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神话与祭祀》

摘要：《美术、神话与祭祀》是本很薄的小书，却令人信服地解答了事关中国文明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经济的研究，向上溯源，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交汇，就是：中国文明是怎样开始的，它有什么属性和特征？

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655天

《美术、神话与祭祀》是本很薄的小书，却令人信服地解答了事关中国文明最大的一个问题。对中国古代文化、政治经济的研究，向上溯源，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交汇，就是：中国文明是怎样开始的，它有什么属性和特征？

只守在单一学科领域里，是很难得出完整答案的。这需要整合历史、考古、艺术史、古文字、古地理学、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等各个学科的成果，还要对中西方文明进行横向比较。另外，能给出这个答案的学者，不仅要有广博的视野、深厚的学养、高超的洞察力，还得有权威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标准上来说，本书作者张光直可以说是不二人选了。

张光直是国际知名的华裔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先后担任过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在美任教的三十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学和考古理论研究，享有很高的国际学术声誉。张光直一直倡导以世界性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尤其他在“商文明”“中国史前文明”两方面的研究成就，几十年来仍然没有被超越。

在张光直的所有著作中，他最偏爱的，就是这本只有十余万字的《美术、神话与祭祀》。在研究方法上，这是他跨出专业局限，进行的一次非常有突破性的实验，他说，“我喜欢它，并不是因为它成熟，而是因为它的年轻”。从成就上来说，本书从性质和结构这两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特征进行阐述，是他的毕生学术菁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这是站在学科顶峰的人，才能写就的大手笔。

本书立论宏大，写法却相当简练。这类问题实在太重大了，我可不敢随便发挥。所以，我为你补充了张光直后来的著作，《考古学六讲》《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的内容。这些后来的论证，不仅能完善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而且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形成了下面这三类问题的答案：第一，中国文明是怎样形成的？它和西方文明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第二，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表现在哪里？第三，中国古代的技术、财富、艺术、文字这些标志性文明产物，是如何发展的？

第一部分

说说中国文明的形成和特点。寻找中国文明的起源，先得说清楚：什么才是文明。这个问题，在考古学界也一直有争议。

给文明下定义，有两条主要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成分。然后，在历史中寻找这些成分出现的时期。这等于做了一个假定，就是文明有固定的必要成分。比如，很多考古学家认为，中国文明出现的依据，就是因为具有三个必要成分：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张光直认为，如果这样定义文明，就相当于认为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比较重要，这会产生偏见。在考古发现中，上面说的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三样标志，中国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有；但中美洲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如果用南美的文化史做参照，那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又不合标准。

所以，他主张使用另一种途径来为文明下定义。就是先个别看待每个地区的文化发展史，观察它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飞跃性的、质变性的变化。先根据这种变化来划分阶段和时期。然后，对各个地区的重要发展时期放在一起比较，如果有基本的类似性，就可以得出真正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定义。

这两条途径，可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但后一种方法，无疑更灵活，也更科学。张光直这种调整坐标系的思考方式，对我们也很有启发。

按照社会进化理论，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村落社会、村群社会和国家社会。

单个的村落社会，是古代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到了村群社会阶段，村落间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络。这个时期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分化，村群内部出现了统治者，开始出现对内或对外的暴力冲突，制陶等手工业、专业巫师等社会角色也开始出现。到了国家社会，复杂、固定的人群聚居网络系统已经形成了。在古代中国，统治者的地位由个别宗族占据，通过一个固定的行政机构来管理社会，内部产生了多重统治关系。从这三个阶段来观察，国家社会的演进水平，更符合文明的定义。

还有一种辅助性的观察视角：对许多人来说，文明是一种比较直观的风格，是一种品质。当人们目睹古代埃及人、巴比伦人修建的那些宏伟建筑、巨大的陵墓，看到古代中国的大型青铜器时，会惊叹这真是文明的伟大成就。也就是说，古代的人们到了把巨额财富投入到一件看起来没有实际用场的事情上时，就意味着文明开始了。越浪费，说明这个文明越辉煌。因为它代表着拥有了大量剩余财富，财富又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使他们有奢靡的能力。这说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地区之间能够相互支持辅助，社会运作富有效率。

综合上述观察角度之后，张光直认为：一个古代文明基本成熟的标志，应该具有下面这三对对立关系。第一对是阶级对立的关系，也就是掌握财富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因为经济分层，社会财富才能集中。第二对是城市和非城市的对立关系，因为国家操纵的城市化，地区财富才能集中。第三对是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因为国际间的贸易和战争，更高一级财富和信息才能大规模流通。

