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惠，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文学院红楼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任理事，香港红楼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个人专著《红楼梦研究在美国》荣获中国优秀博士后学术成果奖（省部级

张惠，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大学文学院红楼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任理事，香港红楼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个人专著《红楼梦研究在美国》荣获中国优秀博士后学术成果奖（省部级优秀学术成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光明日报》《武汉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部分文章获《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等14项课题，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4项课题。

摘要：中国近代诗歌从“新派诗”发展到诗界革命，是一个内外激荡的过程。以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接触到明治时期的多元诗学革新路径，通过对日本诗坛近代化过程的探察，意识到诗歌创作图求新变、走向通俗化，既向域外学习，又延续旧风格的必要性，选择性地吸纳现实题材、民间语言、“和制汉语”等多重诗学资源，形成创作实践，推动了近代诗歌转型，最终实现由“革新”向“革命”的跨越。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传统、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他们力求“破旧”“立新”“守根”的辩证统一，以此探索出一条以传统为根基、以现代为方向的诗体革新道路。这一文化实践的意义，远超一时之文体变革，彰显出中华文化在跨文明交流中所具备的延展性和包容力。

✦关键词：“新派诗”；和译西诗；黄遵宪；诗界革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中外文学关系转型史研究”（项目编号：19BZW162）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格式：张惠.从“新派诗”到诗界革命：中日诗学交流与晚清诗歌转型[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134-143.

诗界革命的发展成型是在中国内部酝酿以及日本外部激发的对流中造就。早在1869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观点。其后，谭嗣同提倡“新学诗”并进行了相关实践。1895年在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共同拥护推举之下，这种杂以外国语和宗教语的“新学诗”一时为人所知。因为晦涩难解，数量稀少，以及在文学上缺乏美感和韵味，所以它的生命力并不长久。但是，它引入新学思想和异域文化，努力打破古典诗歌封闭的系统，更重要的是，处在晚清近代诗歌古今演变的关键一环上，它勇于破旧立新，标志了一种新的诗学观念的探索。1897年，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蒋智由、丘逢甲等提倡“新派诗”，代表诗人和理论家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新学诗”和“新派诗”实际上可算有继承和在扬弃中发展的关系，但是尚未发展到“革命”，而真正促成“诗界革命”形成的关键契机，是黄遵宪、梁启超等文人在日本接触到包括和译西诗、新体诗、文明开化新诗等在内的多元诗学革新路径。通过对日本诗坛近代化过程的探察，晚清文人得以重新思考中国诗歌的出路，最终实现由“革新”向“革命”的跨越。因此，可以说诗界革命是在中国本土语境的演变基础上，经由外部刺激而最终催化成型的诗学转型。

一、明治诗坛的近代化探索

明治时期的日本诗坛呈现出一种结构复杂而多元的格局，主要由传统的“汉诗”与新兴的“新体诗”构成。在“汉诗”阵营中，以大沼枕山为代表的幕府遗老坚持格律正统与传统文人修辞，体现出对既有诗学范式的维护态度；相对而言，森春涛等人则主张内容与题材上的更新，强调吸收新知与时代精神，尝试在汉诗框架内引入文明开化的议题，其所主编的《新文诗》成为革新派的重要阵地。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世纪上半叶，赖山阳的《荷兰船行》《佛朗王歌》与大槻磐溪的《佛兰西王词》《远西炮术略序》等作品中，已出现将西方元素融入汉诗的尝试，反映出日本文人对于西学东渐的早期回应。这一发展为明治时期汉诗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方向。

