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李嵩存世画迹中，“货郎图”题材以北京本、台北本、克利夫兰本和大都会本最有名。前三本为有款本，第四本为无款本，虽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此本是元或明代的佚名画迹，但是仍有很多研究者将此本作为李嵩或李嵩风格画迹，用于图像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

一、《画继补遗》和《图绘宝鉴》中的“李嵩”生平著录和评价差异

李嵩，生卒年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为木工，后为宣和画院待诏李从训养子。工人物、道、释等，得父遗意，尤善界画，前后历任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古代文献中，较早提及李嵩或者李从训父子生平介绍的著录为元庄肃的《画继补遗》和元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二书。

《画继补遗》中记：

李崇训，绍兴随朝画手。工画道释人物，鬼神杂画，傅彩精妙，高出流辈。[1]

又记：

李嵩，钱塘人。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崇训养子。光、宁、理三朝画院祗候，得崇训遗意。虽通诸科，不备六法，特于界画，人物粗可观玩，他无足取。[2]

《图绘宝鉴》中记二人：

李从训，宣和待诏，绍兴间复官，补承直郎，赐金带。工画道释人物花鸟，位置不凡，傅彩精妙，高出流辈。[3]

李嵩，钱塘人。少为木工，颇远绳墨，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尤长于界画，光、宁、理三朝画院待诏。[4]

庄肃和夏文彦对“李从训”和“李嵩”二人生平记录大致相同，略有区别，对李嵩的“工画”品评则有明显的不同。[5]明、清以及近代文献著录对于李嵩及其父的生平介绍都延续了夏文彦的注释之意。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对“李嵩”生平的注释也是参见了《画继补遗》和《图绘宝鉴》的李嵩小传，但其改李嵩父“李从训”名为“从顺”。明、清以后的文献著录基本沿用元人著录释名。徐先生之所以称“从顺”，是依据存世李嵩画迹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货郎图》上款题“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判定“书传皆误作李从训，可据此改正”。[6]

宋、元、明、清及民国等古文献中多以“李从训”为准，[7]只有清吴其贞撰《书画记》和清张照等撰《石渠宝笈》中记“李从顺”为李嵩父。《书画记》和《石渠宝笈》都是根据画迹上所录，即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嵩《货郎图》卷。存世还有另外三个比较有名的版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本、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本。台北本和克利夫兰本上款题皆未书“李从顺”，大都会本为无款本。“训”“顺”之别，到底是“书传有误”，还是“画迹存疑”，则需要回到诸个版本画迹本身的笔墨真伪考辨上，才能做出可信的判断或是发现新的疑问。

二、北京本、台北本、克利夫兰本和大都会本《货郎图》画迹比对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货郎图》（图1），卷轴，绢本，纵25.5厘米，横70.4厘米，设色画。本幅货郎胸口挂着一条牌，上书“□[8]诵仙经”，下方亦有一“病”字小圆牌。左侧货担上，有挂一布袋，上书“三百件”，旁有两笺条分别书“明风水”“杂写文约”，还有两笺条上书字符有遮掩，分别是“善□”“□医（半字）牛马小儿”。货担最上方一细竹竿上悬一葫芦，上书“酸醋”字样。右侧货担下方有一吊牌，上书“守淄”，左上方有一蒲扇，上书“旦淄形吼是，莫摇紊前程”，右侧上方一细竹竿上挂一幡旗，上书“便事”“山东黄米”字样。款题“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右边钤“孙承泽印”一枚。

请横屏观赏

图1ˉ 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绢本设色，纵25.5厘米，横70.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画幅中央有清高宗乾隆帝癸巳（1773）诗题：“肩挑重担那辞疲，夺攘儿童劳护持。莫叹货郎痴已甚，世人谁不似其痴。癸巳仲春下浣，御题。”款题下钤“得佳趣”“几暇清赏”二印。诗题右边钤“石渠继鉴”印。本幅起首右上方钤“乾隆御览之宝”小方印，中下方钤“梁清标印”。前隔水钤“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大方印，又“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家在北澶”“蕉林居士”等印。本幅卷首与前隔水骑缝依次钤“石渠宝笈”“御书房鉴藏宝”二印。本幅卷尾左上方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印，卷尾与后隔水骑缝钤“古稀天子”椭圆印。后隔水上方钤“八征耄念之宝”大方印，下又“宣统御览之宝”椭圆印。后隔水与尾纸骑缝钤“太上皇帝”圆印，下方尾纸上还钤“苍岩子”“蕉林秘玩”“孝同秘玩”印，尾纸后还有一题签“李嵩货郎图，蕉林珍藏”。

历代著录中清吴其贞撰《书画记》中有提及：

李嵩《货篮担图》，绢画一卷。气色尚佳。识十字曰：“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9]

