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鲁晓介绍说，二战结束后，除了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织的东京审判以外，中、美、英、法等国还在亚太地区组织了50场乙丙级审判。乙丙级审判管辖战犯多为中下级军官及宪兵，其组织规模、持续时间、受审人数和地理跨度等，远超东京

1947年6月17日下午3时许，一辆囚车缓缓从提篮桥监狱开出。

让司机始料未及的是，监狱外的道路上挤满了民众，连马路都看不见，囚车几乎寸步难移。

车上的战犯是有“常熟之狼”之称的前驻常熟日本宪兵队队长米村春喜，以及有“江阴之虎”之称的前驻江阴日本宪兵队军曹下田次郎。

为了通行，押解工作人员只好下车向民众喊话，人们才让出一条路。

囚车从提篮桥监狱到江湾刑场，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狼一虎”在两声枪响后伏诛。

这是中国政府在战后第一次枪决战犯，专门录制了新闻纪录片《狼虎伏诛》。这段珍贵的影像，也将“上海审判”带到了幕前。

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曹鲁晓介绍说，二战结束后，除了由11个同盟国共同组织的东京审判以外，中、美、英、法等国还在亚太地区组织了50场乙丙级审判。乙丙级审判管辖战犯多为中下级军官及宪兵，其组织规模、持续时间、受审人数和地理跨度等，远超东京审判。

作为主要战胜国，中国于1945年12月至1949年初在南京、上海、沈阳、北平、太原等城市组织了10场乙丙级审判。其中，上海审判先后隶属于上海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和南京国防部，从1946年初一直延续到1949年初。上海审判共审理146个案件、185个战犯，在10场乙丙级审判中，时间最长、涉及地域最大，其重要性和规模性不言而喻。

综观上海审判涉及的案例可以发现，虽然管辖的战犯多为中下级军官及宪兵，不如追究日本高官政要的东京审判那样瞩目，但乙丙级战犯的罪行也得到了充分调查和证实。如果说东京审判如强弩般直击日本侵略罪责要害，那么乙丙级审判就像一张巨网，使罪责无法藏匿于任何一处地域或一个职级。

以“一狼一虎”为例，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主要限于常熟或江阴，军衔也不高。但经过审查，用“罪行滔天”来形容也不为过。

米村春喜是驻常熟日本宪兵队队长，他炮制了“江南血案”。

判决书罗列了大量事实以说明其罪行，如“每逢提讯，均用酷刑逼供，非鞭打、棍夹、长跪、灌水，即悬吊、火烫、狗咬、掷摔”“有时锁立露天三昼夜，断绝饮食；或令高举笨重物，矗立数昼夜，不许坐卧，使血液下注，腿足肿胀，昏晕不省人事，复以冷水喷醒，再施电刑，谓之精神刑罚”“虽被害者之姓名多不可考，而本庭派员赴常调查时，曾由当地保长陈林森及附近乡民土工，群来指陈目观情形，众口一词，并指出活埋地点，遍野皆是，当场掘出骷髅两具，均属直立土中，其被活埋，殊为明显”……在判决书里，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就超过40人，还有更多的无名受害者被类似“等数十人”的文字所概括。“常熟之狼”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当时媒体对米村春喜判处死刑的新闻报道（资料照片），

下田次郎是驻江阴日本宪兵队军曹，级别不高却凶残冷酷，有“江阴之虎”之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在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他所在的宪兵分队仍将汪忠承等13名抗日志士杀害，而且手段异常残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驻江阴日本宪兵队仍关押着一批抗日人员。宪兵队接到投降的电报后，不仅不释放关押者，反而策划加紧杀害。当天深夜12时许，曹长斋藤胜司先用刺刀向汪忠承等7人胸部猛刺。刺到第8人时，对方突然大声喊叫起来。斋藤胜司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吃了一惊，再也下不了手。旁边的一个宪兵却残暴地将该青年的头颅砍了下来，随后又连续刺死第9、第10人。接着，下田次郎上前行凶，在刺死第11人后，他又刺向第12人，并将他一脚踢进厕所，没有再理会。这名受害者叫章郁仁，他侥幸活下来，也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证人。紧接着，下田次郎又举起刺刀刺死了第13人……

当时媒体对下田次郎被判处死刑的新闻报道（资料照片）。

正因为此，当“一狼一虎”的死刑判决和游街路线经媒体传播后，百姓争相奔告，提前在提篮桥监狱以及相关马路上等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战犯的愤恨。

在1947年6月18日上海媒体的报道中，有一篇《“常熟狼” 与 “江阴虎” 昨午游街枪决》，记录了不少现场细节——

“昨天还不到十二点钟，游街沿线的马路两旁已经挤满了人，从静安寺起沿大马路直至外滩，向左转至白渡桥，沿着大名路到提篮桥监狱，两旁的人把一条马路挤得只剩下了两条电车轨道，到监狱附近，连路都看不出了。街面上是人，树顶上是人，汽车顶棚上也是人，屋顶上也是人……”

这些场景也被电影胶片所记录，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画面。

回顾上海审判的历史，可以加深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认识。一份份证据详实的审判书更是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有勇气、也有能力清算战争罪行。

栏目主编：洪俊杰

来源：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