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山文化的认知与传承

摘要：在我的印象中，山东济宁梁山县属于古时黄河冲积平原地带，很多珍贵遗产都埋在地下，加之该县设县晚且变化行政管理范围多，除施耐庵笔下《水浒传》流传的一些故事外，不会再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我的印象中，山东济宁梁山县属于古时黄河冲积平原地带，很多珍贵遗产都埋在地下，加之该县设县晚且变化行政管理范围多，除施耐庵笔下《水浒传》流传的一些故事外，不会再有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乙巳蛇年处暑的前一天，据说也是今年入秋以来鲁西南地区最热的一天，我们一行来到梁山，目睹了县城容貌、基础设施建设的变化，瞻仰了抗日纪念馆，参观了文化博物馆，调研了梁山港营运情况等，一下子颠覆了我对梁山文化的认知。梁山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从史前文化到新时代港航文化，其间的文化现象特色鲜明、线条清晰，具有规律性、衔接性、系统性和一脉相承性，是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堌堆”文化、黄河文化、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和港航文化等难得的资源和素材。

梁山本名“良山”，因春秋时期附近有良邑而得名。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前元十二年）文帝封第二子刘武为梁王，曾猎于此山，死后并葬于山北麓，“良山”遂易名“梁山”。1949年8月，因“梁山”之名，改昆山县为梁山县；1952年春，梁山县隶属于平原省菏泽专区。是年11月，平原省撤销，梁山县随菏泽专区划归山东省；1990年1月，梁山县划归济宁市所辖至今。

从“堌堆”文化看黄河文化

走进梁山县文化博物馆，一眼就看到在玻璃罩里面的两张照片：贾堌堆遗址和青堌堆遗址。这两个“堌堆”遗址属于中国史前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龙山文化遗址，同时下层也包含了更早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堌堆”是鲁西南地区特有的地名，指一种高出地面的土丘。这些土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古代人类长期居住留下的遗迹。

由于黄河泛滥频繁，古代先民为了躲避洪水，会选择在较高的地方定居。正如长江流域一些地区的“土围子”，是为了防止江水浸淹而高出水面的土屏障。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生活，房屋的倒塌与重建、生活垃圾的堆积，使得居住点的地面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这种“堌堆”地貌。因此，每一个“堌堆”几乎都相当于一本记录古代历史的“地书”，文化堆积层非常明显。

梁山县的两个“堌堆”不仅是龙山文化在鲁西南地区的典型代表，其“堌堆”形态本身也是黄河流域下游古代先民适应自然、改造生存环境的独特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考古价值。贾堌堆遗址规模较大，文化内涵丰富。除了出土大量龙山文化和商周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外，还发现了房基、窖穴、墓葬等遗迹。它是研究鲁西南地区文化发展序列的重要地点。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堌堆遗址同样是一处重要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龙山文化遗址，其文化面貌与贾堌堆类似。它也经历了从大汶口文化到商周时期的漫长使用过程，是研究该地区史前文化的重要补充。

从文化角度而言，梁山堌堆遗址与黄河的关系极为密切，体现了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的核心地位。

“堌堆”是黄河冲积平原的馈赠。黄河下游频繁的泛滥和改道，携带了大量泥沙沉积，形成了广袤肥沃的平原，同时提供了水源、渔业及交通资源。为早期人类的农耕和定居创造了理想环境及条件。梁山“堌堆”遗址正是古人为了适应黄河水患，选择在高地上聚居的智慧体现。

“堌堆”本身就是黄河文化的产物。“堌堆”是黄河流域下游人类主动适应黄河泛滥环境的“活化石”，记录了黄河流域人类文化在数千年间的演变与发展，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黄河文化形态”。

“堌堆”是黄河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见证。黄河是一条巨大的天然“文化传输带”，促进了上下游、南北岸不同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位于黄河下游的梁山地区，既是东夷文化的腹地，又受到来自中原等文化的深刻影响。梁山县“堌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必然带有本土文化和黄河上中游流域文化的因素，体现了黄河作为文化通道所带来的融合与创新。