清张照撰《石渠宝笈》中“御书房”藏画记：

宋李嵩《货郎图》一卷上等闰一，素绢本，着色画。款识云：“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卷前有梁清标印一印，卷后有孙承泽印一印，前隔水有“家在北澶”“蕉林居士”二印，拖尾有“苍岩子”“蕉林秘玩”二印，卷高八寸，广二尺一寸七分。[10]

清厉鹗撰《南宋院画录》中记：

李嵩《货郎担图》，绢画一卷，气色佳，识十字，曰：“嘉定辛未李从训男嵩画。”同上。[11]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绘画全集·五代宋辽金》中著录：

李嵩，《货郎图》卷，南宋，绢本设色，纵二五.五，横七〇.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全画笔法严谨细劲，货郎担上的物品用笔如丝，笔笔中锋，密而不乱。人物的动态和心理活动刻画入微，衣纹用颤笔、转折顿挫，把下层妇孺身着的布衣质感描写得恰到好处。

本幅左下方署有“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十字款。查“辛未”为宁宗嘉定四年（1211）。画中有清高宗弘历的题诗，钤清人孙承泽及乾隆内府印玺多方。经《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初编》著录。（潘深亮 刘靖）[12]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中有影印和著录：

京1-377，宋，李嵩，《货郎图》，卷，绢，设色，嘉定辛未（四年，1211），25.5×70.5，△。[13]

刘兴珍在《李嵩》中著录：

《货郎图》高25.5cm，长70.4cm，淡设色，横卷。此图曾为清朝内府收藏（见《石渠宝笈初编》），后溥仪携到东北，流落市上，为惠孝同同志所得。解放后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货郎图》右下方作者自题“嘉定辛未李从顺男嵩画”的题跋（训与顺形音相近，可能李从训即李从顺）。辛未是嘉定四年（1211）。[14]

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绘画》卷八中有著录：

货郎图，一卷。

绢本，纵二五.三厘米，横七〇.三厘米。

本图。设色画。左方货郎担上百货杂陈。一村妇携一幼儿，又五儿围绕游戏。右方树坡间又一村妇肩负稚婴，另有四儿前后欢跃。更右一童手提葫芦。身后大小数犬。坡上角疏柳二株，下荫衰草。自识：“嘉定辛未（四年，1211）李从顺男嵩画。”

鉴藏印记。“孙承泽印”。梁清标诸印。清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印。

历代著录。《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故宫博物院藏画选集》三，影印。

按：此图用笔细劲，设色暗淡，别有一种风格，与当时一般院体画不同。自称为“李从顺男”，书传皆误作李从训，可据此改正。[15]

徐邦达编《中国绘画史图录》对此卷亦有著录，详文不录。[16]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一卷》第四册中著录：

绢本。设色。纵25.5厘米，横70.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李嵩《货郎图》有多本传世，如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藏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又名《市担婴戏图》），而以本卷最为著名。货郎这一题材在宋代为风俗画的常见题材，苏汉臣、李嵩等都曾绘制，明清之际仍有画家创作这一题材的作品。

是卷画村妇、儿童围看货郎担，货郎兜售玩具的情景。画家着力描绘了货担上的各类对象，包括货郎身上的玩具。有些对象上还写有名称，如“莫摇紊前程”“明风水”“酸醋”等。画中儿童的神态、动作描绘得活灵活现，货担和各类玩具物品也刻画得细致入微，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体现了李嵩高超的绘画技巧。画幅左下方署“嘉定辛未（1211）李从顺男嵩画”，像这样署有年岁、姓名款识的宋画并不多见。《图绘宝鉴》记李嵩为李从训之养子，而李嵩在此明言为“李从顺男”，且《图绘宝鉴》未见“李从顺”其人，其中问题尚待考证。

本幅有乾隆诗，后隔水有清梁清标题签“李嵩货郎图”。画卷前有“梁清标印”一印，卷后有“孙承泽印”一印，前隔水有“家在北澶”“蕉林居士”二印，拖尾有“苍岩子”“蕉林秘玩”等印。卷中有钤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收藏印多枚。

是卷原为清宫旧藏，后散佚民间，民国时为惠均购得。《书画记·卷五》《石渠宝笈初编》著录。[17]

佘城著《宋代绘画发展史》中亦有此图的著录，款题亦记“嘉定辛未李从训男嵩画”，其他详文不录。[18]

国内外其他学者对此画研究也有涉及，如方闻认为：

这件扇页[19]与李嵩的另一件早期同名手卷《货郎图》十分相似。手卷年款为1211年，署名“嘉定辛未李从训[20]男嵩画”。图左侧，一妇女扶着小孩，在两件画里都有这个人物，表明李嵩采用了仔细观察乡村生活后所画的同一粉本。他那种高超的线描造型可谓是技巧与心理洞察的奇迹。[21]

梁庄爱伦（Ellen J. Laing）认为：

此卷与台北本和克利夫兰本都是真迹，是李嵩为了卖画所作。这四件《货郎图》在人物衣纹画法上有所不同，但整体风格仍然比较统一，画中题款与文字也很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李嵩及其门徒集体合作的产物。[22]