与汉诗并列，日本固有的“和歌”传统自《万叶集》以来已延续千年，但其语言风格与美学模式在明治维新后的社会转型中逐渐显得难以适应新的文化表达需求。作为回应，“新体诗”应运而生，并很快成为日本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1882年出版的《新体诗抄》是新体诗发展的早期成果，其诗体多为“和译西诗”，即在引介西方诗歌的基础上，重构为七五调或更为自由的形式，强调通俗表达与言文一致，旨在借助诗歌形式实现国民启蒙与思想传播。至1883年《新体诗歌》问世，新体诗的内容已逐步本土化，主题聚焦于自然风物、战争记述、政治论说、伦理教化与人生感悟五大类，展现出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与忠君爱国情怀。这标志着新体诗从对西方文体的模仿逐步走向自主建构的本土化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体诗在形式上刻意回避传统汉诗的格律约束，但其节奏与语言形式仍带有训读文体的痕迹。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新体诗与进步派“明治汉诗”之间呈现出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尽管二者在文体结构上存在差异（和诗与汉诗），但在语言通俗化与内容现实化的诉求上具有一致性，均试图通过诗歌语言回应社会变革，体现出明治时期诗坛内部面向现代性的双重努力。正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下，黄遵宪、梁启超等中国文人接触到了多元的诗学革新路径，从而为中国“新派诗”乃至“诗界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多重参照与启发。

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正经历着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各种思想、文化和艺术形式都在发生变革，日本知识分子意欲探索一种新的诗体以实现日本文学界的新变。植村正久（1858—1925）是明治时代最早提出以西方诗歌为鉴，同时以和歌为参照推动日本诗歌改良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1879年给山内季野的书信中提到了自己对日本诗歌改良的意见：“我国的诗歌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故而近日斟酌西人言论……并结合前人的和歌之道，以图和歌改良。”到这一步，日本在对新诗创作的探索道路上还处于“改良”阶段，并没有“伤筋动骨”。因为和歌的篇幅短小、汉诗的格律要求与音节数目的限制等依旧制约着日本诗歌的进一步发展，于是后期的“和译西诗”目的发生了改变：不仅仅要进一步改良日本诗歌，更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诗体来取代汉诗的地位，为日本诗歌在社会地位、文化影响等各个方面取得独立。井上哲次郎也是这场探索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在《玉之绪之歌小引》中提到：“夫明治之歌应为明治之歌，而非古歌（和歌），日本之诗应为日本之诗，而非汉诗，此乃做新体之诗之所以然也。”由此可见，大变革时代下知识分子积极探索的精神，是日本“和译西诗”现象出现最直接的动因，也是明治新体诗出现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虽然明治新体诗基于“去汉化”的政治意图对汉诗进行了非难，但明治汉诗却也抵达了一种“回光返照”的复兴状态。此前的学者都将明治汉诗的兴起视为“汉诗在日本”落幕前的高潮，一种文明式微前的复古。但事实上，明治新体诗与明治汉诗中的进步派形成了一种异质同构的良性互动——虽然一个用“和诗”一个用“汉诗”，但是都是面对新事物敞开的新鲜姿态。

黄遵宪出使日本前，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使日本文人、汉诗作者广泛获得了出国交流探讨的机会，做了革新传统诗歌题材内容的尝试，其中有很多是记录漫游中国经历的作品。1873年成岛柳北周游欧美归来，首先创作了《航西杂诗》记录西方异域风情。1875年，森春涛编辑《东京才人绝句》，汇聚了明治初期题咏文明开化的代表性成果。同年，森春涛创办汉诗文杂志《新文诗》，不断推出标榜清新的汉诗近作，在当时有“而新文诗放风致乎新韵，皆新世鼓吹之尤者”的评价。

1877年8月上野博览会开幕，《新文诗别集》第9号为之特辟专号《上野博览会杂咏》，其诗题全部直接标举展示名目，例如制丝机器、谷种、矿种、漆器、陶器、酿造品等等。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这一潮流有增无减。金荣华在《〈新文诗〉与相关诗人之诗》中就提到，“森春涛虽然终生无缘为官，却善于结交上流社会人物，深得明治维新前后诸名士的拥戴。因此，其所主持创办的《新文诗》刊……有席卷整个明治诗坛趋势”。可以说，此时的日本汉诗坛正以《新文诗》为中心吹起了一股文明开化之风，而以“采风问俗”的“古之小行人、外史氏”自任的黄遵宪，不会对之视而不见。事实上，黄遵宪为撰写《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曾大量阅读浏览报纸杂志，对于《新文诗》也“不译亦知其事也”。