用这个分析途径，可以更客观地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锁定在夏商周三代。很多考古学家认为，河南西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朝文明。按照碳-14放射法，这个文化开始于公元前2300年。本书的主要宗旨，不是对时代划分的技术细节，采取的是大体估算：夏朝是公元前2200年—前1750年，这个时期，中国进入了国家社会阶段。商朝是公元前1750年—前1100年，这个时期，已经拥有了完整文明的种种特征。周朝是公元前1100年—前256年，直到周朝后期，还有很多早期文明现象。

张光直说，夏商周的具体起止年代，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张光直对于中国文明的属性和中西文明差异，提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创观点：中国古代保持了一种连续性的文明形态，这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文明形态，实际上是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例外。

这个观点可是太有颠覆性了，为什么呢？在近现代，社会文化思想差不多是单向的：由西方流向东方，以西方判断东方。

这里说的西方文明以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代表，它的特点是：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技术突破，来实现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文化的质变。比如，金属工具出现，生产力发展，贸易扩张，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神权与国家分立，都是促进了西方文明演进的关键节点。

在西方文化里，“文明”的本来含义，就是文雅、精致的城市生活，这与乡村代表的原始野蛮相对。从深层次说，这种城乡对照，就是文化与自然的对峙。西方文明的兴起，采用的也是一种突破自然生态系统、突破旧时代的方式，这被称为破裂性文明。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思·韦伯，都认为这种破裂式方式，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形态，所以，西方学术界把中国古代文明称为“亚细亚式变形”。

而中国文明的基础，是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性的、有机的整体。与文明相关的一切，都在这个框架里相互连接，相互作用。在古人的世界观里，人类与动物连续，地与天连续，文化与自然连续。可以说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这种“连续性”特点。我后面会说到具体的表现。

经过对世界各类古代文明的考察，张光直提出：以中国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连续性文明，才是人类古代历史的发展主流，连续性是全世界大部分早期文化的发展变化法则。比如，在亚洲、美洲的早期文明里，普遍信奉萨满教。他们认为，祖先和神居住在人类社会上层，活人可以经过萨满巫师，以动物或法器作仪式的媒介，和他们取得沟通。在古代中国这一边，是天地、人神、生死分开的上天和祖先是知识和权力的源泉，只有特定的人物，才能充当中介。从主要特征上来看，确实是一致的。

这个观点，对西方为中心的文化观念发起了强烈挑战。它证明，仅仅依据西方经验建立的社会科学法则，并不具备普遍应用性。

第二部分

现在我们能感到这本书的厉害之处了，它正面回答了中国文明起源于夏商周，理由是出现阶级分层、城市化和国际关系。而且，从世界文明起源的高度，讲述了张光直对中国古代的属性的观点。这不是什么文化偏好或者学术定论，而是他由人类考古学的田野工作中得出的推论。

其实呢，上面说得这些，大部分还不是原书内容。我引入它们的原因是，先建立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下面这个问题。中国文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

先放张光直的研究结论：中国作为整体性、连续性的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政治起到了首要的推动作用。各种资源分配，都是由政治决定，而不是由生产力决定——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就是这句了。

文明的最直观标志，就是城市。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古代文明城市不是市场中心，而是政治心脏。夏商周这三代王朝，我们熟悉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家族。关于夏朝的史料比较模糊，据考证，它的建立者是姒（sì）姓氏族。商朝的建立者是子姓家族。我们都知道，三代的政治权力，是在氏族内部传递。王族内部，按照血缘，建立政治结构。城市的出现，就是这种政治结构的衍生现象。

这个标准模式是：王朝都城的统治权，当然要在最高统治者和他的嫡系继承人中间传递。在某个阶段，出于兼并扩张等需要，会让族中一个男子——一般是最高统治者的兄弟、叔伯或堂兄弟——离开王都，到外地去建立一个新城。

这位贵族离开王都时，会携带着这些东西：首先是他的身份和徽号，他对于新领地的管辖权。还有他这个新政治单位的名称。当然，还要带走一批宗族成员，大批人民会跟随他一起离开王都。这或者是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或者是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保卫边境。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要有一套自己的地位符号和道具，既要标明自己的新独立地位，也要建立和王族的联系。以便他在这块新领地上建立次一级的宗族和庙宇，死后把自己的牌位放进去。

从城市设计来说，这些政治功能是城市的首要功能。能够体现这些核心功能的，是宗庙之类的建筑，而不是作为防卫的城墙。所以说，城邑要比城墙重要。这句话我们可得留意：至今，很多考古和历史研究，都以发现城墙作为城市的标志，这就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商朝前期的古代城市，在不需要防卫的地方，完全可能不修城墙，或者只建栅栏。

