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鲜有人知的是，在这支队伍里，还有一队与我们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战士。

琼崖纵队的威名想必大家耳熟能详。

但鲜有人知的是，在这支队伍里，还有一队与我们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战士。

这支被称为“洋支队”的特殊队伍，队长竟是一位英军少校，而政委却是个出身知识分子的中国报社社长。

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这个洋人支队又做了些什么？

1939年的海南岛，日军开始了他们的疯狂布局。

他们视海南岛为“南洋的前进基地”，在崖县修建可容纳数百架战机的巨大机场，又在密林中开凿铁路，从田独到八所一路延伸，直指铁矿与港口。

无数工地昼夜不停，锯声、铁镐声与日军刺耳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

为了支撑庞大的战争机器，他们急切需要大量劳力。

可岛上的百姓早已被琼崖纵队保护起来，青壮年一旦风声不对，便被迅速转移进深山。

日军几次“扫荡”都空手而归，只能气急败坏地抓些老弱病残充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军队在东南亚节节败退。

二十余万盟军官兵或投降、或被俘。

日本军方冷酷地将其中一部分押送到海南，投入这片丛林炼狱。

这里没有铁丝网的囚营，却比任何监牢都更残酷。

战俘们每天凌晨就被日军喝令起身，分发到各个工地，有人被迫背着沉重木料跋涉数里，有人挥动生满血泡的双手，反复击打坚硬的岩石，还有人赤足踩在炽热的砂石上挖掘矿脉。

食物仅是一碗稀薄的米汤和几片干硬的饼子，许多人因饿病日渐消瘦。

疟疾、痢疾、伤寒在营地里蔓延，每一次咳嗽都可能是死亡的预兆。

这些白皮肤的战俘和本地百姓一样，成了日军眼中最廉价的“工具”。

偶尔有倒下的人，便被随意拖到路旁，不再有人问津。

丛林深处，不断响起绝望的呻吟声，那是一种来自异国他乡的痛苦，却与海南百姓的呻吟如此相似。

冯白驹和他的琼崖纵队，早已习惯了在这片密林里与敌人周旋。

他们白天潜伏，夜晚出击，如影随形地骚扰日军的运输线。

某个夜晚，情报送到冯白驹手中，说一列火车将从八所驶往石碌铁矿，传言满载军火。

冯白驹当机立断，下令设伏。

那一夜，纵队战士们匍匐在草木之间，屏息以待。

远处传来轰隆的铁轨声，随着一声巨响，预埋的炸药撕裂了夜空，车厢震荡脱轨。

紧随其后的，是枪声与呐喊声，琼纵战士们如猛虎般扑出，迅速将日军守卫击溃。

战斗很快结束，战士们按惯例开始搜查车厢，期待能找到成箱的子弹炸药。

可当铁锁被撬开的一瞬，所有人都愣住了，里面并不是军火，而是一双双布满血污和伤痕的手臂，一张张憔悴又陌生的面孔。

那些人眼神惊恐，胡须凌乱，皮肤在火光下显得惨白。

他们先是怔怔地看着冲进来的中国战士，随后意识到危险已去，激动得大声呼喊，用各自的语言高喊“freedom”“救命”“thank you”。

战士们听不懂，但能从那近乎哭泣的声音里感受到劫后余生的颤抖。

这批战俘来自英国、美国和荷兰，他们原本是士兵，如今却被困在铁壳车厢里，送往矿场成为苦力。

琼纵战士们彼此对视，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处置。

救下这些人，意味着要承担额外的粮食负担，他们自己尚且常常缺衣少食。

若放他们自行离开，岛上到处是日军岗哨和巡逻，他们几乎没有生路。

战士们沉默着，有人低声嘀咕：“我们连自己都吃不饱，怎么管得了？”

可冯白驹心里清楚，这是一道必须作出的选择。

丛林伏击的那一夜过后，营地里多了一群面孔各异的陌生人。

他们来自大洋彼岸，衣衫褴褛，身上还残留着囚营的烙印。

纵队的战士们对这些“番鬼佬”既好奇又戒备。

有人皱着眉说：“咱们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还养得起他们？”

