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两天听说，输出全靠嘴炮的胡塞又一次被点名了，这次行动属于领导先走型。之前美军都毫无办法的胡塞，竟然被小小的以色列拿下。似乎、也许、可能，是真消息。让子弹飞会儿，也许发言人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前。今天继续聊昨天的话题，行动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次行动就不太完美。似乎这

这两天听说，输出全靠嘴炮的胡塞又一次被点名了，这次行动属于领导先走型。之前美军都毫无办法的胡塞，竟然被小小的以色列拿下。似乎、也许、可能，是真消息。让子弹飞会儿，也许发言人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前。今天继续聊昨天的话题，行动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次行动就不太完美。似乎这些失败的行动都有一些共同点，过于轻视对手。将对手降智100%，将自己的智力提升100%。

以色列史学家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7月13日–19日）：空袭和炮火轰击。

炮兵试图找到“真主党”近程火箭的发射阵地；战机则展开了对中远程（按中东标准）的火箭的狩猎。战争的前两天，以色列空军摧毁了公路上的 69座桥梁，实际上切断了黎巴嫩和叙利亚之间的陆路交通。以色列海军舰艇自7月13日起对黎巴嫩海岸实行封锁。道路网络的破坏、贝鲁特机场的瘫痪以及海上封锁，使得从伊朗通过空运或海运向黎巴嫩输送火箭在理论上变得不可能。

第二阶段（7月20日–29日）：继续空袭和炮击，同时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境内展开有限作战。

炮兵和航空兵基本与第一阶段相同。7月23日至24日夜间，“戈拉尼”旅的一个营在第7装甲旅坦克的支援下，进攻了距离边境4公里的宾特朱拜勒镇。该镇是“真主党”的重要据点。围绕宾特朱拜勒的战斗持续到战争最后一天。以色列参谋长哈鲁茨在媒体前解释：

第三阶段（7月30日–8月6日）：地面行动扩大。

以色列向黎巴嫩增派了地面部队。7月30日轰炸贝鲁特导致 28名平民死亡（包括妇女和儿童），引发国际强烈反应。此后两天，以军停止了对利塔尼河以北目标的空袭。

第四阶段（8月7日–14日）：地面部队大规模进攻至利塔尼河，战斗结束。

8月7日，以色列总理和国防部长批准扩大地面攻势，目标是占领黎巴嫩境内直至利塔尼河一线的地区，预计作战时间为四天。8月14日早晨8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压力下达的停火协议生效。在停火生效前15分钟，以色列空军对提尔市东郊实施了最后一次轰炸。

此次进攻自8月11日傍晚开始，动用了 4个师，在坦克、炮兵和空军支援下，并由直升机实施空降。然而进展艰难，并伴随严重的坦克损失：

自1982年以来，以军主要进行的是反游击战，而“真主党”的部队却表现得更像正规军而非游击队。以军对此早已生疏，准备不足：

在宾特朱拜勒的战斗中，一名以色列旅长因一个预备役排拒绝执行命令而将其全体押送入狱。

在向利塔尼河推进的行动中，以军投入了 3万余人，配属 400–500辆“梅卡瓦”坦克（包括最新的 Mk.4 型）。与之对抗的是真主党约 3000–5000 名战士，没有坦克，但装备了“短号”（Корнет）反坦克导弹。

在战斗中，50辆“梅卡瓦”坦克遭到反坦克导弹命中，另有2辆触雷。50辆受损坦克中有21辆被迫退出战斗，5辆完全报废。共有 30名以色列坦克兵阵亡，占以军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总人员损失的四分之一以上。

黎巴嫩，2006年8月

反坦克导弹“短号”（Корнет），黎巴嫩，2006年

以色列国防军在 2006年8月12日 遭受了人员和装备最为惨重的损失。

在 8月11日至12日夜间，一架隶属第114中队的 CH-53“亚苏尔”直升机 被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机上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损失本可能更加严重：该直升机刚刚运送完一支特种部队分队，在从着陆区起飞时被击落。

12日白天，第401装甲旅的一支由24辆“梅卡瓦”组成的纵队进入了 瓦迪·胡杰尔峡谷的狭窄通道。坦克在道路上被人为设置的障碍物阻停后，立刻成为“短号”反坦克导弹小组的靶子。共有 11辆“梅卡瓦”坦克遭到直接命中。

