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清明，我回老家祭扫。村里的杨树抽了新芽，风一吹，嫩黄的花絮飘得到处都是。

今年清明，我回老家祭扫。村里的杨树抽了新芽，风一吹，嫩黄的花絮飘得到处都是。

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爬满了蚂蚁，顺着墙角的裂缝进进出出。母亲说这几天雨水多，蚂蚁都跑出来了。我问她要不要买点药喷，她摆摆手说：“活着就让它活着吧，它们也是找口饭吃。”

清明过后，村里的白事陆陆续续多了起来。听说东边杨家的老爷子走了，搭了个白色的灵棚，唢呐声从早吹到晚。我和母亲晚饭后散步，绕着村子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到杨家门口的人影晃动，母亲抹了抹眼睛，说：“人活一辈子，到头来不过是那么回事。”

回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刘叔。

刘叔家就在我家隔了两户，平时在镇上开个小卖部，娶了个城里媳妇，日子过得还不错。他穿着一件有点发白的T恤，袖口卷了两道，露出小臂上的青筋。刘叔人到中年，发际线却像是跑了马拉松，已经退到头顶三分之一的位置。

“咦，小虎回来了？”刘叔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斤猪肉和一把青菜。

“刘叔好。”我点点头。

“来祭扫啊？你爸走了多少年了？”刘叔问。

“七年了。”母亲答了一句，声音有点哑。

我看到母亲的眼睛又红了。这几年，只要一提起父亲，她就会这样。父亲是在我上大二那年去世的，胃癌晚期。从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时间。家里因为治病，几乎掏空了积蓄。

风把杨树的花絮吹到刘叔的鼻子上，他打了个喷嚏，然后使劲揉了揉鼻子。

“哎，说起来，我还记得当年你爸借我八千块钱的事。”刘叔突然说。

我愣了一下，看向母亲。

母亲的表情也变了，眉头微微皱起：“你说什么？”

“就是十几年前，我盖房子那会儿。”刘叔说着，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那年我家盖新房，手头紧，你爸借了我八千块。后来我房子盖好了，你爸却说不急着还，让我有钱了再说。”

我和母亲面面相觑。

“刘叔，您记错了吧？我爸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事。”

“哪能记错？那可是八千块啊！”刘叔说着，声音提高了一些，“那时候八千块可不少了，够买一台好点的彩电了。”

母亲的嘴唇抿得很紧，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

“李婶，你丈夫的确借过我钱，八千整。”刘叔又重复了一遍，“我一直想着要还，但后来你们家…你们家情况那样了，也不好意思提。现在小虎工作了，我这不是琢磨着…”

村口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喇叭，突然响起来：“李大爷家的黑狗跑丢了，有看到的请到村委会领五十块钱报酬。”声音嘶哑得像是要报废。

母亲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父亲生病那年，我们家欠了不少外债。父亲走后，母亲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又做了几年零工，才把账还清。

“刘叔，我爸真没跟我们提过这事。”我说。

刘叔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但很快又像是打定了主意：“那…那可能是他忘了跟你们说。但我记得清清楚楚，八千块，邮政储蓄的绿色存折取的，当时手续费还扣了十五块六。”

这么具体的数字，让我不得不信。但父亲平时做事很有条理，借钱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不留个记录或者告诉母亲。

“我妈一个人不容易，您看…”

“我知道，我知道。”刘叔打断我，“但毕竟是欠的钱，总得还吧？这么多年了，我也没要利息。”

村口的大喇叭又响了一遍，但这次是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三十分。”

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杨家的灵棚亮起了灯，斑驳的光影投在村道上。

“我们先回去吧，改天再聊。”母亲突然说，拉着我就往家走。

刘叔站在原地，脸色有些发青：“李婶，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母亲没搭腔，只顾着往前走。

回到家，母亲二话不说就进了她的房间。我听到抽屉拉开的声音，然后是翻找纸张的窸窣声。过了好一会儿，她拿着一个褪色的红色塑料文件袋出来。

“娘，你找什么呢？”

母亲没回答，只是把文件袋打开，从里面掏出几张泛黄的纸。她仔细地翻看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房间里只有一盏节能灯，光线有些暗。

“小虎，把台灯打开。”

我打开台灯，母亲把纸铺在桌子上。

“你爸生前所有的借贷都记在这里了。”母亲说，“借出去的，借进来的，一分钱都不差。”