包华石（Martin Powers）认为：

《货郎图》应该是皇室的欣赏之物。[23]

彭慧萍在研究南宋宫廷绘画组织机构的时候提出：

南宋宫廷画师具有在宫廷内供奉与宫廷外卖画谋生两种创作方式，进而认为《货郎图》一类“村野题材”是画师从宫廷中“下班”后的作品。[24]

黄小峰认为：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货郎图》创作的两个特点：一是基本由宫廷画家创作；二是主要在南宋与明代两个汉族政权时期较为多见。[25]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童文娥认为：

此件作品，笔者在2005年3月申请看画于北京故宫，在与台北本《市担婴戏图》的对比过程中，发现不论从作品创作年代的接近，或是构图、空间、人物、结构的分析，还是衣纹线条运笔的近似，和写实逼真的技法来看，应为同一作者所作。尤其在画面戏剧性的营造上，虽各具匠心，但观念相通。由此可知北京本《货郎图》与台北本《市担婴戏图》都是李嵩成熟期的作品。[26]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市担婴戏图》（纨扇形）（图2），册页，绢本，纵25.8厘米，横27.6厘米，设色画。本幅左边货担顶层有蒲扇，上书“旦淄形吼是，莫摇紊前呈”，边上一细竹竿上挂幡旗，书有“山东黄米酒”。货郎胸口处系一条牌，上有“仙经”字样。右边货担下方有一斗笠，上有上下两便签，下书“攻医牛马小儿”，上为“得（其他字样被遮掩不识）”。斗笠下有一布巾，上有“神目”二字，另有一字似符文（不识）。货担中间夹层还露出一便条，上露“文字”二字。顶上细竹竿上挂一葫芦，有“酸醋”字样。本幅左上方树梢见有款题“嘉定庚午李嵩画”，下方树干上还书有“三百件”三字。

图2-1ˉ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绢本设色，纵25.8厘米，横27.6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ˉ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

图2-3ˉ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

图2-4ˉ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

图2-5ˉ 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局部）

本幅右上方印鉴“仪周珍藏”，裱边右上方有题签“李嵩市担婴戏”，题签人款已抹去。中间骑缝印“古稀天子”“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对幅有清高宗乾隆帝诗题：“百物担来一担强，群婴争取价无偿。货郎尔亦知之否，原尔自家闲惹忙。”钤“含味经籍”印。“否”字下有“金粟山藏经纸”印。册页裱边左下方钤“教育部点验之章”。

历代著录里，《石渠宝笈续编》的《名贤妙迹》一册中有记：

第三。圆式。径八寸六分。签标“李嵩市担婴戏”。白描画货郎弛担。童妇六人随之。款“嘉定庚午李嵩画”。[27]

《故宫书画图录》（台北版）第二十九册中著录：

名贤妙迹册。本幅十二开，每开一幅，折装。第三、第四、第七、第十一幅，绢本，余均纸本……

第三幅，纵二五.八公分，横二七.六公分……

第三。圆式。签标李嵩市担婴嬉。浅设色画货郎弛担。童妇六人随之。款“嘉定庚午（1210）李嵩画”。[28]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四卷》第四册中著录：

绢本。浅设色。纵25.8公分，横27.6公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李嵩生卒年已不可考，大约活动在南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1190—1230）。钱塘人，年少时，家境贫苦，曾做过木工。后来被绍兴画院画家李从顺（约活动于1120—1160）收为养子，将画艺倾囊相授。李嵩擅长画人物、山水、花卉，又以界画闻名，由于他曾受过木工的训练，画界画可以不用界尺，就能将线条画得规矩齐整，为南宋画院名家。

由于李嵩生长在民间，对身边周遭事物体验深刻，因此笔下人物，大多以江南景物及农村生活为对象，如《市担婴戏》即描写货郎到乡下卖货的情景。货郎是宋、元时期，来往于城乡之间，贩卖日用杂货和儿童玩具的挑担小贩。画中，一名满载百货杂物的货郎，手摇博浪鼓，沿街叫卖，孩童们听见了博浪鼓声，急急忙忙地将母亲前呼后拥地推到货郎担前，也不等货郎将担子放好，便抢先上前要挑选自己喜爱的东西，将原本宁静的乡野染上了喧闹的气氛。

货郎担上物品琳琅满目，不只有斧头、锯子、木耙等农具，还有许多日用品、食品，更有标了名称的货品，如“仙经”“文字”“攻医牛马小儿”等，更有大量的童玩，甚至还有喜鹊、八哥、青蛙这些活的动物，不只展现高超的画艺，更借由活泼写实的人物，表现画家对乡土人物的热爱与关怀。[29]

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绘画》卷八中亦著录：

市担婴戏图（纨扇形），一页。绢本，纵二五.八厘米，横二七.六厘米。

本图。设色画。货郎担停枯柳木下，前后有哺乳村妇及五婴围绕。担上百货杂陈。层叠繁密。自识：“嘉定庚午（三年，1210）李嵩画。”