“堌堆”是黄河文化记忆与精神象征。在漫长的历史中，黄河早已超越自然地理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图腾，代表着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包容融合的民族性格。梁山县“堌堆”遗址作为黄河儿女与母亲河互动数千年的实物见证，是这种文化记忆和精神象征的具体承载之一。因此，理解梁山县“堌堆”遗址，必须将其置于黄河流域文明这个大框架之下，它是解读人河关系、理解中华文明在黄河岸边如何孕育、发展与壮大的一个关键文化坐标。

从黄河文化看水浒文化

在梁山县文化博物馆，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我们大致了解了梁山县黄河文化的情况。似乎不解渴，回来后又作了资料查询和思考。深深感到，梁山县黄河文化的特征非常鲜明且独特，它并非单一的黄河文化，而是黄河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水浒文化等多种元素在特定地理和历史条件下交融共生的产物。梁山的黄河农耕文明、多元交融的移民文化与民俗风情，加之波澜壮阔的治黄史诗与梁山人民的奉献精神，似乎与黄河下游河道地区的情况差不多，只是大同小异之分。而如果融入梁山的水浒文化，那将是梁山县黄河文化最与众不同、最具有标志性的特征。

黄河塑造了水浒的舞台。梁山泊本身就是一个位于古济水、大野泽和黄河水系变迁过程中的湖泊沼泽地带。没有黄河的冲击，就没有水浒英雄们纵横驰骋的地理舞台。梁山英雄的核心优势是“水”。“八百里水泊”是他们抵御朝廷围剿的天然屏障。黄河水赋予了梁山易守难攻的地利，也塑造了《水浒传》中阮氏三雄、张横、张顺等一批精通水性的英雄形象。他们的生存、战斗方式，乃至最终命运，都与“水”息息相关。而这“水”的灵魂，正是黄河。

黄河是水浒故事的催化剂。《水浒传》的主题是“官逼民反”。朝廷腐败，奸臣当道，加之天灾、水患，导致民不聊生。像林冲、杨志这样的军官被逼上梁山，而更多的则像李逵、三阮这样在底层挣扎求生的百姓。黄河的肆虐，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使得“逼上梁山”成为一条看似绝路却又合理的出路。黄河文化中的苦难和抗争精神，在水浒文化中得到了极致的文学表达。

黄河魂即水浒魂。黄河的奔腾不息、汹涌澎拜，其“母亲河”的哺育与“患河”破坏的“双重性格”，与水浒文化中“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官逼民反”的反抗精神高度契合。梁山好汉们就像黄河的洪流，试图冲垮北宋末年腐朽朝廷的“堤坝”。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称分银两，这种生活方式本身也是黄河般粗犷豪迈气质的体现。黄河包容泥沙、滋养万物，这种包容性体现在梁山泊的构成上：“一百零八将”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但最终都汇聚梁山，形成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理想国”。这正是黄河“海纳百川”精神的缩影。对黄河“爱”“恨”的二元对立的悲剧色彩，也深深印在水浒文化中。招安的结局，英雄的悲歌，仿佛预示了如同黄河改道般不可抗拒的命运感和悲剧性。他们的反抗最终被主流体系所吞没和利用。正如再汹涌的黄河水最终也要奔流入海，归于“秩序”。

黄河是水浒文化的自然之母、历史之根和精神之魂。它用泥沙淤积出了故事的舞台，用泛滥灾难催化了故事的冲突，更用其磅礴、抗争、包容又悲怆的气质，塑造了水浒英雄的魂魄与命运。

从水浒文化看运河文化

那天，我们进入梁山县文化博物馆时，正赶上《大河之光·梁山县两河文化收藏展》布展，对馆内的“两河”内容是个丰富和补充。应该说北宋时的梁山一带还没有开挖人工运河，只有黄河自然形成的“八百里水泊”。而当时的人工运河为隋唐大运河（亦称汴河），水源也主要来自黄河，虽有“御河”（永济渠）通往河北、山东德州等地，却与“八百里水泊”在主航道不相通。就是说，汴河与八百里梁山水泊虽然流淌的都是黄河水，都有黄河文化元素，但却没有直接的人工开凿的运河渠道相连。