于是，一个新的支系从此就在这个新城市里繁衍。这座新城的政治地位和仪式地位都要比王都要低一等。按照这个过程，未来还会再分化出第三级、第四级的支系和城市。我把这个过程复述得这么详细，是不是已经唤醒了你的文化记忆：我们中国人的宗族生活观念，是从文明初期一直延续至今的。

中国古代城市从出现起，就和西方城市不同。它不是人口、资本或生产设备自然集中的结果，而是行政网络上的一个结，是领主和他的下属官僚们的据点。在历史考古发现中，商代遗址有几十座，出土的甲骨文中提到的城邑有上千个。千百个点缀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城邑，是一张层次分明的宗族政治权力网。城邑间的互动行为有政治结盟，贸易往来，攻伐交战，婚配结亲，这些互动的总体趋势，是国家和城市的总数在不断减少。

政治推动力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教、法律、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帝王想要维持政治统治，不仅要有血统，还得建立符合天命认可的权威身份，具体方案就是垄断文化、道德、宗教等社会稀有资源。这在古代文明里有很多表现，比如，三代王族的祖先，都被神话描述成了文化英雄，各自建立过像大禹治水这样的伟大功业。

最重要的一环是，统治者独占了天地人神的沟通手段。在上古时期，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巫师的帮助和天沟通。在某些古代典籍里，五帝中的颛顼，也有的记载是周穆王，断绝了这种普遍的联系方式，这被称为“绝地天通”，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件。我们前面说了，在连续性文明的宇宙观里，人的知识来自上天。谁能控制和上天沟通的手段，谁就拥有了关于统治的能力，也就是权力。所以，这种手段必须由帝王亲自掌管。

在夏商周三代，帝王就是巫师的首领。夏禹、商汤这些有名的帝王，都有关于巫术和超自然色彩的传说，他们亲自主持重要的祭天、祈雨仪式。考古学家分析甲骨文上的占卜卦辞，发现商朝的重要占卜活动，都有明确政治目的，一般都在宫廷里举行。当时，商王密切监管着做出政治预言的巫术活动，他还能和神灵、去世的祖先相会。至于其他巫师，都是他的助手，在他的管辖下活动。

除了宗教文化，古代社会秩序也是围绕政治建立起来的。帝王当然是本氏族的族长。而“族”字，在甲骨文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是一面旗帜，下面是一支箭，代表着是家庭氏族的本意，就是一个军事单位。来自氏族的军事力量支持，为统治集团提供了武力支持。族长是它的军事首领，“王”字是由刑具和武器上的图案演变而来。另外，古代的法律，就来自于氏族内的规范和礼仪，这种规范带有军事纪律色彩。

像掌握沟通上天的能力一样，族长还独占了家族内的祭祀权。在各大氏族之上，王要定期巡守，监督各地贵族领主们主持祭祀是否符合规范。《礼记》规定，祭祖不符合规矩，领主就要被贬黜。一个国家的彻底灭亡，也以宗庙被捣毁、祭器被夺取为标志。

我们看出来了，中国古代的皇族宗室制度、天子祭天这些最高规格的宗法和礼仪，是在文明初期就确立起来的。

第三部分

这本书认为，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下面，我们接着来观察一下：在金属工艺、社会财富、艺术、文字这些最重要的文明标志中，这个观察视角又是怎样显现的。

这几个文明标志，可以找到一个共同载体，那就是青铜器。

先来看金属开采和冶炼技术。对以技术革新来推动的破裂式文明来说，合金技术发明，被首先用在了制造农业工具上。这表明在这个形态中，技术对财富的生产和积累起到了主要作用。

然而，在中国古代遗址的挖掘中，青铜农具寥寥无几。当时的农具还是以木头、石头、动物的骨头和角制造的为主。铜都干什么用了？你肯定熟悉，都用来铸造那些在仪式上用的装食物、装酒的器皿和乐器了，每个器皿还都有个对应的字，但是咱们基本上都不会写，是吧？

我们前面说了，王是最大的巫师，掌管着祭祀礼仪。青铜器是了祭祀礼仪的主要道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是鼎，这是王权的象征。周天子的九鼎，代表他可以使用天下各地方国的金属资源，掌握各个国家的沟通天地的工具。我们知道，到春秋中期，周天子的实力已经很弱了，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这时候，新兴国家楚国的楚庄王就公然地向周王的使臣的王孙满询问，这些鼎到底有多大、多重——这就是“问鼎”这个词的起源，代表着不臣之心。王孙满的回答很得体：他说：周王仍然能用这些鼎，和上天保持密切的沟通。相当于说：别看我们家的军事实力不行了，但是道德权威还在，你还不能轻举妄动。你看，围绕青铜器的一切，都关乎当时的政治。

