦乃至秦与汉初。与营国传统有关的早期文献材料，以《诗经·大雅·灵台》中“经之营之”最为突出。全诗共四章，首章六句为：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诗中“经始”指文王开始规划建设灵台。文王“经之”“营之”，庶民“攻之”，最终“成之”，文气连贯紧凑，显示了民情踊跃，乐于为文王效劳的情形。

通常认为，“经之营之”中“经”与“营”同义互文，都是量度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经”与“营”都具有鲜明的空间特征。其中，“经之”指居址或设施的方向与位置，古籍中多言“南北为经”，如《考工记·匠人营国》称“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等；“营之”指居址或设施的形态与规模，本义是四周垒土而居，如《说文》云：“营，币居也”，段玉裁注：“币居，谓围绕而居”，桂馥义证：“营谓周垣”，天上有“营室”星，呈方形。

桂馥撰《说文解字义证》

文王“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即“始经营”。接着，庶民“攻之”，并很快“成之”，从空间上看，灵台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蕴？《尚书·周书·召诰》记载成王欲营洛邑，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参考信息：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文中“经营”是太保（召公）的工作，就像《诗经》所云文王“经之营之”，实际上是规划布局；“攻位”是庶殷的工作，就像《诗经》所云庶民“攻之”“成之”，实际上是劳作。《尚书》记载了“攻”的对象是“位”，“攻”的结果是“位”“成”，即《诗》云“成之”，“成”是“位”之“成”。值得指出的是，“位”的本义，按照《说文》的说法，“列中廷之左右，谓之位”，也就是说，是都邑中心或核心，十分关键。周公来观“新邑”，在“郊”与“社”先后进行高规格祭祀，一切准备就绪，“庶殷丕作”，即庶民开始“大兴土木”了。

以“经之营之”为基础，可以重新认识中国城市规划史上著名的考工记匠人营国制度。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

（二）匠人营国

《考工记·匠人》包括建国、营国、为沟洫三个部分，其中“营国”部分开篇两句如下：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第一句是讲“营国”之规模及结构，“国”即王城或国都，规模为方九里的城，每里按300步计，九里合计2 700步；“九经九纬”的方格路网将每边城墙十等分，“朝”与“市”都占有“一夫”之地（即方100步），这是名副其实的“营之”。

第二句讲“经涂”的宽度及布局，“经涂”特指宽九轨的中经线（或中轴线），沿线布局有“祖”（太庙）、“社”（社稷）、“朝”、“市”，很明显这属于“经之”。

在“营国”与“经涂”之后，《考工记·匠人》接着记述“国”的核心部分：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

夏人称“世室”，殷人称“重屋”，周人称“明堂”，名虽不同，实则都属于“位”。

总之，匠人营国主要是利用纵横道路将城市划分为军营般方格形用地，通过功能区布置，特别是“位”的安排，营建一种秩序井然的城市空间。

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

（三）制里割宅

安民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吴越春秋》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自西周至秦汉，都邑人居以“里”为单位，所设长官为“里君”或“里胥”。《汉书·食货志》记载：“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讲究“营城立邑，制里割宅”，实际上将居民纳入户籍管理，与“什伍”制有关，是上古军民合一的产物。南北朝以来，营国传统也影响到城市大规模居民区安排，在北魏平城与洛阳城都出现了大规模连片的军事防卫性的“坊”居形式。关于北魏平城，《南齐书》记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关于北魏洛阳，《魏书》记载：“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这里的“坊”是指四周有墙的居住区，坊墙是用来防备“奸巧”或“奸盗”的空间设施。刘淑芬认为：“为了安置大量迁徙至都城的人民和军队，以及为了加强控制都城内的居民，是中古城市出现大规模城坊规划的主要原因。”针对北魏洛阳城，宿白指出：“里坊的划分，是中原城乡旧制，但这样大面积整齐统一的部署和对里坊这样严格的管理，则为以前所未见。”