除此之外，黄遵宪与森氏父子以及当时的汉诗坛名宿小野湖山、川田瓮江等也多有交流酬酢，大部分时候是日本人向他请教汉诗，黄遵宪写给森春涛的个人信件还分别刊登在《新文诗》第55、57、62卷。黄遵宪与日本汉诗人的交流，主要依靠书面语言和笔谈。在黄遵宪看来，这种交流方式既更为高效，也更具深度介入性。正是在这种书信往来的交流中，黄遵宪不仅传授了自己的诗艺，还与日本汉诗坛产生了良性互动。蔡毅指出：“黄遵宪在明治时期受到如此高度的礼遇，背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毕竟，在江户时代的闭关锁国时期，日本的诗人只能远远地仰望中国，无法亲自到中国学习……维新之后的学者们，因西学的兴起而面临传统汉学的挑战，危机感日益加深。”因此，黄遵宪在明治诗人中如此受欢迎，既得益于他自成一派的卓越诗才，也与明治汉诗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密切相关——一方面是江户时代闭关锁国的文化滞后，另一方面则是开放后西学崛起的巨大压力。在此影响下，黄遵宪也亲身尝试实践，在《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中运用日人新创的西文译语（即“和制汉语”）吟咏新闻纸、照相、博览会等题材内容，对当时汉诗坛诗人创作的新诗也多有评论。

1877—1882年出使日本期间，黄遵宪仔细考察日本历史地理和人文，陆续创作了150余首杂事诗，汇总为《日本杂事诗》，后经过修订共纳诗200首。经过笔者阅读整理，发现其中共有30首运用了日人新创西文译语，其运用涵盖了多个领域，具体包括以下几类。

（1）政治与制度：如“帝国”“共和”“维新”“议员”“元老”等，这类词汇多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从西方引入的新政治术语，反映了黄遵宪对日本现代化制度改革的关注。

（2）地理与自然：如“州地”“五大洲”“地球图”“温泉”“海苔”“珊瑚”等，展现了日本在地理学和自然资源研究领域的现代化进展。

（3）科技与交通：如“航海”“火轮舟”“飞车”“驰车（消防车）”等，折射出明治时期日本科技发展的动态。

（4）宗教与文化：如“耶稣”“天使”“天堂”“博览”等，反映了西方宗教和博览会文化对日本社会的渗透。

（5）物质生活：如“蝙蝠伞”“番舶物”等，体现了西方生活方式和物质文化的影响。这些词汇的使用无不印证了明治诗坛对黄遵宪的影响。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身在异国的黄遵宪心系祖国，于年末结束了十几年的外交生涯回到故国。深感局势动荡民族危亡的黄遵宪回国后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创办《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等时报，参加强学会、南学会，宣传维新变法主张。除此之外，黄遵宪笔耕不辍，积极创作新诗，形成了“新诗派”，对晚清诗坛，以及后来的诗界革命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尽管黄遵宪于1877年随使节团出使日本，并于1882年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因此在时间上无缘接触同年8月出版的《新体诗抄》，但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在更为宏观的文化语境中，探讨其“新派诗”与明治新体诗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关联。《新体诗抄》作为日本近代诗歌转型的重要标志，其所体现的言文一致、节奏解放与题材现实化等诗学理念，并非孤立生成，而是源于此前一系列文学讨论与创作实践的积淀。在明治初期，由于文明开化政策的推进，关于诗体革新的讨论已逐步展开，新体诗的出现是这一文化变革逻辑的自然延伸，这一氛围亦可能对身处其间的外来观察者产生潜在影响。