从那时起，阿拉伯媒体便将 瓦迪·胡杰尔峡谷称为 “梅卡瓦坟场”。

瓦迪·胡杰尔，左图为2000年代照片，右图为2024年，“梅卡瓦”再次行进在同一条路上。

被击落的直升机可谓应了那句俗语——“没有不流血的战争”。而在2006年8月12日的战斗中，以色列装甲兵的表现并不理想。以色列专家认为，坦克损失惨重部分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空中支援。

直接的空中支援主要依靠武装直升机。然而直升机隶属于空军，关于谁有权指挥它们，在总参谋部的办公室里曾进行过旷日持久的博弈。最终达成了折中方案：空军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可将单架直升机的指挥权移交给陆军，期限不超过48小时。这种安排颇为特殊。

以色列国防军确实设有“前进空中引导员”体系，但只停留在“机构”层面。引导员虽有配备，却既未在演习中、也未在实战中获得与航空兵协同的足够经验——毕竟在对巴勒斯坦的治安作战中，根本用不到前进空中引导员。结果在7月24日，一名缺乏实战经验的空中引导员竟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引导到本方部队头上。

黎巴嫩最初几场战斗的教训表明，引入 F-16 战斗机执行直接空中支援的必要性。

然而在以色列，关于F-16执行对步兵和装甲兵的近距支援这一主题，始终保持着谨慎回避。军方仅举出两三个事例作为例证，从不提及具体日期、地点、部队和编制。例如：

或许，他们真能“炸中松鼠的眼睛”。但事实是：装甲部队并未从战机那里获得期待中的帮助，F-16飞行员也未对敌方反坦克导弹小组展开系统性打击——而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之前，这样的任务从未交给过他们。

对 F-16 机组来说，首要任务是 消除火箭威胁。

整个战争期间，F-16 和 F-15I 共摧毁了 93套机动“法吉尔”火箭发射装置和 53套固定发射装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尤其是与美国对比鲜明：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两次海湾战争中，都未能成功捕获并摧毁一套伊拉克“飞毛腿”机动发射装置。

在以色列，有人试图将猎杀“法吉尔”火箭与美军追击“飞毛腿”相提并论。但这种类比并不完全准确。美军是在伊拉克西部辽阔的沙漠地区搜寻机动发射装置，这片区域的面积远远大于黎巴嫩。而且伊拉克的技术侦察手段密度也远不如黎巴嫩。

以色列空军司令部深知：在第一次突然打击中不可能摧毁所有火箭系统，因此事先准备了“B方案”，其模式借鉴了美军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实施的计划——即 直接空中支援部队/隔离作战区域。

整个黎巴嫩领土被划分为所谓的 “死亡方格”。这些方格由专门猎杀火箭的双座 F-16 战斗机（通常是 F-16I 型）巡逻。

猎杀小组的机组人员要么利用 LANTIRN 瞄准吊舱系统自行搜寻发射装置，要么接收外部目标指示。外部指示主要以“死亡方格”为坐标的实时视频形式传输，由侦察无人机提供。

在战争最初几天，猎杀机组采用了一种类似美军的武器使用决策程序：开火决定权在地面。

但这一程序在 7月17日 被迫修改：当天一架 F-16 的机组发现了一套伪装成平民汽车的火箭发射装置，却因等待地面批准而未能及时开火。结果该发射装置成功发射，火箭落入以色列境内，造成平民死亡。从此以后，是否使用武器的决定权转交给了猎杀机组自己。

大多数发射装置（约 80%）是在发射后才被摧毁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原因在于：在整个战争中，发现火箭系统的主要手段仍然是 通过无人机的红外设备捕捉正在工作的火箭发动机的热辐射。

在战争初期，发射装置通常在发射后几分钟内就会被摧毁。而到了 8月中旬，从发现火箭发动机点火到实施打击的时间被缩短到了 45–60秒。

能实现如此短的反应时间，部分原因在于黎巴嫩的地理环境：这里不像伊拉克，飞行距离以几十秒计算。地理条件固然重要，但真正的重大成就（毫无讽刺之意）在于：通过优化信息传递流程，使无人机或其他外部来源的情报能迅速传递到“猎杀机组”。

