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一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既不是节日，也不是什么纪念日。这个日子来到之前，故乡的秋收秋种已完全结束，进入了冬闲。这个日子是阳历十一月二十日，是一年一度的“闸工”日子，也就是农民劳动一年记工分截止的日子。我所以能四十多年不忘，因为我当过生产队会计，为农民

有一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日子既不是节日，也不是什么纪念日。这个日子来到之前，故乡的秋收秋种已完全结束，进入了冬闲。这个日子是阳历十一月二十日，是一年一度的“闸工”日子，也就是农民劳动一年记工分截止的日子。我所以能四十多年不忘，因为我当过生产队会计，为农民劳动记过工分。

说故乡，扩大一点说江海平原农村，“记工分”这种管理制度始于何时？我想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组织农业初级合作社的时候。合作社的集体劳动，如何计量每一个农民的每一天、每一项农活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这就有了“记工分”。记工分很复杂。一年四季收种培管有多少农活？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几百上千的农活每一种农活都要规定一个记工分的标准，也就是达到多少数量和怎样的质量才能算一个工日，也就是可以记十分工。标准由谁来规定？当然应该是劳动经验丰富的农民。标准的实施常常会被更改，因为同样同一种农活有许多不同的境况。举一个割麦的例子。假如标准规定割一亩麦子,记十分工，那么割一亩高产麦子花的工时多，也记十分工吗？割一亩歉收的麦子，花费工时少，也记十分工吗？假如麦子倒伏了，也会歉收,花费工时更多，也记十分工吗？再举一个挑河泥的例子。挑河泥是很重很累的农活。假如每挑六十担河泥记十分工的话，那么挑到远田和近田能一个标准吗？一担泥一百斤和五十斤也一样记工分吗？最难把握的标准是田间治虫打药水，因为很难以治虫的效果来规定标准。用什么来作为记工分的标准呢？可以是以治虫的田亩多少为依据，也可以是以治虫用药水多少为依据，还可以是以治虫花费的时间多少为依据。这都很难把握。故乡也因此有了一首调侃的民谣：“以亩治虫，记工好，背着药桶去赛跑;以水治虫，记工好，药水泼多喷洒少；以时治虫，记工好，先在田岸睡大觉。”

再说一种简单的记工分方法，就是以一个人一天的劳动总量记工分。总量包括一天的劳动、辛苦程度、技术高低，这就取消了那种以每项农活记工分的复杂方法。这种简单的记工方法，用什么来确定标准？明的说也就是由谁说了算？这自然是生产队领导者的队长，或者是生产队会计。这就要求生产队领导尤其是生产队长能吃苦，会干活，处处带头。假如生产队长有事外出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这就要求有多个劳动积极分子，要求社员有自觉性。这样的做法是在生产队每天劳动结束之后，用很少一点时间，让每一个劳动者根据自已的劳动情况说出可以记多少工分，然后由大家评议认可。这种记工分的方法叫“自报公议”，是当年农业学大寨时大力推行的一种管理方式。这样的管理方式或记工分的方法，要求必须加强思想教育和群众监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生产队的小会议室的墙上挂有一块木板，木板上贴有工分榜。工分榜上写着所有劳动社员的姓名，记录着一天天的工分数。如果能认真实施工分公布榜制度，劳动者是欢迎的。但如果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流于形式，那就不受劳动者欢迎了。这个生产队领导可能是懒政，可能是专权，也可能是腐败！

工分对农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结算一年的工分就等于结算一年的工资。农民凭这一年中主要的工分收入分配粮草，领取多余下来钞票。工分价值的高低与生产队农副业生产收入多少息息相关，所以生产队要为争高产，节约开支，同时还要准确记好工分，不滥记工分。滥记工分就如滥印钞票贬值一样，工分也就贬值了。工价就是一个标准劳动日记十分工的价钱。一般生产队在每年十一月二十日闸工之后，算出来的工价在五角到七角钱左右。好的生产队可以达到一元，差的生产队只有二三角钱。以一个劳动日工价七角计算，一个整劳力的社员每月收入就可以达到二十一元。不要说这收入太少，在当时的工人和一般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每月工资也只在三十元左右。这个差距很小，况且一般农户还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当然对于工价低的生产队来说，社员的生活就宭迫了。这种工价低，如果不是灾害所造成，那只能说生产队干部无能或胡作非为。

记工分是农村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依据。没有了按劳取酬，就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变了。一九五八年曾有一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取消了按劳分配，实现按需分配。美好的愿望很快破灭。近些年来，按劳分配被弱化，多种分配形成。需要社会警惕的是如果不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如果以资本分配为主体，如果两极分化继续，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说是社会主义了。

来源：江海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