实际上，正如明治诗坛本身便由多重力量交错构成，新体诗与明治汉诗中的“文明开化新诗”之间也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多重重叠与互动。前者更强调形制突破与语言更新，后者则在传统体裁中嵌入时代内容，二者共同参与构建了明治时期面向现代性的诗歌革新格局。而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明治新体诗与黄遵宪“新派诗”的并行发展，并非偶然的个体回应，而是东亚语境中面对现代性转型所浮现的一种集体文化反应。作为各自文化场域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路径不同，但皆以诗体改革的方式回应相似的问题，即如何在传统文学形式中容纳新知、表现现实、转化语言。这种在文体结构、题材选择与语言观念上的“异态同构”，正体现出东亚近代文学在转型过程中普遍而深层的文化趋向。

二、黄遵宪诗歌中的“明治印记”

“新诗派”是晚清时期由黄遵宪倡导的一种诗歌流派，旨在通过诗歌反映新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现实。黄遵宪于1890年创作的《今别离》四首组诗，巧妙地借用了传统游子思乡归家的主题，颂扬了火车、轮船、电报、摄影术，以及东西半球时差等现代新兴事物。他不仅将这些新事物与新观念融入自己的独特感知与体验之中，还赋予了诗作焕然一新的风貌，初步展现了“新派诗”的鲜明特征。而“新派诗”这一名称的正式确立，则源自黄遵宪1897年在《酬曾重伯编修》一诗中的两句：“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以此为标志，以黄遵宪为领军人物，一群致力于创作“新派诗”的诗人群体逐渐形成，并被统称为“新诗派”。

黄遵宪倡导的“新诗派”体现在内容和题材与传统诗歌不同。在内容上，一方面彰显历史现实的厚重性。黄遵宪倡导诗歌应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他把所历所见的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变，以及日本和美国的社会历史，西欧和南洋风光与民俗，近代工业革命等，都写入诗中。如甲午战争后第三年，黄遵宪送给梁启超的诗《赠梁任父同年》可谓泣血之作：“寸寸山河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这首诗代表了当时国内爱国士大夫对割地赔款的悲愤和痛苦，亦记录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体现对选材的拓展性。黄遵宪写了许多关于海外新鲜事物的诗作，最著名的《今别离》四首，其一咏火车、轮船。“双轮”兼指火车、轮船之轮，“轻气球”指海上飞艇，体现近代交通工具准时、迅速的特点。其二咏电报。“既非君手书，又无君默记”“经三四译”“如电光”等写出近代电报的特色，“门前两行树”“中央亦有丝，有丝两头系”则形象描写出电报相关设施。其三咏照相。“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今日见君面”写出妻子收到丈夫相片的场景。其四咏东西半球的不同。“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形象写出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和两人相隔之远、思念之深。与传统赠别诗不同的是出现了新的事物，具有题材上的立新。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新体诗的“新”也体现在与传统和诗不同的内容和题材上。《新体诗抄》的作者——外山正一、矢田部良吉、井上哲次郎三人都不是专门的文学家或诗人。外山正一是哲学家、社会学家；矢田部良吉主攻植物学；井上哲次郎同样是哲学家，被称作是东洋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他们都是在西欧留学过的高级知识分子，对文学创作葆有很高的热情，便自发聚集到了一起共同翻译西洋诗，并模仿西洋诗进行创作。其诗歌的题材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吟咏风花雪月思念之情等传统框架，而是融入了近代以来新的事物及思想。例如《新体诗抄》中外山正一就有一篇作品《题社会学原理》（社会学の原理に題す），提到亚里士多德和牛顿没能理解进化论，而达尔文和斯宾塞则掌握了进化论，认为“万物都依存进化论而进步，所见草木皆是如此”，向民众传播当时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