同时说明在小说描写的那个北宋时代，梁山地区还不存在运河文化。然而，《水浒传》成书时的明朝，梁山却早已（在元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即从济宁到梁山至临清的会通河。历史上的梁山水泊逐渐淤积缩小，但其象征性的地理概念（梁山县一带）正好紧邻这段繁忙的运河（会通河）走廊。小说中描绘的“八百里水泊”虽是艺术夸张，但其依托的沼泽、湖泊、河道网络与运河水系是相连相通的。

运河上南来北往的官船、商船、漕船、旅客，以及漕夫、纤夫、流落江湖的壮丁等底层社会人员络绎不绝，包括商业繁荣、市井文化、江湖观念、侠义精神等，作为文学作品的《水浒传》难免不带有京杭运河尤其是梁山段“运河文化”的痕迹，小说几乎完全依赖于京杭运河的传播通道，包括《水浒传》不同版本的出现，其内容都少不了当时运河文化的影子。从这一侧面证明水浒文化与元明清运河文化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甚至是血肉相连的。

梁山县运河文化是中国大运河文化中一个极具特色和魅力的组成部分。它最核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因水而兴，因商而盛，因义而名，文武交融”。

运河与“水泊”交汇，形成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和流经，与古代“梁山泊”水域相交汇，使得梁山段运河（在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以北）是京杭大运河“咽喉”段之一，是漕粮北运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同时又延续了水浒故事中江湖草莽、快意恩仇的水泊文化基因。这种“官”与“匪”、“漕运繁忙”与“江湖结义”的对比与融合，是其他运河段所罕见的。

商埠码头的兴盛，形成商业文化的繁荣性。梁山沿线古老的开河、靳口、安山、寿张等镇曾是著名的商埠码头，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此停靠、交易、补给。北方的山货、药材等，南方的丝绸、瓷器、稻米等在此汇聚转运，形成了繁荣的市场，塑造了梁山人民重商、开放、包容的性格。南北饮食文化也在此交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菜肴和小吃。

“运河开放”与“水浒侠义”碰撞，形成文化气质的融合性。京杭运河给梁山一带带来了交流、开放、商业规则和市井文化，这是一种注重流通、契约和利益的“商业文化”。梁山水浒文化的底色深深烙印着“忠义、豪爽、俠胆、抗争”的精神，这是一种充满野性力量和反抗精神的“江湖文化”。这两种气质看似矛盾，却在梁山有机融合。运河带来了财富和外界信息，滋养了这片土地；而水浒精神则赋予其独特的文化标识和精神内涵。可以想象，古代运河码头上，既有精明的商人拨算盘谈生意，也有豪爽的船工侠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讲述水浒英雄的故事。这种“文武双全”的气质，让梁山运河文化既务实又浪漫。

历史与现代的交织，形成文化遗产的活态性。虽然古运河河道有所变迁，但沿线仍保留着运河古镇遗迹、古桥、闸口等，见证着当年的辉煌。水浒传说、运河故事、传统技艺、船工号子等，通过口口相传和文化活动得以延续。梁山县正在大力挖掘和利用这一独特文化资源，推动“水浒运河”文旅、“运河港航”经济的发展，让古老运河文化为现代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从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看红色文化

梁山抗日纪念馆即梁山抗日歼灭战遗址纪念园，坐落在梁山县水泊街道独山村的“独山”脚下。两个月前，我为写《沿着运河瞻仰抗战英烈》系列，（未到此地）曾根据资料专题撰写了《运河岸边的梁山抗日歼灭战》。这次亲临纪念馆和遗址，感到特别亲切和激动。梁山县作为鲁西南地区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重要的敌后战场，隶属于著名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里的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特点非常鲜明。

