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其以卦象为核心的符号系统，看似是对天地万物的抽象隐喻，实则蕴含着严谨的数学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定量计算，而是通过符号组合、排列规律与对应关系，构建起一套解读万象规律的“数学化框架”，成为古人认知世界、推演变化的理性工

文/吴淳

——以“前世今生”为喻的跨文明对话研究

《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其以卦象为核心的符号系统，看似是对天地万物的抽象隐喻，实则蕴含着严谨的数学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定量计算，而是通过符号组合、排列规律与对应关系，构建起一套解读万象规律的“数学化框架”，成为古人认知世界、推演变化的理性工具。

从符号构成来看，《易经》的“阴阳两仪”是数学逻辑的起点，类似二进制中的“0”与“1”，是构成所有卦象的“基本单元”。《系辞传》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演化过程遵循严格的“数学组合逻辑”：两仪（阴、阳）为2个基础符号，每增加一层“爻位”，符号组合数便呈指数级增长——两仪生四象（2²=4），四象生八卦（2³=8），八卦两两相重生成六十四卦（2⁶=64）。这种“2的n次方”的排列规律，与现代数学的“幂集”概念高度契合，体现了古人对“有限单元生成无限变化”的数学认知，而六十四卦的完整体系，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构建，实现了对“万象规律”的符号覆盖。

从卦象推演来看，《易经》的“变爻”与“卦变”机制，蕴含着“变量与函数”的朴素逻辑。每一卦由六爻组成，若某一爻为“变爻”（阴变阳或阳变阴），则原卦会转化为新卦，这种“爻变引发卦变”的过程，本质是“变量变化导致结果变化”的数学关系。例如“乾卦”初九爻变，变为“姤卦”，对应“潜龙勿用”到“女壮，勿用取女”的情境转换；九三爻变，变为“履卦”，对应“君子终日乾乾”到“眇能视，跛能履”的状态调整。古人通过观察不同变爻引发的卦象变化，总结出“爻位与吉凶”的对应规律，这种“以变量推演结果”的思维，与现代数学中“函数映射”的逻辑相通，是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数学化表达。

从应用逻辑来看，《易经》的“占筮”过程，实则是一套“概率与随机”的操作流程。占筮时通过“分蓍草”“成卦”等步骤，将“随机事件”（如蓍草的根数）转化为“确定的卦象”，再依据卦辞、爻辞解读吉凶——这一过程虽带有神秘色彩，却隐含着“随机样本对应固定结果”的数学逻辑。古人通过长期实践，发现不同卦象出现的频率与现实事件的“概率分布”存在关联，进而将这种关联转化为“卦象与万象”的对应法则。例如“坎卦”多与“水、险、陷”相关，“离卦”多与“火、明、丽”相关，这种“分类对应”的逻辑，本质是对“事物属性与概率事件”的数学化归纳，为解读复杂的万象规律提供了可操作的理性工具。

《易经》的数学逻辑思维，并非追求精确的数值计算，而是以符号为载体、以规律为核心，构建起一套“用数学语言解读万象”的认知体系。它证明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不仅有感性的体悟，更有理性的逻辑推演，而这种将“抽象规律数学化”的思维，也为后世中国数学（如算筹、历法）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至今仍是探索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交融的重要切入点。“前世今生”本是宗教与文学语境中关乎生命轮回的概念，若以此为喻探究清代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其“今生”是他跨越山海、扎根中国的文化实践，“前世”是塑造他的欧洲思想土壤，而“来世”则是他推动的《易经》西传及思想理念在欧洲学术史上的深远回响。这位以“明远”为字的传教士，既是路易十四扩张法国海外影响力的“使者”，更是将《易经》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引入欧洲学术视野的关键桥梁，其人生轨迹与《易经》在欧洲的传播历程，共同构成17-18世纪东西方文明对话的经典范式。

一、“前世”：塑造白晋的欧洲土壤——《易经》西传的思想铺垫

白晋对《易经》的关注与传播，并非偶然选择，而是17世纪欧洲宗教格局、科学革命与“中国热”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思想前世”为他后来解读《易经》、推动其欧洲传播埋下关键伏笔。

从宗教背景看，16世纪宗教改革后，天主教势力遭遇冲击，耶稣会以“适应政策”（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以传播教义）为核心策略拓展海外传教版图。17世纪的欧洲，葡萄牙、西班牙长期垄断中国传教权，法国作为后起强国，亟需通过独立派遣传教士建立专属传教网络——白晋正是这一宗教与政治诉求的结合体。1678年他加入耶稣会，在巴黎神学院接受系统神学训练时，已形成“以本土文化符号诠释基督教义”的思维雏形，这种思维后来直接转化为他以《易经》符号附会基督教“原始真理”的索隐主义思想。