鉴藏印记。“仪周珍藏”印。

历代著录。《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明贤妙迹》册之一）△。《中国名画集萃》影印（英文版）。

按：此页与上录《货郎图》画法大致相仿，亦甚精细。[30]

佘城在《宋代绘画发展史》中著录：

《市担婴戏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名贤妙迹》册的第三幅。画为纨扇面，绢本，高25.8厘米，宽27.6厘米，浅着色画法。绘画内容似上图，同是描绘民间摊贩生意情景，一货郎停担树下待售，担上挂满各色各样的货物，一妇人领着五小孩，仿佛正在询问物品的价钱。画左上树身上有小字书“三百件”画题，以及“嘉定庚午李嵩画”落款，时在宁宗嘉定三年（1210）。此画刻画人物细腻、情态生动，尤胜上述《货郎图》卷。用笔细如毫发，而能笔意不减，落笔重而出笔轻，有似钉头鼠尾描，笔画短截时作转折，又像折芦描，有时一笔数折，极尽使笔变化之能事，呈现一种笔墨精工繁复的美感，展现了高超灵活的技巧和功夫，为李嵩所创与擅长使用的一种描法；这种富于变化的线描，最适于表现繁复琐细的事物对象，刻画那粗衣布服的市井人物最能传达性情形态。因此，这类民间人物与生活，似乎也成为李嵩最喜爱再三创作的题材。与此图内容相同的存世李嵩作品，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都各收藏一件，工细精美程度也相当接近，便是明证。[31]

对于此画的鉴定意见，海内外学界仍有一些分歧，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耀庭先生认为：

此件作品为李嵩较早期的作品。[32]

江兆申先生亦认为：

此本的题款为李嵩本人所写无疑。[33]

松田智惠子认为：

李嵩《货郎图》中，以北京本《货郎图》为最佳，而《市担婴戏图》中的人物与北京本《货郎图》或者大都会本《货郎图》、克利夫兰本《货郎图》的行径方向相反，而且描线与色彩较鲜明，不可能是李嵩早期的作品，因而是仿作。[34]

梁庄爱伦（Ellen J. Laing）亦认为台北本是真迹。[35]

林树中认为：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长卷[36]，货郎担上的货物，有专为儿童做的玩具，如风车、小鼓、葫芦、花篮等，并具体写明属“专为小儿”的字条；有木叉、竹耙等农业生产用具；以及瓜果、糕点等食品；有的货物上还表明“明风水”“守神”“三百种”“杂写文约”“酸醋”等字条。有的货物尚须经过一番考证，才能明白属于何品种，作何用。说明李嵩对民间生活非常熟悉，货郎在宋代的城乡交易中是一门不可忽视的职业，李嵩等的风俗画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史实……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卷，据鉴定为摹本。[37]

童文娥认为：

《市担婴戏图》为宁宗嘉定二年（1209）李嵩40岁的作品，40岁应是李嵩创作盛年期，而且以李嵩较早期作品《天中水戏图》中，工谨的界画笔法的运用来看，能创作《市担婴戏图》质量这么好的作品，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这画为李嵩作品无疑。[38]

台北本《市担婴戏图》中如铁线描般的线条，写实的物象，为南宋线条用笔无疑。[39]

综合以上，对台北本《市担婴戏图》，及对南宋画作中的构图理念、画面营造、线条运用和人物造型等母题分析，笔者肯定台北本《市担婴戏图》为李嵩作品无疑，可作为鉴定李嵩其他“婴戏货郎图”的基准品，更是南宋绘画风骨辨识的依据。[40]

克利夫兰本《货郎图》（图3），册页，绢本，纵24.2厘米，横25.7厘米，设色画。本幅货郎胸间系三块条牌，似各书“仙经”“得净”“含里”等，背上嵌着的蒲扇上亦书有“旦淄形吼是，莫摇紊前呈（后三字不清晰）”。左边货担下方处有一斗笠，上亦有“外医□□□□（外医牛马小儿）”字符，此处绢底似有缺损修补痕迹。款题“嘉定壬申李嵩画”。在右边中间偏下方，有一行小字。鉴藏印“固叔平生真赏”，钤在左上方树干处。

图3-1ˉ 南宋李嵩《货郎图》，绢本设色，纵24.2厘米，横25.7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图3-2ˉ 南宋李嵩《货郎图》，绢本设色，纵24.2厘米，横25.7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历代著录中，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名画集册中有录：

第十三开，团扇式，高一尺有六分，宽一尺一寸二分，工细墨笔。货郎周身携带背负婴戏货物，五婴儿环绕争夺，旁弛货担，两婴绕担，窃取其货，情状毕肖。款在右下，又有签题，“嘉定壬申李嵩画”细楷书一行。