因此，执行巡逻任务的往往是 双座战机，因为副驾驶无需负责飞行操作。经过专门训练的武器系统官员（WSO）面前有一块宽屏显示器，无人机的视频画面实时传输到这里。他能够极为迅速地独立做出决定，无需总部专家介入，完全凭自己承担责任。

F-16I 武器系统官员舱位

以色列空军代表的声明——“到战争结束时，中程和远程火箭机动发射装置的生存率接近于零，几乎每一套发射装置在发射后立即被摧毁”——并非空话。阿拉伯方面的资料显示，从准备发射到真正发射一枚火箭的时间标准是 28秒。不是30秒，而是28秒——这几秒决定了发射小组是生还是死。

“真主党”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天仍在向以色列发射中程火箭。根据以色列方面的统计，在整个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共有 约4000枚火箭落入以色列，其中3700–3800枚是轻型火箭，250–260枚为中程火箭。阿拉伯方面的统计与以色列在总数上基本一致（约4000枚），但轻型与中程火箭的比例有所不同：3300枚对700枚。

在战争前两周，以色列每天平均遭受约 75枚火箭攻击；到了第三周，每天平均达 150枚；最后几天则为 30–40枚。

战争的峰值出现在 8月12日（最后一天）：单日 253次发射。

“真主党”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掌握着火箭攻击的强度，尽管以色列空军、炮兵和地面部队（包括特种部队猎杀火箭发射装置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战果。

火箭袭击造成的损失相对有限：43人死亡，250人受伤，约2000座建筑受损。

但！10万到25万名以色列居民临时离开了家园。

基里亚特-什莫纳（约2万人）、马阿洛特-塔尔希哈（2万人）、纳哈里亚（7万人）和采法特（3万人）——这些经常遭受火箭袭击的城镇，在战争期间一度变成了“鬼城”。

其中，基里亚特-什莫纳遭到 1012枚火箭攻击，纳哈里亚 808枚，马阿洛特-塔尔希哈 642枚，采法特 471枚——合计占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总数的 74%。海法也一度空无一人。

即使落入田野的火箭也造成破坏：夏季+干草+火箭 = 火灾。

这些 无制导火箭精度极低。

“真主党”对以色列的火箭攻击目标是居民点等面状区域。

军事设施自然是“哈马斯”火箭手的理想目标，但在此次战争中对以色列军事基础设施的攻击尝试并未成功。

在采法特，居民区内设有以色列北方司令部的司令部。对采法特的火箭打击，本质上与以色列空军对达希耶的轰炸并无区别，唯一差别在于“真主党”的火箭缺乏GPS制导，其低精度只能靠数量弥补。

几枚火箭落在采法特附近的梅龙山一带。山顶设有以色列空军负责北部战区的指挥所，从这里对以色列航空兵在黎巴嫩上空的行动进行指挥。

米格达尔-哈埃梅克镇在7月22日、8月4日和8月6日三次遭到火箭攻击。该镇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境内有 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

驻扎在此的第109、第110和第117中队飞行员，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共执行 3000架次战斗出击，占以色列空军全部战斗出击次数的四分之一。

“真主党”的火箭未能像以色列摧毁贝鲁特机场那样瘫痪这座基地。

以色列空军对达希耶的空袭造成了 20–3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而事前的推算中，平民死伤人数可能高达 300–400人（数据来自以色列方面）。

而“真主党”的火箭——在整个战争中共造成 43名以色列人死亡。

相比之下，在黎巴嫩，平民死亡人数为 1000–1200人。

“真主党”的损失，根据以色列方面的评估为 500–800名战斗人员，而“真主党”自己公布的数字仅为 81人。

这一数字甚至少于以色列国防军自身的官方人员损失：118名士兵和军官。

贝鲁特，2006年夏

实际上，以色列空军摧毁的并不是官方宣布的 93 个机动发射装置和 53 个固定发射装置，而是更少。官方数据是根据飞机机载搜索/瞄准设备的录像进行统计的，但这些录像并不能 100% 保证目标确实被摧毁。

