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部写于1938年的军事理论著作，不仅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更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让日军陷入“明知必败却无力回天”的困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硝烟散尽，侵华日军高层在战败的反思中，将目光投向了一本早已在中国战场流传的著作——《论持久战》。

这部写于1938年的军事理论著作，不仅准确预测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更以“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让日军陷入“明知必败却无力回天”的困境。

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战后坦言：“读罢《论持久战》，方知军国主义必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凭借装备和战术优势迅速占领华北、华东。至1938年5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徐州会战失败，武汉岌岌可危。

国内弥漫着“亡国论”的悲观情绪，而台儿庄大捷（1938年3月）等局部胜利又催生了“速胜论”。

伟人在延安窑洞中观察到两种极端思想的危害，决心以理论统一全民抗战意志。

《论持久战》的创作、发表和传播有很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关键细节：

写作过程：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伟人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演讲，随后用七天七夜完成《论持久战》初稿，并修改七次。

首发表：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正式发表于《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单行本随后在全国发行。

国际传播：周恩来委托宋庆龄组织翻译英文版，1939年英文本经香港向海外发行，序言由伟人亲撰：“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伟人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三大核心判断：

1. 战争性质：“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决死战争”；

2. 三个阶段论：战略防御（1937-1938）、战略相持（1938-1943）、战略反攻（1943-1945）；

3. 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强调动员群众建立根据地。

选择性报道：1938年9月，日本《改造》杂志节选《论持久战》，但删去“中国必胜”结论，称其为“弱者的自我安慰”。

军方态度：日军大本营参谋辻政信认为，“支那游击战术不足为惧”，仍坚持“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情报界的警示：日本驻上海情报官结合《论持久战》撰写《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指出“日本若延续当前战略必败”，但报告被陆军省斥为“动摇军心”。

秘密研究：1940年，日本大使馆北京情报科翻译《论持久战》，发现“所有应对方案均被预判”，但高层仍拒绝调整战略。

皇室成员的反思：1944年，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亲王考察中国后撰写《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承认“延安的军民团结远超日军”，该文件被列为绝密至1994年才解密。

战败后的承认：原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毛的‘面’（根据地）包围‘点线’（日军据点）战略，使华北治安战彻底失败。”

罗斯福：白宫文件显示，1942年美国总统要求驻华使馆提供《论持久战》全文，称其“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东方智慧”。

斯大林：苏联将俄译本列为军官必修教材，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朱可夫曾引用“防御中的进攻”战术。

白崇禧：1938年7月，白崇禧将《论持久战》提炼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国军口号，但这样的概括实际上大大低估了《论持久战》的战略价值。

蒋经国：据台湾“国史馆”档案，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研读《论持久战》达七遍，笔记中写道：“民心向背决定存亡。”

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起，《论持久战》被伪装成《文史通义》《本草纲目》等封面，经秘密交通线输送至北平、天津。

青岛崇德中学：地下党支部建立秘密图书馆，学生传阅《论持久战》时需三人轮流放哨。

北平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以学术研讨名义组织《论持久战》读书会，1941年美籍教授夏仁德（Randolph Sailer）掩护藏书，导致日宪兵搜查无果。

天津圣功中学：地下党员何方将《论持久战》藏在教堂忏悔室，通过天主教徒网络扩散。

矛盾转化：伟人提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成为弱势方对抗强权的通用法则。

能动性理论：强调“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特点”，为后来“主观能动性”哲学概念奠定基础。

中美博弈：学者指出中国在贸易战中“以产业链韧性应对技术封锁”，暗合持久战思维。

《论持久战》的预言性、科学性与人民性，使其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知行合一”典范。

日军战败后的醒悟，印证了伟人的洞见：“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这部著作不仅书写了抗战胜利的密码，更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正义终将战胜强权，而人民永远是历史的创造者。

今日今时，在百年变局中重读《论持久战》，我们更能理解：真正的战略家从不畏惧暂时的劣势，因为他们相信，时间与人心永远站在真理一边。

来源：九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