黄遵宪倡导的“新诗派”在形式上也与传统诗歌不同。一方面是语言形式的创新性。黄遵宪在《梅水诗传序》中提出了“言文合一”的观点，即语言与文字应紧密结合。另一方面是谋篇布局的创新性，他尝试将古文家的“伸缩离合之法”引入诗歌创作，“伸缩”要求诗作之中所呈现的内容安排得体，详略有度；“离合”则要求全诗“形散神聚”。这种布局方式使得他的诗歌在结构上更加灵活多变，富有层次感，使诗歌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艺术魅力。

这种注重语言通俗化与结构自由化的写作倾向，恰与明治新体诗的改革路径高度契合。新体诗强调“其文虽交俗语，而平平坦坦，易读易解”，显示出创作者不仅致力于节奏改革，更追求诗体语言的通俗化和传播性。在实际创作中，新体诗广泛采用“七五调”，主张形式服从内容，并有意识地引入俗字、俚语及白话句法，以贴近民众语言习惯。这些语言选择，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也就能更顺利地推动文学的近代化和国民思想的启蒙和进步。

“新诗派”从明治新文化中汲取了营养。而黄遵宪虽然在出使日本之前就已经在写给朋友周琨的《与朗山论诗书》中提出自己的诗歌创新理念：“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是故论诗而依傍古人剿说雷同者非夫也”；但是在日期间对明治新文化的接触和思考，更促进了他诗歌的变化。黄遵宪“新派诗”与明治新体诗之间的交汇，可从三个层面加以归纳：首先，二者皆对传统格律规范表达出松动甚至突破的态度，试图在形式层面打开更大的创作自由空间；其次，两者均表现出对现实题材的高度关注，如政治、科技、社会现象等，体现出文学与时代之间更为紧密的关联；再次，在语言使用上，皆趋向通俗化与口语化，力图通过更贴近日常的表达方式适应时代需求。

在明治文坛的诗歌场域中，明治新体诗与明治汉诗可谓两派争奇斗艳，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在明治汉诗内部，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分裂同样显著。进步派的代表如成岛柳北和森春涛，早在黄遵宪赴日前，便已将西洋文明的新事物、新语料融入汉诗创作。成岛柳北有咏“伦敦”之作，藤堂苏亭则以“女学校”为题材。这些创新尝试在森春涛主编的《新文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明治十年（1877）上野博览会期间，这种以“新字面”咏文明开化的风潮达到高潮，这一点与梁启超对黄遵宪“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评价可谓异曲同工。与此同时，保守派旧学家则对进步派的这种新诗创作提出批评，认为将现代名词引入汉诗破坏了诗的典雅性。《明治名家诗选》的编者受其师村上佛山的影响，明确摒弃了这类创新诗作。可见，政治与文化分野不仅分裂了明治汉诗场域，还让新体诗与明治汉诗的进步派形成了某种“异态同构”的关系——两者都试图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重塑诗歌的意义，但路径与目标各异。这种因政治立场和文化取向而导致的明治诗坛内部分裂，映射了整个诗歌场域中的张力。

已有研究指出，尽管明治新体诗旗帜鲜明地反对汉诗，但仍无法完全摆脱汉文脉的幽灵。而进步派明治汉诗在融入现代元素的同时，也与明治新体诗形成了某种良性互动。黄遵宪对此的批判可谓洞若观火，在他看来明治汉诗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不谙音律”，应该用汉音韵（“一字一韵”）作汉诗，而非用“日本余音”。而新体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个弱点的内部反思，甚至其采取的措施（用日语作诗，改“和歌”为“和诗”）亦与黄遵宪早年倡导“我手写我口”不谋而合。

从光绪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黄遵宪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但黄遵宪对日本诗学革新的认同，并非始于出使之初，而直至游历欧美，才愈发理解并认同日本“革故取新”的路径。在出使日本期间，黄遵宪深入了解了日本明治文化，包括新体诗在内的多种文化形式都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钱海英注意到他的语言观在来日前后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来日前主要面向知识分子的语言观，逐渐转向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语言观。黄遵宪通过接触日本的假名，深入思考了日本文字的演变及其特性，高度评价日本假名的功能，认为假名通过简化书写体系，实现了文字与语言的一致性，使更多普通民众能够掌握读写技能。这一思考已然为“诗界革命”的大众化、通俗化转向展示了前景。