纸上密密麻麻写着日期、金额、对象，还有”借入”、“借出”和”归还”的标记。父亲的字很清秀，像是小学老师教的那种标准字体。

我们一张张看过去，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借给刘叔八千块的记录。

“我就说你爸没提过这事。”母亲皱着眉头，“你爸这个人，别的不说，做账是一清二楚的。他宁愿自己少吃一口，也不会乱记账。”

院子里突然响起了猫叫声，凄厉得像个婴儿在哭。我家没养猫，估计是邻居家的野猫跑过来了。

“可是…刘叔说得那么肯定，连手续费都记得。”

母亲突然停下来，盯着其中一张纸看了好一会儿。

“你看这个。”她指着一行记录。

我凑过去，上面写着：“2008年4月15日，借入刘建国8000元，备注：急用，二个月内还清。”

刘建国，就是刘叔。

“这…这是刘叔借了咱家钱？”

母亲点点头：“你爸很少借钱，除非是真的有急事。这八千块，是刘叔借的我们家的，不是我们借的他的！”

我顿时明白了，刘叔把借入、借出颠倒了。或者说，他故意颠倒了。

“有没有后续记录？是还了还是没还？”

母亲又翻了几张纸：“没有标注归还，那就是没还。”

“怪不得他说得那么详细，连手续费都记得。因为那是他自己取钱时的经历。”

我有些气愤，刘叔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我父亲去世时，全村人都来吊唁，刘叔还帮着操办了不少事，没想到他心里打的是这种算盘。

“明天我就去找他问清楚。”

母亲摇摇头：“别急，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她从文件袋的夹层里抽出一张折叠的纸，小心翼翼地展开。那是一张借条，上面工工整整写着：

“今借到李明海（我父亲）现金人民币捌仟元整（¥8000），两个月内归还，如有违约，按月息2%计算。借款人：刘建国，2008年4月15日。”

借条上还按了手印，红色的，清晰可见。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台灯发出细微的嗡嗡声。外面夜色已深，偶尔有几声蛙鸣传来。

“为什么他敢这么说？明明有借条…” 我有些困惑。

母亲叹了口气：“他可能以为你爸走得急，这些东西都找不到了。再加上这么多年过去，他觉得没人会记得了。”

我握紧拳头：“这也太…太不是人了。”

母亲拍拍我的手：“人穷志短，刘叔家这几年好像也不太景气。他的小卖部生意不好做，镇上开了家超市，很多人都去那里买东西了。”

我没说话。村子里的路灯亮了，微弱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黄色的方形。

“妈，你真宽容。要是我，肯定骂他个狗血淋头。”

母亲摇摇头：“都是一个村的，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撕破脸。明天我去找他，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确实，在农村，邻里关系很重要。一个耳光打出去，可能几代人都记着这个仇。

第二天上午，我和母亲吃过早饭，就准备去刘叔家。

母亲换了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头发简单地梳了一下，别了个发卡。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很少打扮自己了。

刘叔家的院门半开着，里面传来电视机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播天气预报。

“刘叔在家吗？”母亲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电视机声音小了，刘叔走出来：“李婶，这么早？进来坐。”

他显得有些意外，但还是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刘叔家的院子比我们家大一些，地上铺着水泥，墙角堆着几袋化肥。一只黄色的塑料脸盆倒扣在水龙头旁边，里面养着几条小金鱼，但水已经有些浑浊了。

进了屋，刘婶正在厨房忙活，闻声出来打了个招呼，又回去了。屋里的电视还开着，播到了体育新闻，说是某球星因伤缺阵。

“坐，坐。”刘叔指着沙发，“喝点什么？有茶，也有汽水。”

“不用了。”母亲坐下来，直接进入正题，“刘叔，昨天你说的事，我回家查了一下。”

刘叔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正常：“怎么样，找到记录了吗？”

母亲直接从包里掏出那张借条，展开放在茶几上。

“这是什么？”刘叔凑近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借条。”母亲平静地说，“2008年4月15日，你向我丈夫借的八千块钱。”

刘叔的手开始发抖，电视机里传来的欢呼声显得异常刺耳。他伸手把电视关了，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这…这…”

“这是你的笔迹，你的手印。”母亲指着借条，“你说是不是？”

