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7年点了6次名，彩礼为何还是居高不下？

摘要：在当下社会，彩礼已然成为热门话题。据相关报道，在皖北不少地区，彩礼普遍在10万元以上，加上“三金”等费用，累计近20万元；在西部一些农村地区，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需叠加县城房产。

在当下社会，彩礼已然成为热门话题。据相关报道，在皖北不少地区，彩礼普遍在10万元以上，加上“三金”等费用，累计近20万元；在西部一些农村地区，彩礼动辄二三十万元，还需叠加县城房产。

自2019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剑指“高额彩礼”，2024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彩礼新规。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

社会上，有人认为彩礼是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回馈，是必要的礼数；也有人指出高额彩礼加重家庭负担，甚至导致“因婚返贫”，扭曲了婚姻本质。

在农耕文明占据主导的时期，婚姻不仅是男女双方情感的结合，更是家庭之间劳动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彼时，女方家庭因女儿出嫁失去一个劳动力，男方家庭通过彩礼的形式，向女方家庭提供一定的物质补偿。

《礼记》中记载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便是指男方送聘礼给女方，这一礼仪标志着彩礼习俗在古代婚姻制度中的正式确立。

随着时代的变迁，彩礼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演变。从形式上看，过去常见的“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逐渐被现金、房产、汽车等更为直接的财富形式所取代；从数额上看，彩礼金额呈现出逐年攀升的趋势，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

从司法实践数据来看，近年来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有专家提出明确彩礼界定，将给予女方本人的小额礼金排除在彩礼范畴之外，以避免纠纷时退还。

彩礼数额的不断攀升，催生了严重的攀比之风，不仅让彩礼给付方家庭背负沉重经济负担，还为婚姻稳定埋下隐患，甚至引发恶性刑事案件。

2023年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备受关注，彩礼纠纷贯穿其中。习某与女方经婚介相识，交往一个月后，女方提出近21万元彩礼要求。5月订婚宴上，男方支付10万元彩礼和一枚金戒指，并约定退还规则。然而订婚后次日，习某强行与女方发生性关系，女方激烈反抗并报警。法院一审认定习某强奸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其家属上诉。4月16日，大同中院对“订婚强奸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福建闽清县的闪婚夫妻彩礼纠纷同样典型。小李和小张经媒人介绍，相识仅三天便登记结婚，订婚时小李交付17.3万元彩礼及“三金”。因感情不和，小张婚后离家打工，小李发现女方隐瞒婚史、育有子女且背负债务，彩礼多被用于偿还婚前债务。2025年春节后小张再次离家，小李起诉离婚。经法官调解，双方自愿离婚并就彩礼退还达成一致。这起案例表明，闪婚背景下双方了解不足，极易引发彩礼矛盾。

彩礼纠纷频发，本质上是社会观念冲突的体现。部分女方家庭将彩礼视为对女儿养育的“回报”，认为女儿出嫁后对原生家庭照顾减少，需用彩礼弥补；男方家庭则倾向于将彩礼看作新家庭的启动资金，担心高额彩礼会让小两口未来生活陷入债务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