隋大兴城传承了北魏洛阳大规模坊居形式。《类编长安志》记载：“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都城建设营建的顺序依次为：宫城安帝居—子城安百官—外郭坊市处百姓。陈寅恪指出：“夫北魏洛都新制其所以殊异于前代旧规之故，虽不易确知，然东魏邺都南城及隋代大兴即唐代长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响。”

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南宋朱熹描绘唐代都邑中的坊：“城中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振城，坊、市门皆启。”

综上所述，中国早期都邑规画形成了以经涂为中轴线，纵横道路网方割，以里坊为基本居住单元的营国传统。营国传统为认识唐宋之际都城特别是五代宋初东京开封城的规划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

三、五代宋初经营东京开封城

开封城始筑于春秋郑庄公时，城名取开拓封疆之意。战国时魏国建都，名大梁。东魏孝静帝营造梁州，城临汴水，周宣帝改为汴州。唐肃宗以后设宣武军于此，汴州成为州军级地方城市。唐代汴州城池依照“子城—罗城”制度扩建，罗城周二十里许。

五代多以东京开封为都。后梁天祐四年（907）首次定都开封，称东都，原东都洛阳改称西都，但是只坚持了一年时间便迁都洛阳；后晋天福二年（937）又以开封为都，称东京，这是开封首次称东京，相应地改洛阳为西京；后晋开运四年（947），后汉都东京。广顺元年（951），后周以东京开封为都；显德七年（960），殿前检点赵匡胤在开封城北的陈桥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王朝并定都开封，号称东京开封府。

后周与北宋定都开封，开展了一系列的规划建设活动，实现了都城规制转型。

宋太祖点检像

（一）后周扩建罗城定军营

后周太祖广顺二年正月，“诏开封府修补京师罗郭，率府界丁夫五万五千板筑，旬日罢。以积年不修，不可通过，兼淘抒旧壕，免雨水坏民庐舍故也”。这次筑城工程量并不大，主要是对周二十里的罗城（后来称为“里城”）修修补补，并疏通壕沟。广顺三年九月在开封设置了圜丘、太庙、社稷坛，《资治通鉴》记载：“帝欲祀南郊……始筑圜丘、社稷坛，作太庙于大梁”；《旧五代史》记载：“三年九月，将有事于南郊，议于东京别建太庙……左宗庙，右社稷，在国城内……”

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因原有罗城空间狭隘，无法应对城市人口与功能增长的需求，周世宗诏令在原有罗城之外修建了新罗城：

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官中擘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

王溥撰《五代会要》

这次“别筑罗城”，是在原罗城外修筑新罗城（又称“外城”），其规模据《宋会要·方域》记载“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值得注意的是，该工程并未将宫室作为主要内容，而是针对城市发展中存在的诸卫军营、百司公署、邸店、工商僦赁、街衢湫隘等问题，由官方进行统一规划，划定军营、街道、仓储、官署、民居等用地空间，拓战军营优先，百姓营造最后。这是在周世宗征战淮南的大背景下匆忙完成的,《宋史·韩通传》记载：“功未就，世宗幸淮上……期以三年，才半岁而就。”

显德三年六月癸亥，周世宗诏曰：“辇毂之下，谓之浩穰，万国骏奔，四方繁会。此地比为藩翰，近建京都，人物喧阗，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近者开广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久成大利。朕昨自淮上回及京师，周览康衢，更思通济。千门万户，庶谐安逸之心；盛暑隆冬，倍减寒温之苦。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

后周奠定了东京城“大内—里城—外城”三重城垣由里而外相套的布局结构。终宋一代，曾对外城进行过十余次不同程度的增修，但是并没有产生结构性变化（见图1）。

图1 宋东京外城之图

陈元靓撰《事林广记》

（二）北宋初年新城里外连营相望

武人治国可谓五代最特殊的现象，影响巨大。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建立北宋，首先要削弱地方割据力量，采用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策略，国都禁军规模扩大，“列营京畿，以备宿卫”。

北宋禁军是国家提供衣食住的募兵，家属一起住在军营中，因此随之而来的是百万人口的粮食供应与居住供给问题。北宋的年漕运量都维持在六百万石，其中四百万石供给禁军及其家属，另外的两百万石则供给东京城里的厢军、工匠，以及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与直接由商人经营的粮食一起供应给东京城的普通百姓。随着城内合适的土地开发殆尽，不得不在城外设置军营。

