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报国——从诗人到新闻人的白汝瑗

摘要：为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实践，深挖山东新闻干部“北上”拓荒的红色基因，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党支部作为全省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循着新闻干部北上播撒新闻火种的足迹，奔赴哈尔滨，追循烽火岁月里跨越地域的革命报人精神。

为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实践，深挖山东新闻干部“北上”拓荒的红色基因，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党支部作为全省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循着新闻干部北上播撒新闻火种的足迹，奔赴哈尔滨，追循烽火岁月里跨越地域的革命报人精神。

8月6日至8月7日，团队成员王咏梅教授、高级工程师徐迎春、硕士生秦朔桐和周旸围绕山东解放区“北上”新闻干部参与接管东北报业、逐步建立党报体系事业进行采访调研活动，其间参观了《黑龙江日报》报史文化长廊，并围绕杰出新闻工作者、《大众日报》编辑室原主任白汝瑗采访其女白以众和《黑龙江日报》新闻研究室原编辑王彦涵。

走进白以众女士家的客厅，一个紫色的行李箱被小心翼翼地推了出来，里面整齐叠放着父亲白汝瑗留下的诗集、手稿和报纸剪页——这些尘封多年的手泽遗存，像一条隐秘的线索，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

图为：1938 年初夏,《文种》同仁欢送白汝瑗、沈钧、拱德明、沈大经等同志赴延安。前排左起白汝瑗(玲君)、沈钧(现名姚天斌)、拱德明(现名龚平，亦名拱平)、沈大经(现名沈重),后排左起:王公维(笔名王洁之)、蒋兰君(笔名白莎)。

彼时的白汝瑗，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埃德加・斯诺曾是他的老师。他在课堂与校园中接触到进步思潮，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亲历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九”。正是在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白汝瑗以“玲君”为笔名创作大量现代诗篇，于30年代出版个人诗集《绿》，成为当时国统区颇具影响的“象征派”诗人，获得了闻一多先生的高度赏识。白汝瑗后来回忆道：《绿》的主题思想是“对当时黑暗环境的抗拒和对未来理想幸福的憧憬”，“诗集正好出版于一个旧时期的终结和新时期的开始，也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正如白汝瑗赴延安临行前所作《前行——给重庆的友人们》里写的那样：

“纵然前面海浪卷来岁月的苦艰，

不能把我们钢铁一样的意志冲散，

这一串铁环坚固的联系着直到永远——

直到实现了那个新生的民族的春天！”……

“父亲的思想转变是从‘救国、爱国’开始的，从文艺青年的浪漫追求到参加革命的坚定信仰，这是他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白以众回忆着父亲参加革命的选择：“其实父亲小时候家庭条件很好，生于天津的市民家庭，不愁吃不愁穿，他是家里唯一一个走出来参加革命、上前线抗日救国的。”这份背离优渥、奔赴硝烟的抉择，使他的人生走向另一条道路。

图为：白汝瑗女儿白以众接受采访徐迎春摄

1936年3月，白汝瑗正式投身革命。两年后的5月，他从武汉、重庆等大后方辗转跋涉，奔赴延安，先后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同于国统区的风潮，在“天翻地覆”的环境和思想气氛的急剧变化下，他的心境与身份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变：从热情浪漫的青年诗人，成长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

1942年前后刘少奇来山东，罗荣桓对山东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检讨政治左倾和单纯军事观点，抽调大批干部实行减租减息和反霸运动，事关群众利益的减租反霸运动成为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很快，报纸就连续发表《如何打开减租减息大门》《向地主士绅们进一言》等17篇社论和大量双减增资的报道，这也是报纸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报道群众运动。白汝瑗时任《大众日报》编辑室主任，亲自感受到了报纸的党性、指导性、群众性。

摄于1945年10月29日，左起：白汝瑗、罗定枫

抗战胜利后不久，在我党“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指示下，山东解放区成为干部输出的重要策源地，先后抽调三批新闻干部渡海北上。白汝瑗作为第二批干部中的一员，经山东龙口乘船渡海，于1945年11月到达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组织筹建《安东日报》。辽东解放区报业随时局变动频繁，白汝瑗在党的委派下历任《安东日报》《辽东日报》《东北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为宣传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办好教育事业等罄其心力。

1957年，白汝瑗调任《黑龙江日报》总编辑。1960年3月，白汝瑗结合报社的工作实践，组织全编辑部人员开展办报的思想讨论，提出“新、全、高、快、短、活”办报“六字要诀”，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的黑龙江日报》中，白汝瑗评价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对党报工作提出要加强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这一要诀的产生，是“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具体化”,是对《黑龙江日报》“1957年以来宣传报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白汝瑗先生提出的‘新、全、高、快、短、活’办报‘六字要诀’，实际上成为报社努力办好报纸的指导思想，也让当时的《黑龙江日报》焕然一新。”《黑龙江日报》新闻研究室原编辑王彦涵介绍道：“老一代报人从延安走到北安办报，从延安、晋察冀、山东等老区来的党的新闻干部投身到《黑龙江日报》的发展历程中，他们经受过艰苦的抗日战争的锻炼，带来了老区办报的好传统。”

《黑龙江日报》新闻研究室原编辑王彦涵接受采访周旸摄

“天殷地动飞琴韵，国难驱才弃诗文”，正如侄子白以龙所写，踏上革命之路后，白汝瑗不再写诗，甚至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再提及自己诗人的身份。《绿》也随着战火蔓延，在硝烟与迁徙中散落遗失。直到1982年，白以龙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无意间发现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上下册)中收录了7首署名“玲君”的诗作，将其视为珍贵的礼物带回送给白汝瑗，这才唤醒了他“已经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诗的梦想”。他终于寻回了遗失于烽火动荡中的诗集，并在女儿的帮助下再版了。

2006年，《玲君诗集 —— 及其研究》出版

父亲的诗歌，白以众读起来感到十分优美。“我至今难忘的是我父亲的笑容，我父亲的一生，不管遇到多大的苦难，从来不抱怨，跟人说话和风细雨，这种诚恳善良的品质对我影响特别大，这种温暖的底色在我人生中是抹不掉的。”在被批斗、被审查的艰难岁月里，家中时常回荡着父亲的小提琴声——《我的祖国》，而面对各方面的揪斗，他不说一句不理智的话、违心的话、伤害他人的话。谈到此处，白以众有些哽咽：父亲的一生实现了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