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2年2月13日，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校（今岭南师范学院）的学潮在历经数月斗争后迎来转折。广东省教育厅迫于压力撤换校长邓时乐，委派宋其芳接任，学校当日复课。

1942年2月13日，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校（今岭南师范学院）的学潮在历经数月斗争后迎来转折。广东省教育厅迫于压力撤换校长邓时乐，委派宋其芳接任，学校当日复课。

这场学潮不仅是抗战时期青年学生反抗专制、争取民主的典型事件，更深刻反映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与革命火种的播撒。其背后，是日军侵扰、民生凋敝、校长专制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复杂交织，其影响则跨越时空，成为雷州半岛教育史与革命史的重要篇章。

雷州师范的学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抗战时期社会生态的缩影。自1938年起，日军多次侵扰雷州半岛，学校被迫迁校，先至遂溪古芦山村，后于1943年再迁化州林尘。

迁校过程中，师生面临物资匮乏、教学条件恶劣等困境，甚至需在祠堂、庙宇中上课。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雷州半岛强行推行“三征”政策——征兵、征粮、征税，导致民生凋敝。

学生多来自贫苦农民家庭，目睹父兄被征兵、家中粮食被强征，对现实不满情绪积聚。师范生自嘲为“思饭生”，既是对饥饿的调侃，也是对生存困境的无声抗议。这种社会背景为学潮的爆发提供了土壤。

校长邓时乐的专制统治则成为学潮的直接导火索。他思想比较消极，散布反动言论，警告学生“不得参加异党活动”，并压制学生运动。

1941年10月，教师李昭伟因支持学生抗日活动被逮捕，12名学生因参与抗议也被监禁于遂溪城监狱。邓时乐还与国民党勾结，试图镇压进步师生，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学生成立“罢课委员会”，由中共党员郑其成、陈元清等领导，围攻校长办公室，禁止其离校，罢课持续10余天。

学潮的平息离不开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与领导。雷州中心县委书记陈恩指示发动全校罢课，要求“撤换校长，释放被捕师生”。

郑其成、徐燕吉等党员遍访学生家庭，动员家长拒绝送子女返校，并通过《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学生李锋（后任学生会主席）组织抗日游击小组，将学潮与抗日救亡运动结合，扩大了影响。

国民党为平息事态，派兵镇压，逮捕梁和（党支部书记）、全国明等10余名师生，但未能压制学生的斗争意志。最终，广东省教育厅于1942年2月13日撤换邓时乐，委派宋其芳接任，学潮暂告平息。

然而，学潮的平息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宋其芳继任后，腐败问题愈发严重。1943年，学生李锋揭发其“吃空额、贩鸦片”，导致宋其芳被撤职。

尽管如此，学潮仍推动了校内民主管理的初步尝试，学生开始关注自身权益与学校治理。更重要的是，学潮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李锋后组织抗日游击小组，1947年被国民党杀害。郑其成、陈元清成为中共地下党骨干，推动后续革命活动。黄学增等校友则成为雷州半岛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学潮的影响不仅限于当时，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从档案资料看，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的1942年人事变动文件、岭南师范学院校史均记载学潮为“抗战期间最大规模学生运动”。学潮后，宋其芳贪污师生粮饷，学生再掀斗争。

回望1942年的雷州师范学潮，它既是抗战时期社会矛盾的爆发，也是青年觉醒的标志。在日军侵扰、民生困苦、专制统治的多重压迫下，学生以罢课为武器，争取民主与正义。

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进步思想的传播，使学潮超越了校园范畴，成为革命火种的播撒地。尽管学潮未能彻底改变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但它推动了校内民主管理的尝试，培养了革命人才，为雷州半岛乃至广东的解放事业注入力量。

来源：人文雷州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