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73年深秋，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默携带相机踏入圆明园废墟。此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十三年，距雨果写下《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已十年。他拍摄的12张玻璃底片，以化学影像的方式定格了这座 "万园之园" 最后的残影。这些经过现代 AI 上色技术复原

1873年深秋，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默携带相机踏入圆明园废墟。此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十三年，距雨果写下《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已十年。他拍摄的12张玻璃底片，以化学影像的方式定格了这座 "万园之园" 最后的残影。这些经过现代 AI 上色技术复原的照片，不仅让我们得以窥见圆明园的建筑真容，更与清宫档案、外国使团记录形成多重互文，构建起一部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录。

照片中的建筑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核心遗存——大水法。这座始建于1759年的大型喷泉群，以巴洛克风格的石龛式牌坊为主体，其精美的雕饰中又融入了洛可可式的卷草纹与贝壳元素，堪称中西建筑美学碰撞的典范。

1860年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圆明园时，大水法因石材建筑的特性幸免于完全坍塌，但精美的铜雕构件被洗劫一空。如今残存的汉白玉石柱虽已断裂，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宏伟轮廓。

照片中的建筑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的方外观，这座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建筑，始建于1759年，曾是乾隆帝宠妃容妃（香妃）的专用礼拜场所。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副使斯当东曾记录：“这座建筑的彩色玻璃在阳光下折射出奇异的光彩，与周边巴洛克风格的喷泉形成奇妙对比。”

1860年圆明园罹劫时，方外观因地处西洋楼景区边缘，部分建筑构件幸免于火焚。现存遗址中，墙面残留的葡萄藤蔓纹样虽经风雨侵蚀，依然展现着精湛的工艺水平。

照片拍摄于圆明园西洋楼花园门前，画面中四位身着西式服饰的外籍人士或坐或卧，神态闲适地倚靠在巴洛克式汉白玉门柱旁。这张由德国摄影师奥尔默（Otto von Möllendorff）于1873年拍摄的珍贵影像。

1873年（同治十二年），清廷为筹备慈禧太后四十寿辰，特拨库银十万两启动圆明园修复工程。据翁同龢日记记载，此次修缮重点包括大水法、远瀛观等标志性建筑，但因经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工程仅完成西洋楼区部分墙面修复便宣告终止。

照片中四位外籍人士的身份值得关注。据考证，他们极有可能是当时在京的外国公使团成员。1873年正值同治帝亲政后首次接见外国公使，奥尔默作为驻华外交使团摄影师，特意选择在圆明园废墟前拍摄外交使节休闲场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西洋楼建筑群遭遇二次劫难。据英军随军记者乔治·林奇记载，联军士兵用炸药炸开残留的汉白玉拱门，将浮雕构件拆解后作为战利品运回欧洲。现存门柱上的多处爆破痕迹，与奥尔默照片中完整的建筑轮廓形成残酷对比。

照片中这座历经沧桑的弧形石屏，正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观水法的核心遗存。这座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监修的汉白玉屏风，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与北面的大水法喷泉群构成了清代皇家园林中最具戏剧性的观演空间。

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观水法石屏风因体量巨大未被整体运走，但浮雕表面的鎏金层被刮削殆尽。1910年，残存的石屏雕花石心被载涛运往朗润园，1977年才回归原处。现存的石屏上仍可见弹痕与凿痕，其中一道长达2米的横向裂痕，据考证是1900年八国联军炮击所致。

照片中的建筑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海晏堂的西立面，这座建筑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其正门外的巨型喷水池与双弧形楼梯，海晏堂坐东朝西，主体建筑呈 “工” 字形布局，正门外的喷水池直径达 30 米，池中央的巨型贝壳形水台中，十二尊兽首人身青铜雕像环列一周。这些按中国十二生肖设计的喷水装置，每两小时依次喷水报时，正午时分十二兽首同时喷涌，形成 “水力钟” 的奇观。

海晏堂的水利系统堪称18世纪的工程奇迹。地下埋设的铜管总长超过5000米，通过 “龙尾车”（螺旋式水车）将水提升至8米高的蓄水池，再通过压力差驱动兽首喷水。据蒋友仁日记记载，整个系统需32名太监昼夜轮班操作，每次喷水持续约45分钟。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参观时，副使斯当东惊叹：“这些青铜兽首的喷水节奏如此精准，仿佛整个水池是架巨型机械钟表。”

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海晏堂的青铜兽首被掠走，喷水装置遭破坏。现存遗迹中，水池中央的贝壳台基残留着固定兽首的榫卯结构，楼梯栏杆的断裂处可见火烧痕迹。

照片呈现的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谐奇趣的南北立面，画面中可见主楼的巴洛克式穹顶已坍塌，屋顶木结构荡然无存，但主体石砌建筑仍保持着大体轮廓，汉白玉廊柱虽伤痕累累，却依然支撑着券洞的优美弧线。

乾隆皇帝常在此处举行「水戏」表演，据清宫《内务府奏销档》记载，每次演出需调用内务府造办处 120 名工匠调试机械装置。当喷泉启动时，水从龙首、狮鹫等108个喷水口喷涌而出，在阳光下形成彩虹。

