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诸葛亮“躬耕陇亩”至宋末的千年间，所有正史、地志、诗文从未出现“卧龙岗”这一地名。《三国志》仅以“陇亩”概括其耕作状态，西晋王隐《蜀记》明确记载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家在“隆中”，南北朝《水经注》、《荆州图副》等都记在记诸

自诸葛亮“躬耕陇亩”至宋末的千年间，所有正史、地志、诗文从未出现“卧龙岗”这一地名。《三国志》仅以“陇亩”概括其耕作状态，西晋王隐《蜀记》明确记载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家在“隆中”，南北朝《水经注》、《荆州图副》等都记在记诸葛亮宅在“隆中”，唐代《元和郡县志》载“诸葛亮故宅在襄阳县西二十里”。历朝历代都已“隆中”为坐标。直到元代《全元曲》中，“卧龙岗”之名首次登场——此时距离诸葛亮时代已逾1100年。这一名称的诞生，本质是文学创作对历史地理的想象性重构。

元明之际，“卧龙岗”始终与襄阳深度绑定。《全元曲》收录的《诸葛亮博望烧屯》中，主角自称“贫道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乃琅琊阳都人也。今在襄阳城西，号曰隆中，有一冈名是卧龙冈，贫道耕锄于陇亩”；明代王士性《五岳游草》中隆中图清楚标注“卧龙岗”。”更关键的是，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明确写道，襄阳城外二十里隆中，地名卧龙岗。清代杨鲲《襄阳隆中卧龙冈记》也是详细说明襄阳隆中卧龙岗情况。襄阳府志县志更在，记载襄阳隆中的“卧龙岗”。这些跨文体、跨地域的文本，共同将“卧龙岗”锁定于汉水南岸的襄阳隆中。

南阳对“卧龙岗”的附会始于元代中后期。元大德四年（1300年），南阳《大元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首次模糊提及“岗势盘桓”，却回避具体地名。真正完成地理移植的是明代地方文人的“接力创作”：嘉靖七年（1528年），叶桂章在《武侯祠记》中强行将“卧龙岗”嫁接到南阳城西，也是有史料记载第一次将南阳城西八里岗称为“卧龙岗”，后续“卧龙岗”在南阳当地逐渐有了名气。这种人为构建的地名体系，本质是地方文化焦虑催生的历史发明。

襄阳对“卧龙岗”始终保持着历史本位的冷静。元明清等时期，襄阳历代相关记载都是将“隆中”作为核心标识，对于附会出来的“卧龙岗”非常淡然。反观南阳地方，明代起将“卧龙岗”作为文化图腾：嘉靖年间朝廷批准南阳武侯祠参照襄阳隆中“还名忠武侯”后，刻意强化虚构的地名“卧龙岗”。当襄阳执着于守护《水经》《三国志》《汉晋春秋》《水经注》等原始记载时，南阳选择将元明附会出的“卧龙岗”来争抢诸葛亮躬耕地中。

“卧龙岗”虽为后世附会之名，但其地理坐标始终与《三国志》《汉晋春秋》记载的襄阳“隆中”完全重合，得到从元代杂剧到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千年印证。而南阳“卧龙岗”本质是一场迟到的地域文化表演：它既无法解释为何东汉南阳郡三十六城中从未存在该地名，更无法回应《大明一统志》将“诸葛草庐”明确归入襄阳的官方定论。当襄阳的“卧龙岗”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记忆时，南阳的“卧龙岗”终究只是地方志中的孤独回声。

这场“卧龙岗”的名称迁徙，暴露了文化传播的吊诡逻辑——民众对文学叙事的亲近往往压倒对历史考证的敬畏。但更深层的启示在于：当襄阳以“隆中”为根基，坦然接纳“卧龙岗”作为文化衍生符号时，南阳却将附会之名当作历史救命稻草。前者守护的是文明演进的完整脉络，后者追逐的却是断章取义的虚幻荣光。地名之争的背后，终究是历史观的分野。

来源：襄阳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