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本是形容三国时期司马昭觊觎曹魏皇权的野心毫不掩饰。如今，在娃哈哈集团的商业版图中，杜建英的一系列操作，俨然复刻了这种“野心写在明面上”的做派——以隐秘关系为依托，以资源布局为铺垫，以家族继承为突破口，试图撬动庞大商业帝国的控制权，其图

从宫廷到商海：杜建英的“司马昭式”野心昭然若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本是形容三国时期司马昭觊觎曹魏皇权的野心毫不掩饰。如今，在娃哈哈集团的商业版图中，杜建英的一系列操作，俨然复刻了这种“野心写在明面上”的做派——以隐秘关系为依托，以资源布局为铺垫，以家族继承为突破口，试图撬动庞大商业帝国的控制权，其图谋与司马昭的权欲之路有着惊人的相似。

司马昭的野心，始于对权力的步步蚕食。他承袭父兄基业后，先以大将军之职总揽朝政，通过平定淮南叛乱、清除朝中异己，逐步架空魏帝曹髦，将军政大权牢牢攥在手中。他不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通过晋公、晋王的爵位晋升，为篡魏建晋铺路，即便曹髦喊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控诉，他也从未收敛。这种“以势压人、以谋夺利”的逻辑，在杜建英与娃哈哈的纠葛中清晰可见。

杜建英的“布局”，同样始于对核心资源的渗透。作为娃哈哈早期核心成员，她凭借负责出口业务、筹建ERP系统等工作，深度参与企业管理，逐步积累人脉与权力，成为娃哈哈内部颇具影响力的“关键角色”。即便2008年离职，她仍留在董事名单中，通过持股“娃哈哈系”企业、掌控关联产业等方式，保持对集团的隐性影响——这与司马昭虽未直接称帝，却通过控制朝堂实权掌控曹魏命脉的路数如出一辙。

更关键的是，二者都善于借助“隐性身份”掩盖真实野心。司马昭以“辅佐曹魏”为幌子，行“篡权夺位”之实；杜建英则长期以“老臣”“合作者”的身份示人，暗中却利用与宗庆后的特殊关系布局。她在陪宗馥莉留学期间生下子女，取名“继昌”“继盛”，直指“继承昌盛”的意图；离开娃哈哈后创办的三捷投资集团，以子女英文名首字母命名，俨然将商业布局与“家族继承”绑定。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操作，与司马昭借“辅政”之名清除异己、培植亲信的手段，本质上都是“用表面合规掩盖深层野心”。

当野心面临阻碍时，二者的“强硬手段”更是如出一辙。司马昭面对曹髦的反抗，不惜纵容手下弑君，彻底清除皇权障碍；杜建英则在娃哈哈遗产继承问题上主动出击：在国资拟转让股份给宗馥莉的关键节点，她以“子女继承权”为由搅局，提交DNA比对申请、索要21亿美元信托权益，甚至通过控制“天猫娃哈哈旗舰店”等方式切割品牌关联，试图以法律与商业手段打破现有权力格局。这种“不计手段、直奔目标”的作风，正是“司马昭之心”在商海中的翻版——只要能达成目的，便不顾及对原有体系的冲击。

从历史到现实，“司马昭之心”的本质从未改变：以权力或资源为依托，以隐性布局为铺垫，以直接诉求打破平衡，最终实现对核心利益的掌控。杜建英在娃哈哈的一系列操作，从早期的资源积累到后期的继承权争夺，每一步都透着对商业帝国控制权的觊觎。这种毫不掩饰的野心，如同司马昭当年对曹魏皇权的图谋一般，早已被市场与舆论看得清清楚楚。而这场围绕娃哈哈的博弈，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无论是宫廷权斗还是商海角逐，“司马昭式”的野心或许能掀起波澜，但终究难以逃脱公众的审视与规则的约束。

来源：白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