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位在《旧唐书》中仅有寥寥数笔的玄武门守将，其墓志残文中 "趋奉藩朝，参闻霸略…… 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的记载，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深水炸弹，炸出了玄武门之变被刻意掩盖的真相。

前些年，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实验室里，一块布满裂痕的唐代墓志残片引发了轰动。当研究员用激光扫描技术穿透千年岁月的侵蚀，"常何" 二字赫然显现。

这位在《旧唐书》中仅有寥寥数笔的玄武门守将，其墓志残文中 "趋奉藩朝，参闻霸略…… 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的记载，如同投入历史长河的深水炸弹，炸出了玄武门之变被刻意掩盖的真相。

这场改写唐朝命运的政变，传统史书多以 "秦王被逼无奈" 为叙事基调。但常何墓志的出土，让我们得以透过权力的迷雾，窥见李世民团队长达三年的精心布局。

据法国汉学家考证，墓志中提到的 "黄金刀" 与 "黄金三十铤"，正是李世民收买禁军将领的重要物证，印证了《资治通鉴》中 "太宗潜引将士" 的记载。

公元 617 年，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或许并未料到这场起义会引发三个儿子之间的血腥争斗。次年称帝后，他遵循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这种权力结构看似稳固，实则暗藏致命缺陷。

太子李建成负责监国理政，齐王李元吉驻守太原防御突厥，而李世民则被赋予征讨四方的重任。从武德元年（618 年）平定薛举、刘武周，到武德四年（621 年）击败窦建德、王世充，李世民的军事天才在战场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唐会要》记载，他 "每战必身先士卒，麾下将士皆愿为其效死"，这种领袖魅力让他在军中树立了绝对权威。

随着战功累积，李世民的声望逐渐超越太子。李渊为安抚他，特设 "天策上将" 一职，允许其开府治事。天策府成为李世民招揽人才的核心平台，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学士在此为其谋划战略，尉迟恭、秦叔宝等武将则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

更关键的是，李世民早在武德七年（624 年）就开始布局玄武门。常何墓志显示，这一年李世民将常何调入长安，赐予黄金刀和黄金三十铤，命其掌管玄武门防务。

这一举措堪称政变的 "先手棋"，因为玄武门是进出宫城的咽喉要道，控制此处即可掌握宫廷主动权。

面对李世民的强势崛起，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史载李建成 "性宽简"，但在权力争夺中，他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

据《新唐书》记载，他联合齐王李元吉，一方面拉拢李渊的后宫嫔妃，如尹德妃、张婕妤，通过她们向李渊进谗言；另一方面试图削弱李世民的势力，调走其麾下将领，甚至计划将秦王府的精兵划归李元吉指挥。

武德八年（625 年），突厥入侵，李渊命李元吉挂帅出征，并调派秦王府的尉迟恭、程知节等将领随军。这一举动被视为李渊对李世民的警告，也让李世民集团意识到危机迫在眉睫。此时，李建成进一步策划 "昆明池密谋"，计划在饯行宴上刺杀李世民，并坑杀其麾下将领。

李渊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始终试图保持平衡。他既不愿打破嫡长子继承制，又不能忽视李世民的赫赫战功。这种矛盾心态在史书中多有体现，《资治通鉴》记载，他曾对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

但另一方面，他又默许李建成打压李世民，甚至在武德九年（626 年）将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府。

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最终激化了矛盾。当 "太白经天" 的星象出现，傅奕密奏 "秦王当有天下" 时，李渊将密奏出示给李世民，无异于将他推向了绝境。此时的李世民深知，若不先发制人，等待他的将是灭顶之灾。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在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人的劝说下，决定发动政变。他首先密召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潜入秦府，制定详细计划。而常何，这位早已被收买的玄武门守将，负责在政变当天打开城门，接应秦王府军队。

六月四日清晨，李世民率领八百勇士，在常何的接应下悄然进入玄武门。他们伏兵于临湖殿附近，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到来。当李建成兄弟觉察到异样，试图调转马头返回东宫时，李世民纵马而出，一箭射死李建成。

李元吉慌乱中射向李世民的箭未能命中，反被尉迟恭射杀。

政变并未因李建成兄弟的死亡而结束。太子府和齐王府的两千精兵闻讯赶来，与秦王府军队展开激战。关键时刻，尉迟恭割下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示众，瓦解了对方的斗志。随后，他又率军入宫，逼迫李渊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

李渊此时正在宫中泛舟，对政变毫不知情。当尉迟恭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闯入时，这位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他下诏斥责李建成、李元吉 "苞藏祸心，阴谋颠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常何墓志的发现，颠覆了传统史书对玄武门之变的描述。它揭示了李世民早在武德七年就开始布局玄武门，通过收买禁军将领、安插亲信，为政变做了长期准备。这与史书中 "被迫自卫" 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

更值得深思的是，李世民对历史记录的修改。据《贞观政要》记载，他曾多次要求查看起居注，暗示史官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进行 "润色"。

这种行为让后世历史学家对唐代官方史料的可信度产生质疑。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初史臣多为太宗旧属，其记载难免有曲笔。"

玄武门之变不仅是兄弟阋墙，更是关陇军事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李世民通过政变清除了李建成的势力，将关陇集团的军事力量整合到自己麾下，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这种权力重构在常何墓志中也有体现，其记载的 "参闻霸略" 正是李世民重构权力体系的缩影。

李渊的平衡术最终失败，揭示了帝王权术的局限性。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嫡长子继承制与功勋集团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的成功，在于他突破了传统制度的束缚，以实力夺取了权力。但这种方式也为后世留下了隐患，唐朝中后期的宫廷政变频繁发生，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玄武门之变的影子。

常何墓志的出土，为研究玄武门之变提供了新的史料维度。它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形成互证，让我们看到历史叙事的多面性。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所言："文物是凝固的历史，常何墓志的发现，让我们更接近玄武门之变的真相。"

同时，这一发现也引发了对历史书写的反思。在皇权至上的古代，史书往往成为胜利者的宣言。李世民对历史记录的干预，提醒我们在研读史料时，必须保持批判性思维，结合多方面的证据进行考证。

巴黎发现的常何墓志，不仅是一块冰冷的石碑，更是一面映照历史真相的明镜。它让我们看到，玄武门之变并非偶然的自卫行动，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李世民的成功，源于他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对权力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人才的有效笼络。

这场政变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历史走向，开创了 "贞观之治" 的盛世局面。但它也留下了道德与权力的永恒追问：在至高权力面前，亲情与伦理该如何安放？历史的真相，又该如何穿越层层迷雾，呈现在后人面前？

常何墓志的发现，或许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随着更多文物的出土和研究的深入，我们期待能更全面地还原玄武门之变的历史原貌，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真相重见天日。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深刻反思。

来源：笑谈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