从科学与思想环境看，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尾声的“理性精神”，为白晋解读《易经》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伽利略的观测逻辑、笛卡尔的理性哲学渗透至学术领域，耶稣会士为适应欧洲知识界需求、同时以科学作为传教“敲门砖”，普遍重视数学、逻辑学等学科教育。白晋熟练掌握的几何推理、符号分析能力，使其能从《易经》的卦象系统中提炼出“可被欧洲理解的逻辑框架”，而非将其简单视为“东方神秘主义文本”。此外，17世纪欧洲对中国的认知虽停留在“马可·波罗式”想象，但“中国热”已初现端倪，知识分子渴望了解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国度”，这种社会氛围为《易经》后来在欧洲的传播提供了接受土壤。

从政治使命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海外扩张，不仅限于军事与经济，更追求文化影响力的渗透。1685年路易十四不顾葡萄牙反对，派遣白晋等六名耶稣会士来华，明确要求他们“收集中国各类信息，为法国国王服务”。这种“信息收集”使命，让白晋在接触《易经》后，本能地将其视为“向欧洲展示中国文化深度的核心载体”——相较于《论语》的伦理思想，《易经》的符号系统与哲学内涵更具“独特性”，也更易成为欧洲学术圈讨论的焦点。

二、“今生”：白晋的中国实践——《易经》西传的核心路径

1687年白晋抵达中国，1688年进入北京，开启长达42年的中国“今生”。他以“服务宫廷、融合中西”为核心，通过科学传播获得康熙信任，进而深度接触《易经》，并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易经》西传路径，成为推动《易经》进入欧洲学术视野的第一人。

（一）以科学获信任：接触《易经》的前提基础

白晋初到北京时，恰逢康熙因“杨光先教案”（清初历法之争）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他与张诚以满文讲授几何学、改编《几何原理》，参与编纂《数理精蕴》，甚至用满文绘制解剖图为康熙讲解医学知识——这种“兼容中西”的科学传播态度，让他迅速获得康熙信任。而康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尤其是对《易经》的重视（康熙曾命人编撰《御纂周易折中》），为白晋接触《易经》提供了直接契机。

不同于其他仅关注传教的传教士，白晋深知“唯有理解中国核心文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对话”。在康熙的默许与支持下，他得以系统研读《易经》，并与清代儒生探讨卦象内涵、义理阐释——这种“基于官方支持的深度研究”，使其对《易经》的理解远超此前零星接触中国文化的欧洲人，也为他后来向欧洲系统介绍《易经》奠定了文本基础。

（二）以索隐为方法：重构《易经》的欧洲阐释框架

1697年，白晋奉康熙之命回法招募传教士，此次行程成为《易经》西传的关键节点。他不仅将《易经》《论语》等中国经典带回欧洲，更带回了自己初步形成的《易经》研究成果。此后数十年，他深耕《易经》文本，提出核心学术观点——索隐主义（Figurism）思想，即认为《易经》中的卦象符号、阴阳概念，本质上蕴含着基督教的“原始真理”，伏羲、周文王等中国古代圣人早已预见基督教教义，《易经》实则是“基督教真理在东方的早期载体”。

从学术逻辑看，索隐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宗教附会色彩：白晋将《易经》的“太极”对应基督教的“上帝”，将“阴阳交感”解读为“上帝创造世界的过程”，将六十四卦的演化视为“基督教救赎史的隐喻”。这种解读虽偏离《易经》原初的“天人合一”哲学内涵，却巧妙地解决了《易经》在欧洲的“文化适配性”问题——通过基督教义的“翻译”，《易经》从“陌生的东方文本”转化为“可被欧洲宗教与学术圈理解的符号系统”，极大降低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接受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白晋的索隐主义并非单纯的“文化误读”，而是包含严谨的文本分析。他在《易经大意》《中国哲学导论》等著作中，详细梳理《易经》的卦象演变逻辑，对比不同注本（如王弼注、程颐注）的阐释差异，甚至尝试用欧洲当时的数学符号标注卦象变化——这种“学术化的研究方式”，让《易经》首次以“哲学文本”而非“猎奇读物”的身份进入欧洲学术视野。