宋代曾公亮《武备总要·前集》卷六“方营法”：“法曰：诸军逢平原广泽，无险可恃，即作方营。兵既有二万人，已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四军各二千六百人。虞侯两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军及左、右虞侯军别三营，六军分为十八营，中军作一大营。如其不在贼境，田土宽平，每营中间使容一营。如地狭则不得使容一营地。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军。出入右虞侯引其前营，在中央右厢向南，左军虞侯押后，在中央后左厢近北结角。两军虞侯相当状同明。若左虞侯在前即右虞侯在后。诸军并却转其左右两厢，营在四面。各听令依本营卓幕得相统摄，缓急须相救援。若欲得放马其外，营幕即狭长布列，务取其营内宽广，不使街巷狭窄，营外仍置拓队。”所附方营图，形象地展示了方营的空间结构形态特征：中军大营居中（计4 000人），左右有虞侯二军围护各三营（计5 600人），外围左右四军各三营（计10 400人），共计7军19营20 000人（见图2）。

图2 古代军队“方营图”

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前集》

东京城禁军军营，在太祖时代末期有200所左右，太宗时代达到400余所。新城里外，百余万禁厢之籍人口居住，连营相望，堪称盛景。元祐四年（1089），范纯仁奏，畿内保甲，更不教阅。右丞王存言：“京师之地，四达而平，非有重山峻岭之险，金城汤池之固，所以维御四方，威制夷狄，为根本之固者，以营卫严也。庆历、治平间，禁厢之籍至百余万，新城里外连营相望。其后论者以兵冗费广，乃议并营中外禁兵，以五十八万为额，而京师兵籍益削，于是三路添籍民兵，畿内亦置保甲，四时教阅，使人为胜兵，平日不费钱粮，缓急得为武备，此先帝之意也。”张亮等研究北宋熙丰改制前东京禁军军营分布，李合群研究北宋东京城营造与布局，结合考古最新成果，形成《北宋东京城连营相望示意图》如下(见图3)。

图3 北宋东京城连营相望示意图

（三）军事“厢”制应用于城市管理

长期以来，人们热衷于讨论从唐代封闭的里坊制到宋代开放的街巷制的变化，似乎对城市空间管理削弱了。事实上，在“坊”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在“城”与“坊”之间发育了新的城市管理层级“厢”，或者说形成了厢坊制，可以说这是更为本质的变化。

鲁西奇指出，“我们在关注并强调宋代城市中繁华的市井、热闹非凡的瓦肆的同时，还不应忽视同样存在于城市之中的巍峨肃穆的宫禁、刁斗林立的军营以及横行无忌的官兵”。有鉴于此，东京城设立了城市综合管理机构“厢”，并由禁军中的武官主管厢务，厢坊制（“厢—坊”二级）逐渐代替坊市制成为城市的基本管理制度。《宋会要辑稿》记载，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诏改京城内外坊名：“旧城内左第一厢二十坊……第二厢十六坊……右第一厢八坊……第二厢二坊……新城内城东厢九坊……城西厢二十六坊……城南厢二十坊……城北厢二十坊。”后来，由于人口规模继续增加，又在新城外设立了京东三厢、京西三厢、京北二厢和京南厢。