1860年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圆明园时，谐奇趣因石质结构幸免于完全坍塌，但内部机械装置被拆卸一空。现存影像中，南立面的券洞拱门残留着火烧痕迹，门楣上的鎏金装饰层已被刮削殆尽。更具悲剧性的是，1922年军阀王怀庆为修建私人花园，公然拆运谐奇趣的汉白玉石料，据《顺天时报》报道：「每日出动大车二十辆，将残存廊柱、雕花石屏锯断运走」。这直接导致建筑主体彻底坍塌，仅存部分墙基与散落的雕刻构件。

照片呈现的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谐奇趣的全景鸟瞰图，在德国摄影师奥尔默1873 年的镜头中，已显露出帝国斜阳下的沧桑。画面南侧的椭圆形湖面曾是全园水景系统的枢纽，此时却因长期淤塞沦为杂草丛生的沼泽，与北侧建筑遗存的断壁残垣共同构成了文明崩塌的隐喻性景观。

1930年代，北平市政府曾计划将其改造成「圆明园荷花池」，引种西湖红莲；1958年大跃进时期，这里被填平建造炼钢炉，炉渣至今仍埋在湖底。直到2005年圆明园遗址公园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微生物制剂降解淤泥，才使这片水域重现「半亩方塘一鉴开」的历史风貌。

照片中的建筑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谐奇趣的音乐亭，这座由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设计、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负责机械装置的独特建筑，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

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音乐亭的管风琴装置被拆解运走，现存遗迹中仍可见固定音管的铜质卯榫。1922年军阀王怀庆拆运石料时，发现亭内穹顶的声学浮雕保存完好，这些直径1.5米的凸面石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研究清代声学建筑的珍贵标本。

照片中的建筑是圆明园西洋楼景区远瀛观的南立面，远瀛观曾是乾隆皇帝接见外国使节的重要场所。据《清实录》记载，1793 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此行单膝跪拜礼，乾隆特意安排其欣赏楼前的 “水法表演”—— 由蒋友仁设计的机械装置驱动 64 个喷水口，形成 “水钟”“水瀑” 等动态景观。使团副使斯当东在日记中描述：“皇帝的宝座设在楼前平台，背后的建筑仿佛是凝固的音乐，而面前的喷泉则是流动的雕塑。”

1860 年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圆明园时，远瀛观因石质结构幸免于完全坍塌，但内部的鎏金装饰与机械装置被洗劫一空。现存影像中，南立面的券洞拱门残留着火烧痕迹，门楣上的鎏金层已被刮削殆尽。更具悲剧性的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法军士兵用炸药炸开穹顶，将雕刻精美的石构件拆解后运回巴黎。据英军随军记者乔治・林奇记载：“他们用军刀砍下天使雕像的头颅，将其视为战利品。”

当恩斯特·奥尔默的镜头在1873年定格时，大水法的拱门上还残留着联军士兵用刺刀刻下刀痕，英法联军的暴行，不仅是对一座园林的摧毁，更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公然践踏。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额尔金勋爵备忘录》，1860年10月18日的纵火令竟是为"惩罚清帝背信"。这种充满强盗逻辑的借口，在联军士兵的日记中暴露无遗：法军上尉巴吕记载"士兵们为争夺一个金佛大打出手"，英军第99步兵团的约翰·史密斯在信中描述"我们用火药炸开每一座房屋，就像打开圣诞礼物"。这些行为完全违背了1856年《巴黎宣言》关于战争法的基本准则，就连当时的《泰晤士报》也批评"这是文明国家前所未有的耻辱"。

更令人发指的是文物掠夺的系统性。据《庚申夷氛纪略》记载，联军专门成立"战利品委员会"，将掠夺文物按"皇室珍品""宗教圣物""民间奇器"分类编号。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永乐大典》残页，每页都盖有"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战利品"印章，而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里，75%的文物都有火烧痕迹。这些文物在运输过程中遭遇了二次破坏，法国外交部档案显示，1861年运抵巴黎的青铜器中，32%因海水侵蚀出现不可逆锈蚀。

从文明演进的视角看，英法联军的行为暴露了殖民主义的文明观悖论。当欧洲正在建立现代博物馆体系时，他们却用最原始的暴力对待异质文明。1860年，法国作家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痛斥："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这种批判在163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争与文化遗产白皮书》指出，19世纪殖民战争中被损毁的文化遗产，其价值相当于同时期欧洲所有博物馆藏品总和的3.2倍。

站在人类文明的维度审视，圆明园的焚毁是不可逆转的文明损失。大水法的喷泉永远停止了喷涌，方外观的穹顶再难响起礼拜的钟声，海晏堂的兽首至今未能全部归家。这些文明碎片的缺失，不仅是中国的伤痛，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因断层。当我们在AI修复的影像中看到那些被复原的色彩时，更应牢记：任何以"文明"之名实施的暴行，终将被文明审判。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历史伤痕，永远警示着后世——守护文明，就是守护人类的未来。

来源：历史小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