青铜器的另一类主要用场，就是做兵器。即便做工具，也是做木工工具，因为造战车要用到。

《左传》有句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祭祀和打仗，是古代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所以要把稀有的金属资源用在武器和祭祀上。从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政治文化在古代文明里的地位。

青铜器既体现古代的科技，也代表着当时的财富。统治者们获得政治权力，树立了权威之后，财富自然就聚集在了他们手中。聚集完成以后，他们就要开始炫耀和展示了。在学术上讨论早期文明的动力问题，其实就是在讨论古代社会积累、集中、炫示财富的行为，具有什么特征。

对王族来说，青铜器是最主要的财富象征，其他的象征还有旗帜和斧钺，就是礼仪性、装饰性的青铜武器。

在当时的财富构成里，除了青铜器，还有玉器和贝壳制作的钱币。为什么统治者要选青铜器作为代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制作起来非常困难，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考古学界已经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矿井深入地下达到了五十多米，中间有竖井接通。商代都城安阳附近的铜矿和锡矿，当时已经差不多被开采尽了。这可能是导致商朝的王都经常搬迁的原因。像动用民夫和军队开采运输矿石、铸造青铜器，乃至迁都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只有王族才能做到的，所以是最值得炫耀和展示的。

另外，青铜器还是艺术的载体。除了体现工艺水平，上面的图案也代表着当时的艺术成就。这些图案的典型是动物花纹：一类是写实的，像犀牛、虎、鱼、鸟；一类是神话中的造型，像龙、有头无身的饕餮。这些动物花纹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它们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呢？这在先秦古籍里，已经解释过了。先民沟通天地之间，沟通人和神灵祖先，需要巫师施法，在这些巫术仪式上，礼器和献祭的动物是必需品。你看，又是祭祀。或者说，又是政治。政治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就是这样深刻和全面。

说到文明，还有一个必须要谈的，就是文字。我们都听说过这个来自《淮南子》的故事：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就是出现粮食从天而降，鬼在夜里哭泣的怪异现象。

文字出现，为什么闹到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文字的力量，在于它和知识的联系。媒介也是信息的一部分，文字一旦形成，一些东西就没那么神秘了。我们已经提到两次了：古代文明认为，知识是由另一个世界所掌握的，这些智慧通过文字显示给活着的人。所以，文字本身就包含沟通天地的工具作用。在殷商文化里，最早掌握文字的人，是巫师和记录历史的史官。根据考证，最早的史官，也担负着巫师身份。另外，古代文字的形成，有一部分来自各大家族的族徽标志。说到这儿，就很清楚了，文字的形成和传播，也是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

在当代社会，没人会忽视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原来在文明初期，它更加重要。张光直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已经问世了三十多年。除了部分考古发现被刷新，大的架构还没有动摇。他不幸于2001年因帕金森氏症去世。在晚年，他一直怀抱开放态度。他说：人类能认识的真理只是相对真理，这个理论仍然只是假说。科学家所做的，只能是向着绝对真理的目标而去，目前还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给历史搭架子，不能用钢筋水泥，而应该用塑胶。做一个硬邦邦的钢筋水泥般的结论，就会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他希望，2050年的中国考古学，会和这本书大不相同，会有新的材料和理论出来。中国的考古和历史研究，能够对世界历史法则做出更新的贡献。

总结

除了我马上要提醒你记住的要点，张光直的这种科学精神，同样值得铭记。好，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期要点。

第一，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分为村落社会、村群社会和国家社会这三个阶段。文明产生于国家社会阶段，也就是夏商周三代文明。从社会形态来说，这个时期出现了经济阶层、城市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三个重要的文明标志。张光直认为，中国的文明形态是连续性的，这很可能是世界古代文明的主要形态。

第二，中国文明的主要推动力是政治。各种资源分配，不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决定。城市的出现，也不是由于人口、资本或生产的自然集中，而是出于政治结构的需要。文明中的宗教、法律、社会文化发展，都是在政治权威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

第三，中国古代的社会财富、金属工艺、艺术、文字这些标志性文明产物，也都是围绕政治运转而产生发展的。讨论早期文明的动力，其实就是讨论一个社会积累、集中、炫示财富具有什么特征。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个特征，就是各种资源都由政治权力独占和支配。

当然，以上这些观点，是张光直的研究结论，他自己也不认为这就等于定论，他甚至期待这些观点，有被更确凿的考古发现颠覆的一天。

撰稿：贾行家；脑图：西脑图工作室转；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声明：除原创内容特别说明外，推送稿件文字及图片和音视频均来源于网络及各大主流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认为内容侵权，请在文章下方留言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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