有人又低声反驳：“可是冯司令说过，日本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冯白驹没有急着表态，他沉着地看着这些战俘。

有人咬紧牙关，拼命用手势比划着“枪”和“战斗”，意思再明白不过，他们愿意拿起武器继续作战，他们想要复仇。

但问题摆在眼前。

两方语言不通，战术不同，生活习惯更是相差甚远。

战斗中需要默契的配合，若彼此无法沟通，一个错误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贸然让他们加入纵队，风险极大。

他沉思再三，最终还是写下电报，送往上级。

电报里，他开门见山：

“我纵队救出百余盟军战俘，彼等多有参战意愿，奈语言不通，给养困难，请示处理办法。”

几日后，回电传来，字句铿锵：

“尽国际主义义务，帮助盟军战友，若有人愿归国，量力资助。”

冯白驹放下电报，长长舒了一口气，他在纵队会议上拍板：

“能走的我们送，可走不了的，便留下并肩作战。”

答案有了，问题是，谁能与这些洋人沟通？

纵队上下，几乎没人懂英语，冯白驹左思右想，最终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李英敏。

李英敏是广西北海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在中山大学法学院就读，还在教会学校学过几年英文，能说几句简单的外语。

此时他是《抗日新闻》社的社长，手里拿笔写报道的时间多过端枪打仗。

冯白驹找到他，开门见山：“英敏，这支洋支队，就由你去当政委吧。”

李英敏当场傻眼，他双手连连摆动，苦笑道：

“司令，这不是逼着牛上树吗？我那点洋文，只能勉强说‘yes’和‘no’，哪能管得住一帮洋兵？”

冯白驹哈哈大笑，语气却坚定：

“革命就是这样，逼出来的，你是读过书的人，懂他们几句已经比别人强，你不上，谁上？”

李英敏心里清楚，这事推不掉了。

他叹了口气，只得答应，但还是提出一个条件：

“我得带电台去，不然没法传达纵队的命令，我的爱人邝雪莹，她是经验丰富的报务员，就让她跟着一块去吧。”

冯白驹一听，笑着点头：“正好需要人，你们夫妻一道去。”

就这样，李英敏和邝雪莹收拾好行囊，带着电台与译码本，跟随一小队护卫，踏上了前往洋支队的路。

抵达营地时，洋战俘们正围着火堆取暖。

他们见到这位身着灰布军装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站起身来，伸出手试图寒暄。

李英敏愣了一下，生硬地回了几句蹩脚的英语，惹得对方哈哈大笑。

他脸上微微泛红，却还是硬着头皮，用比划和手势勉强沟通。

从今往后，他不再只是写文章的记者，不只是发号施令的政工干部，而是这群洋兵们的精神支柱。

他要带着他们，去适应丛林，去学习游击战，去和琼崖纵队一起，与日军血战到底。

洋支队决定不回去，要拿起武器继续作战。

冯白驹点头同意，但提出条件，他们必须自己选出一名队长，负责日常的组织与纪律。

于是，在密林深处的一块空地上，一场不同寻常的“选举”展开了。

围坐在一起的，有高鼻深目的英国人，有嗓音洪亮的美国人，也有皮肤黝黑的其他士兵。

大家七嘴八舌，用各自的语言表达意见，李英敏在一旁努力翻译，手脚并用，连比划带解释，场面颇为滑稽。

最终，一个英军参谋脱颖而出，他名叫约翰，战士们戏称他为“约翰牛”，调侃他的英国血统和敦厚体态。

约翰队长上任后，试图把部队带回他熟悉的英式条令。

他要求战士们列队站好，讲解如何掘壕沟、如何展开火力掩护，还在地上用树枝画出阵型图。

他一板一眼，神情严肃，仿佛真在指挥一场欧洲战场的攻防战。

但这是丛林，树木遮天蔽日，山路蜿蜒曲折，哪里容得下宽阔的壕沟和整齐的火线？

李英敏见状，忍不住摇头。

他走上前，拍着胸口，用生硬的英语和浓重的汉语腔调喊道：

“No, no！We fight guerrilla！打游击，understand？”