左方“固叔印”同第一开。

“李嵩婴戏货郎图”隶书签。

对幅题：《婴戏货郎图》款题右方，“嘉定壬申李嵩画”，七字细如蝇头，而墨气与画无异，决非后增伪款。群儿环绕货郎，备极情态，货担亦工细绝伦。考《图绘宝鉴》载：“嵩，属钱塘人，后为李从训养子，工画人物道释，得从训遗意，光、宁、理三朝待诏。”又考《吴其贞书画记》李嵩《夜潮图》，画法工细，上有蝇头楷，题诗二句，识曰：“李嵩云云”，余所见宋人画，多不署款，而嵩画则款题屡见，殆好名者欤。竹朋行书十行，押印不记。[41]

《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三卷·南宋》中著录：

团扇，绢本，水墨。

淡设色，南宋嘉定五年。

李嵩，纵二四.二厘米，横二六厘米。

（美）克利夫兰艺术馆藏。

本图与前图题材相同，情节不一，然前后又有联系。前图所画乃货郎刚到，遇妇、童相呼，正欲卸担时的情景。本图情节进入高潮，孩童们正被货担上形色各异、丰富多彩的生活用品与玩具所吸引时，忽见地面有一条小花蛇游来，一小孩操起树枝朝蛇头打去，一伙伴举起石块助战，旁有几个孩子惊恐地看着，又有一孩从远处跑来。货郎急切地手执摇鼓，呼唤孩子们让开，正欲打蛇。有一孩远远躲在担后，其转头回视的惊吓神情，与众人围歼小蛇的热烈场面，既形成呼应，又是对比，同时在构图上右侧（静止的货担）与左侧（围歼花蛇的人群）间情态连接，精妙至极。款署“嘉定壬申，李嵩画”。有“固叔平生真赏”鉴藏印。（徐利明）[42]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中著录：

绢本。设色。纵24.2厘米，横25.7厘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Andrew R. and Martha Holden Jennings基金会。1963.582。

画幅右下方署“嘉定壬申李嵩画”，“壬申”系宁宗嘉定五年（1212）。李嵩本是杭州的木工，后入画院，历任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

此幅《货郎图》用笔精劲细挺，顿挫有致，货担上琳琅纷杂的货物一一用线勾勒，货郎和儿童的衣着、神态也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整幅画面洋溢着浓浓的生活气息。

李嵩绘有多幅货郎题材的画作，除了此作，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幅作于1211年的手卷本《货郎图》，以及藏于台北的一件作于1210年的册页《市担婴戏图》。这三件作品的画面内容和笔墨风格都非常相似，它们共同体现了画家对市井小民及其生活的关注。根据记载，画院画家苏汉臣也曾绘有《货郎图》，同样精细地描绘了货担上的种种货物和人物的情态特征，只是较之李嵩所作，多了一分富贵气。[43]

刘兴珍著《李嵩》中记：

美国堪萨斯市阿特肯博物馆的尼尔逊美术馆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品汇编的《中国八个朝代的绘画》一书中收集了一幅绢本、水墨淡彩的团扇，题名为《婴戏货郎图》，画幅题款是“嘉定壬申李嵩”，即公元1212年作，画幅高24.2cm，长26cm，画面右方是一满载的货郎担，左边老货郎伸出双臂企图分开用石头和枝条打小蛇的五个顽童，右边一小朋友似乎也想参加这种游戏，而货担后面一儿童在欣赏着琳琅满目的货物。[44]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本《货郎图》（图4），册页，绢本，纵26.4厘米，横27.2厘米，设色画，是1973年以J. Pierpont Morgan的捐赠交换购藏。[45]

图4-1ˉ 传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绢本设色，纵26.4厘米，横27.2厘米，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4-2ˉ 传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图4-3ˉ 传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图4-4ˉ 传南宋李嵩《货郎图》（局部）

本幅右侧货担底部斗笠上有“专医牛马小儿”，旁边有便条，似书“连蝉”等字，下边一块布巾，上有“净相店”字符。货担中间有笺条，上书“写文约”字样，货担上方细竹竿上挂一葫芦，上亦有“醋”字样，左侧货担顶部细竹竿上挂幡旗，写有“山东罗酒”。

本幅无款，钤印十枚，左右各五枚，都是三整两半。本幅右边依次钤“真赏”朱文葫芦印、“汪孟慈藏书画印”朱文长方印、“（珍）秘”朱文方印（半印）、“子孙”白文半印、“季千心赏”白文方印，左边依次钤半方圆印（印文不辨）、“都尉耿信公书”白文长方印（半印）、“公”朱文方印、“信公珍赏”朱文方印、“会侯珍藏”白文方印。

对幅题跋记：“此页无款，属耿信公旧藏。按：明《严氏书画记》有苏汉臣《婴戏货郎》八轴，余所见宋人《婴戏货郎图》亦不一而足。此图或即汉臣笔，或系当时转相摹仿者，皆未可定，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石泉翁时年六十有一。”下钤印“李佐贤印”，又边缘处从上往下依次有“琴书”（半印）、“千山耿信公书”（半印）、“李佐贤收藏书画之印”。

