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了家，母亲的脸看着生分，父亲总板着脸，不许她多嘴。好在老宅里有旧书，母亲箱底那本《词律》成了她的宝贝，没事就翻着看，字里行间的韵律，悄悄在她心里扎了根。

1902年的安徽绩溪，曹诚英在一个徽商家庭里落了地。那会儿家里孩子多，她排行老3，从小跟着乡下的乳母长大，5岁才被接回县城老宅。

回了家，母亲的脸看着生分，父亲总板着脸，不许她多嘴。好在老宅里有旧书，母亲箱底那本《词律》成了她的宝贝，没事就翻着看，字里行间的韵律，悄悄在她心里扎了根。

7岁那年，家里把她送进私塾。先生看她是个女娃，就念叨“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曹诚英低着头抄诗，心里不服气：凭啥女子就不能读书？

1917年，曹诚英15岁，跟着母亲去参加表兄的婚礼。

新郎叫胡适，是个留过洋的新派人物，刚在北京大学当教授，说话温文尔雅，戴副圆框眼镜，举手投足都是学问人的样子。新娘叫江东秀，是个实打实的农村姑娘，裹着小脚，没读过多少书，站在胡适身边，看着总有些不搭。

那天曹诚英站在人群里，听胡适跟同乡聊白话文，聊杜威的哲学，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扑通扑通跳。她从没见过这样的男人，有学问，还懂那么多新鲜事。

胡适也注意到了这个怯生生的表妹，小姑娘眼睛亮，说话透着机灵，忍不住多跟她聊了几句。临走时，两人还交换了通信地址，谁都没料到，这一下，就引出了半生的牵绊。

第2年，曹诚英的父母就给她订了亲，对方是邻村举人家里的公子胡冠英。那个年代，姑娘哪有自己选婆家的份？曹诚英心里虽有不舍，还是乖乖嫁了。可这日子过得一点不舒心，胡冠英婚后又纳了一房小妾，还怀疑她和好友的拉辛，甚至私自撬开抽屉将信件撕毁。

曹诚英是个犟脾气，哪受得了这委屈？1923年，她就咬着牙跟胡冠英离了婚。从胡家出来时，她就带了两本自己抄的词集和几件冬衣，头也不回地去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自己拿主意，要为自己活一次。

在杭州读书的日子，曹诚英像换了个人。她认识了不少文人，还加入了晨光社，写写诗、投投稿，偶尔能拿到些费。同学劝她考东南大学中文系，可她摇摇头：“写诗救不了挨饿的人。”

这话不是随口说的。有回学校组织去农村实习，她瞧见路边饥民啃着发霉的红薯皮，怀里的孩子拉痢疾，没几天就没了气。那场景在她心里堵了好几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在本子上写下：“要学农学，让地里多长粮食。”

也是在杭州，她和胡适重逢了。

学校要编校刊，曹诚英第一个想到胡适，借着约稿的由头，把他请到了杭州。胡适来了，两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从诗词聊到庄稼，从理想聊到日常。胡适在西湖边散步时，忍不住写了首诗，里头那句“伊更可爱”，明眼人都看得出，说的是曹诚英。

后来胡适跟蔡元培等人来杭州游玩，别人都走了，他却称自己身体不舒服，留在了杭州。他带着曹诚英去了清修寺，寺里的和尚仰慕胡适，给他们安排了两间房。可到了晚上，曹诚英总悄悄跑到胡适屋里，两人就这么在远离尘嚣的寺庙里，过了段像“夫妻”一般的日子。

那段时间，胡适的朋友徐志摩来看他，一眼就瞧出了端倪，还替他高兴：胡适跟江东秀结婚多年，俩人根本没话说，如今总算遇到了动心的人。

不久之后，曹诚英怀孕了，胡适这才下定决心回北京，跟江东秀提离婚。

江东秀虽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农村妇女，性子却烈得很。听胡适说要离婚，她二话不说冲进厨房，拿起一把剪刀就架在自己脖子上：“你要敢离，我就先杀了俩孩子，再死在你面前！”

胡适哪见过这阵仗？他一辈子温文尔雅，最怕的就是闹得人尽皆知。看着江东秀红着眼眶的样子，他怕了，再也不敢提离婚的事。

消息传到杭州，曹诚英心都凉了。她没哭没闹，一个人悄悄去了诊所，把孩子打了。那段时间，她躺在病床上，血流不止，昏迷了几天几夜，醒来时，枕头都湿透了。

胡适后来知道了这事，在日记里写“悔无寸力，天夺斯人”，字里行间全是愧疚。可愧疚归愧疚，他终究没敢再往前迈一步。曹诚英心里清楚，这段感情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她把眼泪擦干，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

1931年，曹诚英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是全班唯一的女生，成绩还很优秀。导师彭长霖看着她的毕业论文，直夸“这姑娘能当农政栋梁”。3年后，她考上了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名额，学的是遗传育种。

在美国的3年，她没心思游山玩水，整天泡在实验室和试验田里。1937年，她拿着遗传育种硕士学位回国，成了中国第一个农学女硕士。安徽大学农学院听说她回来了，立马请她去当教授，这一下，她又成了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

可感情的坎儿没那么容易过去。1939年，她认识了一个留洋回来的男士，两人相处得挺好，都订了婚。可没过多久，男方家里收到一封匿名信，说她“以前跟胡适不清不楚”。男方母亲立马退了婚，曹诚英气得浑身发抖，她猜八成是江东秀干的，可又没证据。

之后，她跑到峨眉山待了一年，不写诗，不回信，就那么对着山发呆。兄长上山劝了好几次，她才慢慢缓过来。下山后，她给朋友写信：“别人怎么说我不管，只是这心啊，怕是再也热不起来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谈过恋爱，一门心思搞研究。

1952年，复旦大学农学院搬到沈阳，曹诚英跟着去了沈阳农学院。她带的行李简单：一个木箱，几本英文育种教材，一袋从美国带回来的马铃薯种子，还有几十页记满笔记的本子。

东北的冬天冷得刺骨，马铃薯在这儿很难存活。曹诚英就把宿舍里的床挪走，腾出地方放试种箱，每天晚上在实验台前忙到后半夜。手上长了冻疮，裂了口子，渗着血，她就往手上抹点凡士林，接着干活。

有回苏联专家来学校，说育种得按“列宁模式”来，她听完没吭声，回头就给系主任写信：“咱这儿的土跟苏联不一样，得自己琢磨。”

就这么熬了3年，她还真培育出了适合东北沙土地、能扛住严寒的马铃薯品种，亩产一下子提高了不少。验收成果的时候，测试组说这育种方法“有原创性”，让她署名，她却摆摆手：“实验室有10个人呢，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学生们怕她，因为她讲课特别严，谁忘带笔记，就得站着听一整堂课，背地里叫她“曹阎王”。可每年选她“遗传原理与田间应用”课的学生最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跟着曹教授能学到真东西。

她常说：“搞科研不能耍嘴皮子，地里长出来的才是真本事。”有回实验失败，她让学生把整块田的苗全拔了，重新种，自己带头蹲在地里拔苗，手上磨出了水泡。

1965年，曹诚英主编的《高纬区作物育种技术》出版了，后来成了全国农科院校的教材。书的封面没印她的名字，只在附录里有几行字，署名“C.C.Y”。

1973年1月18日，曹诚英走完了她传奇的一生。

来源：轩亦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