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中国天津举行。峰会期间，一场计划中的阅兵观礼活动却因两位关键人物的缺席而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均未出席。这一看似细微的外交举动，并非一次偶

外交礼仪背后的国家叙事：浅析天津上合峰会期间莫迪与埃尔多安的“未观礼”选择

2018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中国天津举行。峰会期间，一场计划中的阅兵观礼活动却因两位关键人物的缺席而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均未出席。这一看似细微的外交举动，并非一次偶然的日程冲突，而是深植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各国国内政治议程以及上合组织自身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主权国家在多边舞台上的独立决策与战略考量。

一、 事件背景：天津峰会与阅兵的意义

首先，需准确理解此次事件的舞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核心宗旨在于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经济合作。天津峰会是一次重要的年度例会，各成员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商区域合作大计。在此期间安排的阅兵观礼活动，其性质并非一场国际性的大型军事展览，而更像是一场配合峰会、展示主办国军事文化与精神风貌的仪式性活动。其核心目的旨在弘扬“上海精神”，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互信，而非对外炫耀武力。准确界定活动的性质，是分析后续行为的基础。

二、 深度剖析：莫迪与埃尔多安缺席的多元动因

两位领导人的选择，需从其各自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中寻找答案，这体现了国际关系中“国内政治优先”的基本原则。

1. 莫迪的缺席：战略自主与大国平衡的艺术

时任印度总理的莫迪，其决策深刻反映了印度传统的“战略自主”外交政策以及在大国博弈中的微妙平衡。

* 对华关系的敏感期：2018年正值中印关系经历严峻考验之后。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虽已平息，但其带来的战略互信赤字并未完全消除。在此背景下，作为印度领导人，莫迪若高调出席中国主办的军事相关活动，极易被国内舆论和反对党解读为对华的“软弱”或“让步”。印度国内民族情绪高涨，任何可能被误读为“迎合中国”的行为都会让莫迪政府承受巨大压力。

* “战略自主”的体现：印度历来警惕陷入任何形式的“联盟陷阱”，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保持独立自主，在大国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当时，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QUAD）正处于重启和升温阶段。过分深入参与由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军事象征性活动，可能会向其他伙伴传递混乱甚至矛盾的战略信号。缺席观礼，是一种审慎的“避险”行为，旨在维护其多边外交的灵活性和独立性。

* 国内政治议程：媒体报道指出，莫迪缺席后迅速返回印度，处理紧迫的国内政务。这虽是一个直接理由，但即便没有此议程，基于上述战略考量的缺席可能性依然极高。国内事务优先，为其国际行为提供了合理解释。

2. 埃尔多安的缺席：土耳其的东西方战略摇摆

土耳其作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选择则更多地反映了土耳其游走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战略定位。

* 与西方盟友的关系紧张：2018年，土耳其与北约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正处于低谷。一系列争端（如叙利亚政策、牧师布伦森事件等）导致土美关系高度紧张。在此情况下，埃尔多安积极展现“向东看”的姿态，参与上合峰会本身就是向西方传递一个信号：土耳其拥有多元化的外交选择。然而，参与峰会是一回事，参与具有强烈主办国色彩的军事仪式则是另一回事。

* 谨慎的边界感：深入参与阅兵观礼，可能会过度刺激西方盟友，进一步加剧与北约的关系裂痕。埃尔多安的精明之处在于，他通过参与峰会展示了战略选项，又通过缺席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活动，为自己设置了“止损点”，避免被完全视为“倒向”中俄阵营。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缘战略平衡术，旨在最大化自身的外交筹码和机动空间。

* 身份定位的考量：土耳其始终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而非单一阵营的成员。其在上合组织中的角色更多是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而非军事 alignment。保持一定的距离感，符合其国家身份的长远定位。

三、 事件的本质：常态化外交与过度解读的澄清

将此次“未观礼”事件置于宏大的外交实践中审视，可以发现其常态性的一面。

* 常规的外交日程选择：在多边峰会中，各国领导人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性参与某些边活动，是常见的外交惯例。日程安排、体力分配、国内紧急事务等都可能导致其调整行程。并非所有缺席行为都蕴含着重大的政治信号。

* “仪式性”与“实质性”的区分：两位领导人完整参与了峰会的实质性议程——领导人会谈、文件签署、共同会见记者等。这些环节才是决定组织发展方向、达成具体成果的核心。相比之下，阅兵观礼更侧重于仪式性和象征性。抓住象征性环节的缺席而忽略实质性环节的参与，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解读。

* 上合组织的非联盟性质：上合组织并非军事同盟，其章程不要求成员国在军事行动上保持一致。因此，成员国（及对话伙伴国）在军事相关活动上保有完全的自主权，其选择本身就在组织的规则和预期之内。

结论

回望2018年天津峰会，莫迪与埃尔多安未出席阅兵观礼的选择，绝非对中国或上合组织的“冷落”或“抵制”，而是一次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国内政治环境和全球战略平衡的理性、成熟且可预测的外交决策。它清晰地表明，在多边主义框架下，主权国家尤其是主要地区大国，其行为逻辑始终以国家叙事为最优先。这一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本，提醒观察者在分析国际现象时，应超越表面礼仪的揣测，深入其内在的战略动机与结构性矛盾，从而避免陷入误读与过度解读。最终，天津峰会依然在共商、共建、共享的氛围中取得了预期成果，而这才是评估一次多边峰会成功与否的真正尺度。

来源：一木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