历代著录里，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名画集册中亦有录：

第十四开，团扇式，高一尺一寸三分，宽称之，工细墨笔，一老人荷担前行，担中所载多系婴儿戏物，四婴儿在旁观看，有觑觎之意。无款，左方朱文公方印“信公珍赏”、方印白文“会侯珍藏方印”、“都尉耿信公书”半方印，又半圆印不辨。右方朱文“真赏”壶卢印，“汪孟慈藏古画印”长方印，又半方印不辨，白文“子孙”半方印。对幅题：“此页无款，属耿信公旧藏，按：明《严氏书画记》有苏汉臣《婴戏货郎》八轴，余所见宋人《婴戏货郎图》亦不一，而足此图或即汉臣笔或系当时专相摹仿者，皆未可定，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石泉翁时年六十有二，行书八行，押印不记。”左下朱文“千山耿信公书”半方印，白文“琴书”半方印。[46]

日本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中有著录：

A 1-022 李嵩 货郎图团扇 南宋 绢·墨·淡 26.1×26.7 1973.121.10ab 164[47]

《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三卷·南宋》中著录：

团扇，绢本，水墨。

淡设色，南宋。

李嵩，纵二六厘米，横二六.七厘米。

（美）大都会美术馆藏。

李嵩的《货郎图》，有三件存世，另两件分别藏于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和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的表现手法一致，情节各有不同。本幅描写乡村货郎兴冲冲地挑着满担玩具什物，遇到一妇人领着孩子，正欲卸担时的情景。货郎笑容满面，妇人高兴地招呼着，四个孩儿，最小的在妇人怀中，两个在拉扯着妇人的衣服，最大的一个则回头呼唤其他孩童，表现出十分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本画的创作，来自对现实生活情景的细心观察和写生，作者熟练地运用富有节奏变化的笔法，把人物的表情与动态在写实基础上做了适度的夸张，使画面生动传神，是中国人物画的杰作。上有“真赏”“信公珍赏”“会侯珍藏”等鉴藏印十枚。（徐利明）[48]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四卷》第四册中著录：

绢本。设色。纵26.4厘米，横27.2厘米。大都会博物馆藏。1973年以J. Pierpont Morgan的捐赠交换购藏。1973.121.10。

李嵩，木工出身，李从训养子，历仕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是一位多能画家。

《货郎图》有多种本子存世。除了大都会博物馆这件作品以外，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和台北也藏有两件册页；同样的题材，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手卷。这些作品的情节虽有不同，但表现手法比较相近，有一定的关联性。此幅《货郎图》约作于1230年。画面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

《中国绘画总合图录》《海外遗珍绘画》等有著录或影印。（郑利权）[49]

其他相关参考文献和图录还有Tseng Yu-ho，1000 Jahre Chinesische Malerei （1000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Sung，and Yüan；Metropolitan Children等。

从上述文献著录看，四个本子都有古代文献著录，北京本最多，有《书画记》《石渠宝笈初编》《南宋院画录》等，台北本有《石渠宝笈续编》，克利夫兰本和大都会本则有《书画鉴影》《石泉书屋类稿》等。吴其贞认为北京本画迹“气色尚佳”，《石渠宝笈初编》则品第被评为“上等闰一”，厉鹗则直接转录了《书画记》。《石渠宝笈续编》中对台北本只著录未品次。李佐贤认为克利夫兰本款题墨气与画无异，非后增伪款，但是，后又引李嵩《夜潮图》，认为李嵩画款屡见与常见宋画不署款相悖，跋文之意耐人寻味。而石泉翁认为大都会本是苏汉臣笔或仿本皆未可定。

三、从“辛未”“庚午”和“壬申”年的款题再辨李嵩《货郎图》

从国内外学界研究观点看，一致认为北京本是真迹，但是亦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李嵩及其门徒合作的产物；台北本和克利夫兰本都是纨扇册页装，学界也比较统一地认为是真迹，但是也有少数意见认为是仿作或者摹本。大都会本原来就是无款本，后世将其归为李嵩名下，犹如石翁所言“殆好名者欤”。

从画迹风格比较看，四本“货郎图”都是精细的工画风格，但从笔墨韵迹看，大都会本与其他三本区别明显，气弱，笔力亦最弱，描摹感明显，货郎手持鼗鼓的手臂部分有缺失。本幅画迹上耿信公诸印章皆“不好”，至于是否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的“李嵩之后元或明代佚名画迹”的论断也是值得商榷的。虽然画迹有石翁的著录对应，但是否存在一种可能，即大都会本是根据李佐贤著录本子伪造的画迹。其他三本，台北本韵致和笔力最佳，北京本和克利夫兰本次之，从货郎和妇孺的眼神显露的神韵看，台北本和北京本更相似，有别于克利夫兰本。从三个本子的款题的气韵、笔力和结体看，都不似同一个人所为，克利夫兰本的笔韵显得稚嫩。另外，北京本的“从顺”和“嵩”三字与其他字有大小之别，且从墨韵来看，应不是一气呵成写就，款书气脉不畅，结合画迹中如“三百件”“酸醋”“杂写文约”“明风水”等其他文字，从笔力和气韵看，更有非一人所作之疑。将三个本子的款题与存世公认的李嵩其他画迹，如《钱塘观潮图》卷、《西湖图》卷和《骷髅幻戏图》册页等作进一步比对，都有不似一人所作之感。