李合群著《北宋东京城营造与布局研究》

东京城的厢制由军队驻屯城市区域的驻军区划演变而来，厢使的管理权是驻军对驻地治安权的侵夺。郭湖生指出，唐代州军治所设子城，已为常规。子城为一州政治核心，政府、廨舍、监狱皆设其间。子城聚一州之精华，军资、甲仗库、公使库（钱帛）、酒库、粮仓、文献档案等皆蓄于此。子城外设罗城。成一农进一步指出，理论上子城在地方城市中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军事防御的需要、中央集权衰落和地方权力的扩张、城市中地方官员组成的相对稳定。中唐以后，部分州府城市及诸节镇治所，“诸军皆分左、右厢，厢各有主帅”，其在城内的屯驻、防守之区亦相应地分为左、右厢，“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兵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而军旅渐有厢军之名”。龚延明研究北宋开封城内外的诸厢及其性质指出，开封城内外诸厢的分划源于五代特别是后周时期禁军在京城的分区屯驻与巡察；太祖、太宗朝，对京城驻军之屯驻及其防务做了一系列调整，逐步形成以马军司管旧城、步军司管新城的格局，二司又分别在旧城与新城内按军队编制，分置左右厢为巡检区，遂形成所谓“四厢主”分巡的局面；各厢主下又分设警巡区，遂形成八厢之制。至真宗时，又于城外增置城外都巡检，与城内“四厢主”并列，其下可能分划为四厢巡区。

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乃至以厢统坊，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北宋晚年,东京出现“坊巷”之称，所谓“坊巷”制就是以坊为名，坊更多的是在街头巷尾以坊额的形式存在，坊与巷日渐混同。

综上所述，五代宋初东京开封城的空间拓展的首要目的是安置军营，形成了新城内外连营相望的格局，城市居民生活空间受军事管理影响形成了厢坊制。事实上，五代宋初东京城规划及其城制也处于营国传统大脉络上，这为重新认识唐宋变革说与中世纪城市革命说提供了可能。

成一农著《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

四、城市规划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

（一）变革与传统相反相成

唐宋变革说主张唐宋之际的革命性变化，唐宋之际作为“中古”与“近古”的分界，五代宋初的东京开封城则成为唐宋变革的特定载体，一些革命性的变化集中体现于都城规划营建上。“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运用西方思想与制度来格义古代中国，这是唐宋变革说独特的学术价值。

营国传统为认识五代宋初东京城规划提供了新视角，所谓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因此可以转化为唐宋之际的营国模式与中唐以前有何差异，以及营国传统在宋以后的都城规划中是否延续与怎样延续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通常将唐与宋看成“常态”，五代则是“变态”“异态”或“畸态”。事实上，所谓五代是指拥兵控有中原地区的藩镇力量，是藩镇发展的高级阶段，后世为了方便整合历史叙述的模式，将中央统一的朝代观套在这个割据的局部地区，五代的逻辑并不是依循朝代更替的方式进行。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说是梁唐晋汉周这五个朝代走马灯似地更替，不如说是武装割据力量搏击而带来严重的分裂。中唐以来武人握有愈来愈大的政治权力，五代的都城实质上是藩镇割据的中心，都城的规划首先要考虑军政需求，营国传统乘势而起，东京开封城于是呈现出新形态，成为所谓的“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的重要表征。质言之，“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揭示了中央集权衰落与地方权力扩张时期中国社会之“变革”，从都城规划看，实际上是营国“传统”之特别表现。

北宋以后，中国都城宏观选址发生了很大变化，主线是在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冲撞与交融中，北京崛起为古代中国后期的重要都城。从唐宋之变的角度看，这是自宋以来的“近古”时期，城市发展受商业化影响显著；从营国传统的角度看，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因俗而治”和汉族传统农业文明“皇权至上”相结合，一方面是北宋东京开封（汴梁）—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的“择中立宫”模式，另一方面是辽上京—金上京—元大都—明清北京的“南北双城”模式，在元大都—明清北京城规划中实现了综合，中国古代都城规划达到了新高度，堪称“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和“古代中国都城发展的最后结晶”。

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唐宋变革与营国传统看似相反，实际相成。如果说唐宋变革或中世纪城市革命是剧烈起伏的地貌，营国传统则是深层埋藏的基岩，二者共同构成公元10世纪中国社会与城市变迁的奇观。