战后，以色列国内展开了相当专业的讨论，焦点在于如何评估对敌方造成的实际损害。讨论的基点是：官方的空军战果是真实的，但仅靠机载瞄准录像来评估摧毁效果则存在疑问。

此外，“真主党”还经常进行 模拟发射：在卡车的车厢内点燃轮胎，假装成火箭发动机的尾焰——伪装成“自卸车发射架”。这一方法十分有效，因为 F-16 的武器系统官员通常只有 10–20秒来决定是否开火，没有时间去细辨车型和火焰特征——“像是火箭发射，那就打”。

虚假火箭阵地，黎巴嫩，2006年。背景中可见“真主党”的旗帜。

即便官方统计结果被夸大了一倍（可能性不大），猎杀火箭系统的行动仍然具有极高的效率。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 火箭运输网络的破坏 上。

空军几乎完全瘫痪了黎巴嫩与叙利亚之间，以及黎巴嫩南北之间的高速公路干线交通。

然而，火箭运输仍然通过大量小路进行。虽然运送变得更加困难，但以色列并未能彻底切断这些“补给渠道”。

猎杀火箭的成功，反而印证了以色列军中原本流行的一种观点：空军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

整场战争中，以色列人最头疼的仍然是 “喀秋莎” —— 口径 107 毫米和 122 毫米的小型火箭。

空军对此无能为力，也没有被赋予清剿任务，因为 从喷气机飞行高度根本不可能发现小型火箭的发射阵地。

飞行高度非常高。

“真主党”拥有大量 便携式防空导弹（ПЗРК） 和 小口径高射炮。

以色列空军司令 埃利泽·什凯迪少将 下令喷气机飞行员不得低于 3000 米 作战；但该命令不适用于直升机。

“真主党”若能击落一架 F-16 或 F-15，必然会被利用作大规模宣传。

实际上，F-16 的作战高度通常在 4500–5000 米，完全超出 ПЗРК 和小口径高射炮的射程。

在整个战争期间，地对空导弹（ЗРК）仅仅有一次表现：7月29日，叙利亚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 “苍鹭”（Heron）无人机，该机当时正在搜寻运载火箭的车辆。无人机闯入叙利亚领空，结果被击落。

F-15I 和 F-16I 在 电子对抗系统与防御手段的复杂程度和种类 上，至今在世界战术航空领域仍然首屈一指。

然而，即使如此先进的系统，也无法保证 100% 防御 ПЗРК 的攻击，而面对小口径高射炮更是无能为力。

因此 3000–5000 米的最低作战高度限制，几乎成了所有“反游击型冲突”的通用标准。

以色列特种部队的实战经验表明，想要发现“喀秋莎”的阵地，有时必须亲自踩到伪装发射井的盖子上。

试图依靠飞机光电瞄准系统从 3000 米高空寻找这种阵地——几乎不可能完成。

2006 年，以色列自 1973 年以来，首次不得不认真考虑 敌方飞机（包括无人机）进入本国领空的可能性。

直到 2005 年，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地区唯一实际使用无人机作战的国家。

这种“垄断”被“真主党”打破，而实际上是被 伊朗 打破的。

2005年4月，一架 “阿巴比尔”（Ababil）无人机 —— 伊朗制造，但名义上装备于“真主党” —— 毫无阻碍地进入了以色列领空，并同样毫无阻碍地飞出。

“真主党”随后公布了一段 9分钟的“阿巴比尔”飞越加利利地区的录像。

在黎巴嫩，这被渲染成一次“辉煌的胜利”；而在以色列，则引发了一场轰动性的丑闻。

伊朗测试中的无人机“阿巴比尔”。

尚不清楚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何时开始执行空中战备巡逻，但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时，这种巡逻已经在进行。战斗空中巡逻的战机整天在地中海上空待命。巡逻并非徒劳——F-16击落了两架“阿巴比尔”无人机。

第一架无人机被以色列雷达在阿卡市附近的海域发现。该无人机以约37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约300米高度飞行，航向海法。位于梅龙山的指挥所指挥一架F-16战机前往拦截无人机。飞行员在平行航线接近“阿巴比尔”，从100度角——几乎是背向半球——发射“响尾蛇-4”空空导弹。目标被摧毁。无人机残骸落入海中，部分被以色列潜水员打捞上岸。从无人机被发现到被击落，拦截用时不足十分钟。