款题形式上，北京本有别于台北本和克利夫兰本，而三本“货郎图”的款时分别是“辛未”（1211）、“庚午”（1210）和“壬申”（1212）（图5），台北本最早，克利夫兰本最晚，北京本恰在中间，为何前后三年间的画迹，唯独北京本落款形式不一样，而且与离南宋最近的诸多文献所载“嵩父之名”相悖，仅以现代大部分学者认同的“训与顺音谐”，认为“李从训”和“李从顺”实为一人，就认定其为李嵩真迹，反而令人生疑。一个南宋画院的画家，侍奉三朝皇帝之人，如何能记错自己父亲名讳，又如何可以因为“音谐”而随意而为，这既不符合李嵩南宋画院待诏的身份，也不符合宋代的礼制。如当世真有李嵩父亲名讳随意之例，而庄肃、夏文彦等人为何著录小传时不言明此例呢？如不是，那么“训”“顺”之别，是“音谐”“误录”，还是有其他“隐晦”呢？

图5-1ˉ 北京本上“辛未”款题

图5-2ˉ 台北本上“庚午”款题

图5-3ˉ 克利夫兰本上“壬申”款题

虽然北京本、台北本、克利夫兰本“货郎图”被认为是存世有名的李嵩真迹，但是，将庄肃、夏文彦的李嵩小传评价，吴其贞、清内府、李佐贤等明清的公私鉴藏者的品第之语，近代中国书画鉴定组、徐邦达等老辈鉴定家的鉴定意见，以及存世李嵩款（或传）画迹整体结合起来审定时，是否会产生这样的疑惑：1.李嵩的真实水平是“不备六法，特于界画，人物粗可观玩，他无足取”，还是“傅彩精妙，高出流辈”？庄肃和夏文彦的考语出现分歧，为什么明清之后的著录取意夏文彦为主，其中有何玄妙之意？2.如果李嵩“得从训遗意”，画风的确是细劲精妙之象，那么，三本“货郎图”，以及《骷髅幻戏图》册页、《钱塘观潮图》卷、《西湖图》卷等同样是精细之风，显露出来的画者气质和时代气息并不一致，甚至在笔墨功夫和画迹好坏优劣上也有明显区别。那么，存世李嵩画迹中哪些可真实反映出南宋绘画时代气息，以及李嵩个人画韵气质和笔力水平？3.按照宋、元，以及明初的鉴藏风气，李嵩之流并不受重视，其画目骤然多出现在明中后期和清初。那么对应存世的三本“货郎图”真迹，就并不是南宋、元、明以来藏递有序的画迹，所以清代著录的鉴定意见也不一定就是圭臬，哪怕是清内府收藏过。明末清初，书画鉴藏又一次从民间流向内府，这一过程中恰恰是好事者参与的重要机遇，利用后世画迹混充宋画，以及利用内府收录中的疏漏获取利益则是不错的选择。4.像对李嵩这类南宋院体画家的存世画迹进行研究，虽然很多问题一目了然，但是要举出确切的实证也绝非易事，所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所录亦如张照等编纂《石渠宝笈》时一样。

综上所述，北京本、台北本、克利夫兰本和大都会本“货郎图”的真伪问题，就像李佐贤所言：“余所见宋人画，多不署款，而嵩画则款题屡见，殆好名者欤。”虽然真伪难辨，但是真伪之外仍有笔墨差异、时代气息、画者气韵、画迹优劣、作伪情况等区别，几本“货郎图”是否如众多图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者所说，再现了南宋风貌和货郎代表的行业特色？从南宋三朝画院待诏的视角看，李嵩为什么要画“货郎图”这一母题，何用？是因宫廷内供奉君王之意，还是为宫外卖画谋生之用，抑或是二者皆否，是后人之意，与明清时期的某些著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对于明清著录中关于苏汉臣、李嵩这类宋代院体画名家的画迹鉴藏的真伪性值得斟酌，否则在后世相关研究中容易将这些存世的画迹幻化成时代臆想的作料。

本文为杭州市哲学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南宋风俗画中的礼乐研究：李嵩《货郎图》中‘鼗鼓’的形制考”（M23JC114）研究成果。