“水浒精神”提供了红色文化基因与思想内核。“水浒精神”的核心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团结互助、反抗压迫”。这种深入民间骨髓的文化叙事，为抗战红色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极其肥沃的土壤。在抗战时期，“替天行道”中的“天”从抽象的道义转化为具体的“中华民族”和“人民”。反抗的对象从腐朽的北宋朝廷变为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这种转换顺理成章，使得老百姓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不再是“造反”，而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义举”。水浒好汉的侠肝义胆是民间最推崇的品质，这种品质完美地融入了抗战所需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抗日战士被塑造为新时代的“梁山好汉”，他们为民族大义而战，为保护乡亲献身。这使得参军、支前等行为带有浓厚的侠义色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运河水网”提供了红色文化的战略空间与组织形态。梁山一带（含东平、郓城、巨野、汶上、嘉祥、济宁与梁山临近周边）运河、湖泊区域水网密布、地形复杂，港汊纵横，芦苇荡丛生，这种地形是开展游击战的绝佳场所。抗日武装力量可以利用复杂水网作为天然屏障，神出鬼没打击敌人、转移队伍，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优势难以发挥。著名的“运河支队”、“微湖支队”、“鲁南铁道大队”、“昆张支队”等抗日武装的活动都得益于此。加之抗战武装利用运河航运能力，秘密运输物资、传递情报、转移干部，同时通过对运河的控制切断敌人补给线等，使得红色文化活动范围和组织网络更具有机动性。

“一一五师”将梁山一带打造为“抗战桥头堡”。1939年初，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2000多人组成“东进支队”转战至鲁西平原。3月中旬，进入梁山一带，先在寿张集西面的道沟村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任务，而后陈、罗率部继续东进，留下杨勇带领一个营与鲁西地方武装配合，在郓城、梁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嚣张气焰。6月，中共寿阳东边区县委在梁山寿张集成立，并组建了“寿阳东边区独立营”，随杨勇活动。7月，杨勇所率营扩建为一一五师独立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

8月初，一一五师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采取袭扰诱敌、分割包围战术，利用夜战优势发起突袭，在梁山独山赢得了一场彪炳史册的胜利——梁山歼灭战。这次战斗，歼灭敌人300余人，俘虏鬼子兵24人，缴获野炮2门、92步兵炮1门、机枪15挺、步枪150支，战马50余匹。此次歼灭战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创造的兵力与敌相当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情况下，全歼日寇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此次战斗后的很短时间里，仅梁山和东平湖周边地区就有300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显示出“抗战桥头堡”的作用。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梁山战斗英雄连”的旗帜熠熠生辉。

“人民战争”呈现梁山红色文化的“底色”。一一五师所以将梁山一带作为“抗战桥头堡”，很重要的就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老百姓参军、抗战的热情高。1940年8月，中共鲁西区党委为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决定在东阿、阳谷、寿张、郓城、汶上、东平6县边区结合部建立昆山实验区（梁山县前身）。1941年初，实验区工委改为中共昆山县委。同期，昆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直至1949年8月，昆山县委、县政府宣布改建昆山县为梁山县，县委、县政府分别迁至阎庄村和西小吴村。这一过程显示出人民政权的稳固性。在梁山一带，流传着许多类似“红嫂”用乳汁救助伤员、老百姓冒死掩护八路军战士、母亲送儿上战场的感人故事。梁山县大路口镇有个王芝茂村（清初，因村中出现具有影响力的人士王芝茂，遂以“王芝茂”作为村名沿用至今）。

王芝茂村是抗战时期昆山县(梁山县前身)四个“抗日堡垒村”之一。村内现存万里同志结婚用房、抗日军政大学鲁西分校旧址、中共寿张县委旧址、中共鲁西区宣传部旧址等红色遗址。在抗战期间，该村人口不足250人，却有共产党员24人，有6人参加了八路军，涌现出“山东红嫂”贾桂存等一批优秀党员；为抗日前线提供了4万余斤军粮、10万余斤柴、近3千套军服等物资；为掩护军政干部，提供了大量情报；先后有多名党员和村民遭到敌人迫害，有13人典当了自己的财产土地用于革命事业。该村党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剪断日伪军电话线，破坏日伪军占据的公路，用本村生产的火药制造地雷杀伤、封锁日伪军，并派出人员进入日伪军据点，分化瓦解伪军，诱杀铁杆汉奸等，坚持与日伪军顽强地斗争了8年。