刘叔的目光飘忽不定，从借条上扫到母亲脸上，又看向我，最后落在地上的一个烟头上。那烟头已经碾得很扁了，但还能看出是”利群”的牌子。

“我……李婶，我……”刘叔的声音变得沙哑。

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油爆开的噼啪声填补了客厅里的沉默。

“刘叔，你昨天说我爸借了你八千块，今天我们把借条拿来了，你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故意大声说，让厨房里的刘婶也能听见。

刘叔像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整个人瘫坐在沙发上。

“对不起…对不起…”他突然从沙发上滑下来，跪在地上，“李婶，小虎，我…我一时糊涂…家里真的困难…”

厨房里的声音停了，刘婶端着一盘切好的黄瓜走出来：“怎么了这是？老刘，你干嘛跪着？”

母亲把借条递给刘婶：“你自己看吧。”

刘婶看了看借条，又看了看跪在地上的丈夫，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震惊，最后是愤怒：“刘建国！你干了什么好事？！”

刘叔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我…我前几天去赌了，输了一万多…家里的店又快开不下去了…我就想…就想…”

“就想讹我们？”我忍不住说。

刘婶猛地一推刘叔的肩膀：“你还有没有良心了？当年李明海家遇到困难，我们不是还去帮忙吗？你现在倒好，想讹人家钱？！”

刘叔的肩膀颤抖着：“对不起…对不起…”

窗外，一只麻雀落在电线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然后飞走了。

“那这八千块钱呢？”我问，“十五年过去了，按借条上说的，违约要算利息。”

刘叔抬起头，脸色惨白：“李婶，小虎，我求求你们，别追究了。这么多年…我真的没钱还…”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一口气：“刘叔，这钱我可以不要了。”

“妈！”我有些生气，“他明明想讹我们，为什么还要放过他？”

母亲摇摇头：“你爸生前一直说，钱是死的，人是活的。刘叔这些年对我们也有照顾，赶上红白喜事都会来帮忙。这钱就当是还他的人情吧。”

刘叔抬起头，眼中满是泪水：“李婶…我…我…”

“但有一个条件。”母亲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以后村里要是有人说闲话，说我们家欠你钱没还，你必须出来澄清。”

刘叔连连点头：“一定，一定。”

刘婶走过来，把丈夫从地上拉起来：“你还不快谢谢李婶！要不是她宽容，你这事传出去，以后在村里还怎么做人？”

刘叔站起来，对母亲深深鞠了一躬：“李婶，谢谢你…谢谢你的宽容。我…我保证以后会加倍补偿你们家。”

母亲摆摆手：“不用补偿，你自己好好过日子就行。”

我们起身告辞，刘婶非要塞给我们一袋自家种的蔬菜。母亲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收下了。

走出刘叔家的院子，春天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妈，你太善良了。”我说，“那可是八千块啊，按现在的价值，起码一万五了。”

母亲笑了笑：“钱是身外之物。活着，心里踏实最重要。你爸过世这么多年了，他的为人，村里人都看在眼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咱们问心无愧就好。”

我们走在村道上，路过几个正在玩耍的孩子。他们围着一只蜻蜓打转，笑声清脆。

“妈，我总算明白为什么爸走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他了。”

母亲点点头，眼睛湿润了：“他一辈子做人厚道，从不占人便宜，待人也真诚。这些年，我一直按他教我的方式生活。”

我搀着母亲的手，感觉她的手指粗糙而温暖。这些年，她一个人把家撑起来，把我拉扯大。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她的坚强和智慧。

回到家，母亲把借条小心翼翼地放回文件袋。

“这张纸，以后就不用再拿出来了。”她说。

院子里的蚂蚁依然在忙碌地搬运食物，它们沿着墙角的裂缝，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共同抬着一块比它们身体大好几倍的饼干渣。

远处，杨家的白事已经结束，灵棚被拆掉了。生活，又回到了平静的轨道。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母亲：“刘叔家要是真的困难，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帮他们？”

母亲笑了：“你这孩子，心眼儿跟你爸一样软。等你走了，我会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人活一世，不就是为了问心无愧地活着吗？”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的杏树上，隐约可见几颗青涩的小果子。春天的夜晚，风很温柔，吹过来，带着泥土和新草的气息。

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人们依旧过着简单的生活。有悲欢离合，有是非对错，但更多的，是像我母亲这样的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那些看不见的善良和信任。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做人，不求大富大贵，但求日子过得干净，心里过得踏实。”

来源：魔法师戴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