注释：

[1]庄肃《画继补遗》卷下，清乾隆刻本，叶一背。

[2]庄肃《画继补遗》卷下，清乾隆刻本，叶二正。

[3]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元至正刻本，叶十一正。

[4]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元至正刻本，叶十二背。

[5]按：《画继补遗》中“李从训”的“从”字作“崇”，其在“宣和”与“绍兴”府中官职不如《图绘宝鉴》中详细，只记“绍兴随朝画手”，对其画品的品鉴和当时地位的描述二书一致。对李嵩工画品鉴，《画继补遗》实则有贬义，而《图绘宝鉴》则抹去了庄肃的“不备六法”“粗可观玩”“他无足取”等贬低之意。

[6]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绘画》，故宫出版社，2014，第173页。

[7]按：如宋赵昇《朝野类要》、元夏文彦《图绘宝鉴》、明凌迪知《万姓统谱》、明彭大翼《山堂肆考》、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明朱谋垔《画史会要》、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清方濬颐《梦园书画录》、清顾复《平生壮观》、清黄钺《壹斋集》、清嵇曾筠《浙江通志》（雍正）、清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书画鉴影》、清厉鹗《南宋院画录》、清陆心源《宋史翼》、清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清阮元《石渠随笔》、清沈嘉辙《南宋杂事诗》、清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清王毓贤《绘事备考》、民国李楁《杭州府志》等。

[8]按：似“奉”，“奉诵仙经”。

[9]吴其贞：《书画记》，邵彦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第209页。

[10]张照：《石渠宝笈》卷三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六十九正。

[11]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八正。按：“同上”指转引自吴其贞《书画记》。

[12]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绘画全集》第四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99，第206页。按：《庚子销夏记》中未录此画。

[13]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十九，文物出版社，1999，第336页。按：此图无备注。

[14]刘兴珍：《李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第7页。

[15]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宋五代绘画》，故宫出版社，2014，第173页。

[16]徐邦达编《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第254—255页。

[17]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一卷》第四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233页。

[18]佘城：《宋代绘画发展史》，荣宝斋出版社，2017，第347—348页。

[19]按：此扇页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传为李嵩的《货郎图》。

[20]按：此处“从顺”识为“从训”。

[21]方闻：《超越再现：8世纪至14世纪中国书画》（Beyond Representation: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8th—14th Century），李维琨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238页。

[22]Ellen J.Laing，“Li Sung and Some Aspects of Southem Sung Figure Painting，” Artibus Asiae, vol.37，1/2,（1975）.

[23]Martin Powers,“Humanity and‘Universals’in Sung Dynasty Painting”.in Arts of Sung and Yuan（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6）.

[24]彭慧萍：《走出宫墙：由“画家十三科”谈南宋宫廷画师之民间性》，载《艺术史研究》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黄小峰：《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2期·总第130期。

[26]童文娥：《李嵩〈婴戏货郎图〉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6，第17页。

[27]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钦定石渠宝笈续编》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1，第258页。

[28]何传馨主编《故宫书画图录》第二十九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第136页。

[29]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四卷》第四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第213—214页。

[30]徐邦达著、故宫博物院编《徐邦达集·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宋五代绘画》，故宫出版社，2014，第176页。

[31]佘城：《宋代绘画发展史》，第348页。

[32]王耀庭：《宋册页绘画研究》；秦孝仪、李玉珉、许郭璜编《宋代书画册页名品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第31页。

[33]参见Chaing Chao-shen，“Some Album Leaves by Liu Sung-nien and Li Sung，”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vol.1，no.4（1966）：8.

[34]松田智惠子：《货郎图考——中国风俗画的成立之变迁相关真伪试论》，《古美术》93号，1990。

[35]Ellen J.Laing,“Li Sung and Some Aspects of Southem Sung Figure Painting,”Artibus Asiae, vol.37, 1/2, 1975.

[36]按：原文误记“长卷”。

[37]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三卷·南宋》，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第21页。

[38]童文娥：《李嵩〈婴戏货郎图〉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6，第13页。

[39]同上书，第13—14页。

[40]同上书，第14页。

[41]李佐贤撰：《书画鉴影》卷十二册类，清同治十年(1871)利津李氏刻本，叶十一正。按：《石泉书屋类稿》中亦有对幅题跋的记录，参见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六书画题跋，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叶十一背。

[42]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三卷·南宋》，第44页。

[43]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六卷》第二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262页。

[44]刘兴珍：《李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第9页。

[45]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认为此画为李嵩之后元或明时代佚名画迹。参见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0102 2024.09.02.14:29。

[46]李佐贤撰：《书画鉴影》卷十二册类，清同治十年(1871)利津李氏刻本，叶十二正。按：《石泉书屋类稿》中亦有对幅题跋的记录，参见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六书画题跋，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叶十二正。

[47]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第1—420页。按：图在第1—9页。

[48]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编辑委员会编《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第三卷·南宋》，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第42页。

[49]浙江大学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编《宋画全集·第四卷》第四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239页。

(沙彪，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讲师，中国美术学院博士。通讯作者：吴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书画鉴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5年第2期第89~95页。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