（三）以著述为载体：推动《易经》的欧洲传播

白晋通过两类核心著述，构建起《易经》西传的完整链条。一类是专门的《易经》研究著作，如《易经大意》系统介绍《易经》的基本概念、卦象内涵，《中国哲学导论》则将《易经》置于中国哲学体系中，论证其“核心地位”；另一类是面向欧洲知识界的文化传播著作，如1703年完成的《中国（康熙）皇帝历史画像》，在介绍康熙政绩与清代社会时，特意强调《易经》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将其描述为“中国治国理念与哲学思想的源头”。白晋认为《易经》表达万象规律是严谨的数学逻辑思维。《易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其以卦象为核心的符号系统，看似是对天地万物的抽象隐喻，实则蕴含着严谨的数学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定量计算，而是通过符号组合、排列规律与对应关系，构建起一套解读万象规律的“数学化框架”，成为古人认知世界、推演变化的理性工具。从符号构成来看，《易经》的“阴阳两仪”是数学逻辑的起点，类似二进制中的“0”与“1”，是构成所有卦象的“基本单元”。《系辞传》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演化过程遵循严格的“数学组合逻辑”，与现代数学的“幂集”概念高度契合，体现了古人对“有限单元生成无限变化”的数学认知，而六十四卦的完整体系，正是通过这种逻辑构建，实现了对“万象规律”的符号覆盖。从卦象推演来看，《易经》的“变爻”与“卦变”机制，蕴含着“变量与函数”的朴素逻辑。每一卦由六爻组成，若某一爻为“变爻”（阴变阳或阳变阴），则原卦会转化为新卦，这种“爻变引发卦变”的过程，本质是“变量变化导致结果变化”的数学关系。例如“乾卦”初九爻变，变为“姤卦”，对应“潜龙勿用”到“女壮，勿用取女”的情境转换；九三爻变，变为“履卦”，对应“君子终日乾乾”到“眇能视，跛能履”的状态调整。古人通过观察不同变爻引发的卦象变化，总结出“爻位与吉凶”的对应规律，这种“以变量推演结果”的思维，与现代数学中“函数映射”的逻辑相通，是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数学化表达。从应用逻辑来看，《易经》的“占筮”过程，实则是一套“概率与随机”的操作流程。占筮时通过“分蓍草”“成卦”等步骤，将“随机事件”（如蓍草的根数）转化为“确定的卦象”，再依据卦辞、爻辞解读吉凶——这一过程虽带有神秘色彩，却隐含着“随机样本对应固定结果”的数学逻辑。他认为，古人通过长期实践，发现不同卦象出现的频率与现实事件的“概率分布”存在关联，进而将这种关联转化为“卦象与万象”的对应法则。例如“坎卦”多与“水、险、陷”相关，“离卦”多与“火、明、丽”相关，这种“分类对应”的逻辑，本质是对“事物属性与概率事件”的数学化归纳，为解读复杂的万象规律提供了可操作的理性工具。

《易经》的数学逻辑思维，并非追求精确的数值计算，而是以符号为载体、以规律为核心，构建起一套“用数学语言解读万象”的认知体系。它证明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不仅有感性的体悟，更有理性的逻辑推演，而这种将“抽象规律数学化”的思维，也为后世中国数学（如算筹、历法）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至今仍是探索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交融的重要切入点。这些著作通过法国皇家科学院、耶稣会的学术网络在欧洲传播，引发强烈反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引用白晋对《易经》的解读，将其视为“东方理性主义的代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更是与白晋长期通信，围绕《易经》的阴阳符号与二进制的关系展开深入讨论——尽管两人最终得出“二进制源自《易经》”的历史误会，但这场讨论却让《易经》成为欧洲哲学与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直接推动了欧洲汉学的诞生。

此外，白晋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也间接强化了《易经》的欧洲影响力。1704年罗马教廷发布“禁约”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白晋站在“适应政策”一边，以《易经》的“敬天”思想为依据，论证中国礼仪的“文化属性而非宗教崇拜”。他在给罗马教廷的报告中，多次引用《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观点，强调中国文化的“世俗性”——这种以《易经》为核心的辩护，让欧洲知识界更加关注《易经》的“哲学价值”，而非将其与“宗教仪式”绑定。

三、“来世”：白晋的学术遗产——《易经》在欧洲的学术地位确立

1730年白晋病逝于北京，但其推动的《易经》西传并未终止，反而在18-19世纪的欧洲形成“学术回响”，最终确立《易经》在欧洲汉学、哲学、科学史领域的重要地位，这构成了白晋与《易经》共同的“文化来世”。