吴良镛著《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

（二）营国传统与中国话语

唐宋变革说特别强调宋以来商品化对城市空间与社会的影响，事实上，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口增加，自唐代中期以来封闭的坊市制度就开始松动，从市外开店到逐步侵街以至出现夜市，但是终唐一代封闭的坊市制度并未彻底崩溃。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导致国家分裂，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文化各领域全面受到军事武力侵夺，都城规划中营国传统特别是军事性的影响凸显。因此，唐宋之际市坊规划制度的变革和街巷制的形成，与其说是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传统城市规划制度进行适应、革新的空间表现，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武官治国的新形势，五代宋初东京城规划兼顾礼制秩序与军政效果，在国家新形势和都城新需求下对营国传统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如果说古代都城规划演变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那么营国传统就像河床，对水流及其行舟方向与速度产生基础性影响。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与“戎”同属治国之需，相互间的消长实以总体上的国家安定为前提，理解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宜乎将“营国传统”而非“匠人营国制度”作为第一义。因此，中国自先秦以来城市规划思想演进的（更准确地说是连续的）图景，就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一些在唐宋变革范式下相对隐而不彰的景观，也有了浮现为迤逦风景的可能。

唐宋变革蔚为大观，实质上仍然以国家统一安定为前提，国家对长期大一统的追求绝不能更改或弃绝，在武力与武人发挥着史无前例影响的五代十国，正是对国家大一统的强烈追求，激发出了无论如何都要改变城市结构形态的强大动力；以五代宋初东京开封城为代表的军事性营建，表面上看是一种“变革”或“革命”，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追求大一统的极致表现。毋庸置疑，相关制度变革关乎礼制，但是提升“兵戎”的作用应该是重要的考量。

郭湖生著《中华古都》

从营国传统看，不宜生硬地套用“中古—近古”模式来解释唐宋时期城市变迁。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当然不乏变革与革命的思想与实践，但是所谓的变革与革命无不以天下大治为目标，追求国家的大一统与长治久安，属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此意义上说，将唐宋截然分为“中古”与“近古”，认为是一种变革或革命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合乎中国营国传统的本相。从营国传统来考察城市规划的历史及其内在的逻辑，古代中国那种以都城为核心包括面广量大的府县城市在内的都邑体系及其规划制度，就有了广阔的重新探讨的空间，可以通向对中国文明更涵容、更丰富的理解。进而言之，建构新理论与新话语体系是中国城市规划史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工作者共同面对的时代挑战。

内藤湖南所生活的时代相当于欧美语言中的modern时代，在日语中一般表达为“近世”时代，他首先把“近世”应用于中国历史，认为唐宋变革是“中古”与“近世”的分界线。这种用西方思想与制度来格义古代中国，以在其中发现“现代性”因素，有其逻辑的合理性，毕竟现代性总体上是西方历史的产物。从中国近代史看，这也是不得不然，似乎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任何格义必须植根于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作整全的认识，本文所提出的营国传统，可以作为唐宋变革说的一种平衡，是努力对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作整全认识的一个尝试。

用匠人营国制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强调了礼制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客观上出现了前述对中国古代城市许多功能和形制发展变化“解释不了，强之为解，终究是削足适履，不得要领”的局面，究其本质，匠人营国制度是一种“祀戎相分”，对“在祀与戎”浑然一体的文明整全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与破坏。相比之下，营国传统则更为强调面向作为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诸思想共同母体的早期文明。

傅佛果著《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形态

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方向是现代化，走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然而，现有的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的叙述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城市的现代化只是现代西方文化外来冲击的结果，仅仅是对“西学东渐”的一种被动反应。其实不然！早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城市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就城市规划而言，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宋、辽、金建筑特征之分析”一节，特别提出后周大梁（东京）的“城市设计”具有近代方法的特征：“后周世宗之筑大梁，实为帝王建都之具有远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点，如‘泥泞之患’‘火烛之忧’‘易生疫疾’‘寒温之苦’，皆近代都市设计之主要问题，其街有定阔，两边五步内种树掘井，修益凉棚，皆为近代之方法。”回顾西方的现代化趋向，也是早在中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萌芽，文艺复兴运动早在13世纪末就开始了，与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

关于营国传统与五代宋初东京开封城规划研究启发我们，要进一步思考“现代化的城市形态”，更准确地说，“现代化的城市表现形态”（the manifesta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cities），而不局限于“现代城市的形态”或“现代的城市形态”（modern urban form）。这很关键，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形态（the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cities）这个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