他们把村庄建成了一个敌人永远摧不垮的抗日堡垒。解放战争时期，梁山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进基地和重要依托。在鲁西南战役中，梁山人民踊跃支前，为战役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从运河文化、红色文化看港航文化

当日中午时分，在正如《水浒传》中所引诗句“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感受中，我们一行来到了“济宁港航梁山港”，这真是一个现代化的内河“公铁水”联运大港。跟着解说员的引领，登上瞭望台，梁济运河的波澜壮阔和右岸的龙门吊、集装箱等设备一览无余，停留在河中10余艘两千多吨级的货船倒显得有点渺小。在瞭望台上，讲解员对着大屏幕介绍了梁山港的创建、发展情况，而后又看了煤炭无人装卸区，最后走进全景屏幕的指挥中心大厅。据介绍，济宁港航梁山港有限公司（简称梁山港），成立于2011年12月。梁山港为江北最大的内河港口，位于梁山北的梁济运河右岸、黄河下游经济区内，距瓦日铁路直线距离仅1.8公里，距黄河直线距离10公里。正处于瓦日铁路与京杭大运河的黄金交叉点，且作业区后方与国道、高速公路相连。

梁山港拥有11个2000吨级泊位，配备全国首台接卸C96的双反卸车机，全国最先进的自动化斗轮堆料机、无人值守磅房、LNG车辆船舶，在全国率先建成内河港口第一家指挥中心。2024年，梁山港年度集疏港量突破320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90.8亿元。在指挥中心大厅屏幕上，我们观看了工作人员用鼠标在电脑上指挥无人自动装卸货物的场景。上万吨的煤炭在鼠标的摆动下，几分钟卸载完毕。这真是神话般的操作，使我们面对面地看到了“梁山港航新貌”，充分彰显出运河文化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给港航文化带来的魅力。

传承运河文化之“魂”，当好擦亮济宁“运河之都”品牌的“领头羊”。梁山港的崛起，是让济宁“运河之都”“亮”起来的“底座”和基石。所谓“运河”，关键在“运”。过去漕运是根本，大运河承载了漕运、船帮等不同的流通业态，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现在航运仍然是基础和核心。“运河之都”的亮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河济宁段内河航运的崛起。作为济宁港航支撑的梁山港，要将运河文化传承下来的兼容并蓄、开放通达的胸怀，锲而不舍、滴水穿石的韧劲，精诚协作、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精益求精、匠心独运的工匠精神，作为“灵魂”和统领，以“领头羊”的标准和姿态，积极融入国家“运河全程复航”和“公铁水”多式联运大格局，对接长三角经济带，拥抱全球市场。

赓续红色文化之“脉”，忠诚履行保障物流供应链畅通的初心和使命。融入水浒文化的梁山红色文化，体现出忠诚担当、使命必达的信念，敢为人先、勇于斗争的胆魄，无私奉献、服务大局的境界，军民融合、战备保障的意识。梁山港人要赓续这一红色血脉，在保障物流供应链畅通的使命担当，港航模式创新、技术应用、市场开拓，服务于地方经济整体发展，体现平战结合、应急物流特殊价值等方面，做出应有贡献。

熔铸新时代港航之“神”，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推动港航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传承运河文化，赓续红色文化，决不是说空话、喊口号就能奏效的，必须在实践中打造以“忠义通达，敢闯善创，协同奉献，匠心卓越”为核心内容的梁山新时代港航精神，引导员工切实做到忠诚于发展使命，信守市场规则，拥有通达四海的开放视野；敢于突破旧模式，坚持守正创新，善于解决问题；对内凝聚人心、强调团队精神，对外提升形象、强调服务腹地经济、奉献社会；对技术、服务、管理精益求精，追求行业一流水平。打造梁山新时代港航精神，是一次从历史深处汲取力量、面向未来塑造灵魂的工程。它需要将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推动港航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让古老的运河在新世纪再次焕发勃勃生机，让红色信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