他手舞足蹈地演示，战士们从林中突袭，迅速开火，然后立刻转移。

他的动作夸张，但信息却很清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洋战士们先是大笑，继而认真聆听，他们虽然出身正规军，但也逐渐明白，这片丛林与他们熟知的战场截然不同。

于是，他们开始放下固有的战法，学习中国游击队的灵活狡黠。

第一次试手，是一次铁路伏击。

琼纵安排洋支队配合，在石碌铁矿的运输线上设下埋伏。

洋战士们起初还有些犹豫，担心兵力不足。

可当日军卡车驶入预设区域时，李英敏一声令下，枪声骤起，几分钟的交火，敌人死伤惨重。

洋战士们第一次尝到了“快打快撤”的滋味，他们惊叹于这种战术的简洁有效。

从那以后，他们逐渐形成默契。

洋人教琼纵如何更准确地使用迫击炮，如何修理步枪，琼纵则带他们熟悉丛林，教他们如何辨认毒蛇、采集野果，如何借助地形埋伏敌军。

渐渐地，双方的差异不再是隔阂，而是优势的互补。

可战争从不留情，一次激烈的交火中，约翰队长不幸中弹牺牲。

战士们久久不肯合眼，他们为他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仪式，火光映照下，每个人的脸庞都写满了悲伤。

队伍不能群龙无首。

再一次选举，一位出身西点军校的美军少校接替了约翰的位置。

这位少校曾在太平洋战场担任营长，指挥经验丰富。

他比约翰更务实，很快接受了游击战术。他带领洋支队多次突袭日军补给线，还亲自带人炸毁过一处仓库，那一次，洋支队的名字第一次被日军情报提及。

战斗让这支特殊队伍真正融为一体。

他们学会了彼此的语言，中国战士会喊几句“OK！Go！”，洋人则学会用不太标准的口音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不同语言的呼喊不停，但目标只有一个，击败日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洋支队的队伍吸引着更多志同道合的灵魂投奔而来。

其中最特别的，是那些来自台湾的日本籍士兵。

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份，更清楚所做的事情违背了本心。

于是，当日军在海南的残酷压迫持续蔓延时，这些士兵里有人在夜色中逃出军营，悄然寻找琼纵。

最初，琼纵的战士们对这些“日本兵”满是戒备，甚至有人咬牙切齿，想要当场举枪。

但当他们听到这些士兵用带着口音的汉语低声说出“我们原是中国人，不想再替日本打仗”时，气氛顿时沉重起来。

后来，他们穿上了与洋支队相同的灰布军装，成为这支多国部队中的新成员。

丛林中的斗争仍在继续，命运有时也会在瞬间转折。

某天，美军的一架战机在三亚上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三名飞行员跳伞落入丛林。

琼纵战士发现他们时，他们正躲在乱石堆里，身上多处擦伤。

洋支队迅速将他们接回营地，简单包扎后，李英敏让邝雪莹启用电台。

三个飞行员眼中闪烁着希望，他们熟稔密码，飞快敲击着电键。

几日后，美军飞机掠过丛林，在指定地点投下了装满物资的木箱。

当战士们撬开箱子，里面竟是罐头、药品，还有全新的美式冲锋枪。

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盟友的直接支援，也第一次明白，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

接下来的三年，洋支队在冯白驹的指挥下，与琼纵一道在岛上转战南北。

可胜利的代价同样沉重，每一次战斗后，篝火旁总会少几个熟悉的身影。

泥土里新堆起的坟冢上，有的插着简陋的木牌，用英文写下名字，有的只是寥寥几笔汉字，标记着一个远离故乡的灵魂。

他们用各自的语言祈祷，但眼泪与哀思却是共通的。

终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外战士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知道，分别的日子即将到来。

抗战胜利后，琼纵礼送洋支队的战士们回国。

有人用力挥手，有人眼中噙泪，却没有一句矫情的告别，这段共同经历已深深烙进彼此生命。

不久之后，重庆谈判的会场上，周总理收到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感谢信。

许多外交人员都在信中提到琼崖纵队和洋支队的义举，这些信件穿越语言国界，成为那段岁月最真实的见证。

来源：法无穷尽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