在汉学领域，白晋的《易经》研究为欧洲汉学奠定了“文本研究传统”。此前欧洲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多基于游记与零散翻译，而白晋首次对《易经》进行系统的文本梳理与概念阐释，其著作成为后来欧洲汉学家研究《易经》的“基础文献”。18世纪法国汉学家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大量引用白晋对《易经》的解读；19世纪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翻译《易经》时，也以白晋的研究为重要参考——可以说，白晋开创了欧洲汉学的“《易经》研究分支”，使其成为汉学领域的核心研究对象之一。

在哲学领域，《易经》通过白晋的传播，成为欧洲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思潮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霍尔巴赫将《易经》的“理性精神”视为批判欧洲封建神学的工具，认为《易经》的“天人合一”思想远超欧洲的“宗教蒙昧”；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哲学家谢林、黑格尔则从《易经》的“辩证思维”中汲取灵感，谢林将《易经》的阴阳转化视为“自然哲学的东方表达”，黑格尔虽认为《易经》的思维仍处于“初级阶段”，但也承认其“包含辩证逻辑的萌芽”。这种“哲学化的解读”，让《易经》超越了“文化猎奇”的范畴，成为欧洲哲学发展的“外部参照系”。

在科学史领域，白晋推动的“《易经》与二进制”讨论，虽存在历史误会，却开启了“东西方科学对话”的先河。莱布尼茨在与白晋通信后，公开发表《关于二进制算术的说明》，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与二进制算术“高度契合”，甚至提出“二进制可能源自中国”的猜想——尽管后来学术研究证明，二进制是莱布尼茨独立发明，与《易经》仅为“巧合相似”，但这场讨论却让《易经》进入欧洲科学史视野，成为“东西方科学思维比较研究”的经典案例。直至今日，《易经》的符号系统仍是科学史领域研究“古代东方思维方式”的重要对象。

四、结语：白晋与《易经》——跨文明对话的启示

从“前世”的欧洲思想铺垫，到“今生”的中国实践与《易经》西传，再到“来世”的欧洲学术回响，白晋与《易经》的互动历程，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跨文明对话。白晋的索隐主义虽带有宗教附会的局限，但其核心价值在于：他首次将《易经》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提炼出来”，通过构建“可被欧洲理解的阐释框架”，让这部东方经典真正进入欧洲学术体系，实现了“不同文明核心文本的深度对话”。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白晋与《易经》的故事仍具重要启示：跨文明对话并非简单的“文化输出”或“文化接受”，而是需要“桥梁搭建者”的创造性转化——白晋以自身的宗教背景、科学素养为基础，对《易经》进行“适应性解读”，这种“转化”虽不完美，却打破了文明间的“认知壁垒”。同时，《易经》在欧洲的学术地位确立也证明：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文本，能够超越地域与时代的限制，在不同文明语境中产生新的学术意义。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白晋与《易经》的跨文明对话范式，为我们处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唯有尊重文明差异、以理性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让不同文明的核心成果真正实现“互鉴共生”，这也是白晋与《易经》留给后世最宝贵的学术遗产。【注】法国传教士数学家白晋简介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字明远，法国勒芒市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数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1687年随首批五名传教士抵达中国，成为康熙皇帝的数学与天文学顾问，负责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并参与宫廷事务。 ‌‌白晋1656年生于法国勒芒市，青年时期进入耶稣会学校学习，接受神学、数学、哲学等全面教育，尤其对数学和物理学兴趣浓厚。求学期间受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华成就影响，萌发来华传教愿望。 ‌‌

1687年随洪若翰等五人抵达中国宁波，后经南怀仁推荐进京，为康熙讲授满语及西方天文仪器使用方法。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再度来华，四十五年（1706年）奉命出使罗马教廷，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年）。主要著作《中国现状》(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

《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1707年自序，仅有抄本。

《康熙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康熙帝传》除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简要叙述外﹐对其品德﹑性格﹑生活﹑爱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介绍。有英﹑荷﹑德﹑义﹑拉丁文译本。中译本名《康熙皇帝》，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根据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藤末雄的日译本译出，1981年出版。

《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

《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ereur de la Chine)是一部相对来说脱离礼仪争论的作品，它颂扬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稣会士群星捧戴的孔子。

参与绘制《皇舆全图》。 ‌‌

《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

主要成就‌科学传播‌：向康熙介绍欧洲天文仪器，推动中西科技交流。 ‌‌‌文化交流‌：将中国风俗介绍至欧洲，著有《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汉法小字典》等著作。 ‌‌‌历史贡献‌：作为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双重使者，促成中法文化交流，被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开拓者。 ‌‌晚年生活白晋终老北京，葬于正福寺墓地（今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内），其墓碑及研究手稿现存于耶稣会罗马档案馆。

来源：云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