直到2006年8月7日，以色列空军指挥部仍不确定“响尾蛇-4”导弹的红外制导头能否锁定热特征低、类似“阿巴比尔”这样的无人机。现在，这一疑虑已消除。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飞行员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头盔瞄准具，因此才能在“非传统”角度下击中空中目标。

不过甜中带苦——以色列飞行员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击落无人机的人，而是第二个。第一人的“首夜权”属于伊拉克空军的米格-25拦截机飞行员，他在2003年击落了美国空军的RQ-1无人机。

F-16C Block 30（第110中队，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装备的“响尾蛇-4”导弹。

第二架“阿巴比尔”于8月13日被击落。

在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著作中，无人机被击落的功劳归于驻扎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的某个中队的一架单座F-16C Block 30。然而，媒体上曝光的是来自第109中队的双座F-16D Block 30编号074，这架飞机机头上标记了2006年击落无人机的标记——红白相间的圆徽，中间是白色底上的黎巴嫩雪松。

第109中队F-16D Block 30编号074，机头标记着2006年击落的无人机。

两架无人机并非携带摄像头，而是搭载了高爆炸药。在以色列，“阿巴比尔”无人机被戏称为“穷人的巡航导弹”。两架无人机被轻松击落的事实，反而给以色列空军带来了麻烦。几年后，这些“穷人的巡航导弹”变成了威胁，其危害丝毫不亚于“法杰尔”导弹。

以色列空军上校罗恩·提拉（Ron Tira）总结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结果，他曾直接参与空军作战计划。以下引用提拉的著作内容，概述了以色列国内外许多知情人士对战争结果的总体评价：

以色列议会专门成立的委员会对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武装力量的行动进行了分析。委员会对陆军颇有微词：陆军指挥官与空军指挥层相比，对自身装备了解不足，不擅长在战斗中使用技术和战术创新，最终也没有做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准备——即便敌人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委员会对海军也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

但对空军，则没有任何批评。完全没有。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英雄——F-16I、F-16D Block 40 和 F-15I，照片拍摄于2006年12月。

以色列空军的问题在于高估了自身能力，并盲目遵循美国的“效果导向作战”（EBO, Effects-Based Operations）理念。

在以色列武装力量中，空军/航空航天军（ВВС/ВКС）占据特殊地位。军事航空的“特殊性”最能体现的是其资金投入：在不同年份，空军/航空航天军占国家军事预算的比例在30%至50%之间；除了以色列，没有任何国家的空军能自豪地达到这样的资金份额。

将中将飞行员达恩·哈卢茨（Dan Halutz）任命为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应被视为对空军的政治示意。哈卢茨成为继海姆·拉斯科夫（Haim Laskov）之后的第二位——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由航空兵出身掌管以色列全军的总参谋长。拉斯科夫在1958至1961年担任总参谋长，时间久远，以至于即便在以色列，许多人也认为哈卢茨是第一位航空兵出身的总参谋长。哈卢茨于2007年1月离开总参谋部，绝非出于个人意愿。此后，总参谋长职位由特种部队出身的军官担任——伞兵、破袭手、军事情报人员以及一名坦克兵。

以色列空军司令少将达恩·哈卢茨（Dan Halutz）在F-16飞行后。

哈卢茨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2023年，在以色列军队入侵加沙之后，他作为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建筑师”表示：

在2006年，哈卢茨、奥尔梅特（Olmert）和佩雷茨（Peres）都没有对胜利的样子有明确概念。难道单纯以“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算作胜利吗？今天停止了，明天又会恢复。

EBO（效果导向作战）概念把削弱敌方抵抗能力作为核心，通过摧毁物流网络、武器库及消耗品，破坏指挥与通信系统，以及物理消灭高级将领来实现目标。没错，这是著名的间接行动战略。

美国军队在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完全遵循了EBO概念。在以色列，同样是哈卢茨，受到了2003年对萨达姆军队闪电击溃的启发。但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击溃”——伊拉克军队只是被“软化”，随后在“艾布拉姆斯”坦克的第一轮炮击下四散而逃；当然，这有夸张成分，但大体上是正确的。以色列国防军观察了正规国家军队的快速溃败，却忽略了随后可能发生的无休止战争——无论是游击队、恐怖分子，还是准正规军队——在国家有效力量缺失的情况下。这正是以色列在黎巴嫩面临的战争。对胜利方式的理解是错误的，胜利本身的概念也不明确。

以色列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没有取得胜利。同时，也不能说以色列遭受失败。尽管如此……哈卢茨在2023-2024年就内塔尼亚胡政策和加沙事件发表的言论，使他在公众或媒体中树敌颇多。记者给这位退役将军贴上了“输掉黎巴嫩战争的将军”的标签。

在整个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空军喷气式战机执行了11,600次作战飞行，平均每日飞行强度为340次出动。共打击目标7,732个，其中约一半是在夜间攻击的。

攻击机和作战直升机共使用了24,000枚航空攻击武器（导弹、制导炸弹和普通炸弹）。相比之下，国际联盟在“伊拉克自由行动”21天内使用了29,500枚弹药。以色列空军日均投放/发射705枚炸弹或导弹，联盟空军日均为1,340枚。在攻击机和直升机数量上，联盟空军远超以色列空军不止两倍。

“地狱火”导弹仅由直升机使用，炸弹仅由飞机投放。飞机投放的弹药占总使用量的87%。

高精度武器（制导炸弹和可调节炸弹）占比达到36%，高于以色列参与的任何以往武装冲突。使用最多的是907公斤自由落体炸弹Mk 84。真主党试图通过发射数量弥补非制导火箭的精度不足。以色列利用集束炸弹CBU-58和CBU-71尝试弥补侦察难以发现“喀秋莎”发射阵地的不足。集束炸弹的使用量出乎意料地高，否则也不会被紧急列入向美国申请的武器清单中。

F-16战机通常挂载两枚907公斤炸弹，或四枚227公斤炸弹和三枚辅助油箱。5R挂点下方的进气口通常挂载LANTIRN制导吊舱。空空导弹实际上并非必需，因为敌方战斗机威胁基本不存在。然而两枚AIM-9仍然挂在翼端挂点或外侧挂点。已公开的2006年夏季F-16I作战出动前照片显示，没有挂空空导弹。

战斗空中巡逻的战机每架挂载四枚“响尾蛇-4”导弹，未挂炸弹。

F-16C Block 30（第110中队，2006年7月至8月）

作战载荷：两枚907公斤JDAM炸弹、两枚AIM-9空空导弹、三枚外挂油箱（PTB）。未挂载侦察/瞄准吊舱。

F-16D Block 40（第105中队，2006年7月至8月）

作战载荷：四枚227公斤炸弹、两枚AIM-9空空导弹、三枚外挂油箱。在进气口下方挂载LANTIRN制导吊舱。

F-16I（2006年7月至8月出击前）

作战载荷：两枚907公斤JDAM炸弹、LANTIRN制导吊舱、三枚外挂油箱。

据已知情况，F-16和F-15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未执行过空中加油任务，因为飞机作战半径较短。单次作战飞行时间为45分钟到1.5小时，对于这样的任务，F-16仅靠内置油箱和两枚外挂油箱的燃油即可完成。

战争期间，以色列空军共损失四架直升机和一架固定翼飞机。

F-16I Block 52 编号489（序列号00-1045）

2006年7月19日，在拉蒙空军基地起飞时，前起落架轮胎气囊爆裂。飞行员和座舱武官弹射，飞机报废。爆胎原因可能是由于机翼挂载大量作战载荷造成飞机横滚不稳定。

2005年11月，美国沃斯堡（Fort Worth）交付试飞。这架飞机服役不到一年。

2006年7月照片：左图中的作战载荷和机身编号模糊。右图由“哈马斯”组织在2024年发布（右上角有标识），作为以色列F-16被击毁的“文献证据”，属于常见报道。

以色列将军舒克迪（Shkedi）非常担心在战斗中损失哪怕一架飞机。真主党虽然无法击落F-16I Block 52编号489，但两天前（7月17日），多家电视台播放了一个模糊视频，显示贝鲁特上空有一个坠落物，伴随烟雾。真主党称这是F-16被击落。以色列国防军代表当天否认任何类型飞机被击落。罕见的是，这次明显是谣传，连“哈马斯”也未坚持该F-16被击落的说法。而坠毁的“阿帕奇”直升机，则被真主党计入战果。

来源：胡侃kaow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