黄遵宪的诗学实践离不开其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今别离》作为其新诗的代表作，创作于1890年游历欧美之后，而不是接触日本明治诗坛后的直接产物。一方面，离开了当时以保守派为主导的日本文化场域，他可以卸下“教日本人作汉诗”的权威身份，回归自我表达；另一方面，欧美文明的直接经验丰富了他的美感认知，使新事物得以更具体、更鲜活地融入其诗歌。同时，这也说明其新诗尝试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积淀而有意为之的。在新的文化思想的激荡与以《新体诗抄》为代表的明治新体诗的双重影响下，他对诗歌创作展开了新的探索。从明治新文化与新体诗中汲取的营养不仅促进了黄遵宪个人诗歌创作的成熟和发展，也为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对诗界革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诗界革命：中日诗学交汇的嬗变

戊戌变法时期，受到社会变革推动、文学发展需求、西方文化传入的影响，诗界革命应运而生。目前关于其起点有三种看法，一是始于新学诗，二是始于新派诗，三是始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从黄遵宪《杂感》到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倡新学诗，进而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等提倡新派诗，再到梁启超明确提出口号，诗界革命的兴起不是一蹴而就，其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某种程度上讲，是日本启蒙诗歌将中国晚清诗界革命，引上学习西诗之道路，从而获取世界性视野”，这种“学习西方的日本桥现象”在黄遵宪、梁启超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二人切身接触明治时期诗歌发展变化，由此开拓视野，并学习日本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经验道路，将其运用于晚清的诗歌革新，兴起了诗界革命。

黄遵宪出使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始，日本汉诗诗人围绕着汉诗进行了各式改革活动，他与成岛柳北、森春涛等交往密切，也参与其中，正如《日本杂事诗自序》所述：“余于丁丑之东，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文学现象等给黄遵宪留下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产生思想上的转化和进步。同样，当戊戌变法遭遇失败，梁启超流亡至日本，也如黄遵宪一样得到了新的思想文化体验。

明治时期，标志日本文学走向近代化的新体诗兴起，冲击了日本旧式汉诗的发展，这时的新体诗在传统汉诗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思想文化精髓，在题材挖掘、形式变化、语言运用等方面均有创新，别具一格。这样的文学现象影响了当时与日本诗坛密切交往的黄遵宪。有学者指出：“到黄遵宪离开日本的1882年，日本文学言文一致运动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黄遵宪是在这种背景下，倡言改变中国言文不合的状况，提出语言通俗化的主张。”在语言革新的导向上，黄遵宪注意到了日本文学界当时所推行的言文一致趋势，以此为依据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了“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乎复合矣”，主张言文合一，认为语言文字应做到融会贯通，这也与日本明治时期新体诗的发展动向暗合。可以看出，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为黄遵宪引发言文合一的通俗化理论提供了思想环境和资源，这些有关通俗化的主张正顺应了诗界革命之诗歌通俗化趋势。

罗振亚提出：“从日本诗坛获得变革信心的同时，黄遵宪努力搜求日译的西诗进行阅读，还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后来收入《日本杂事诗》和《人境庐诗草》）作品……。也就是说，虽然1882年3月黄遵宪离开日本转赴美国，没赶上标志日本启蒙诗歌崛起的《新体诗抄》的出版盛况，但他在诗歌改良的主张、行为、范式等诸方面却都接受、暗合了日本启蒙诗歌，事先在创作上为‘诗界革命’的发起做了充分储备。” 1891年，他提出向传统的诗歌写作发出质疑和挑战，并提出直接明确的脱古求新的写作要求。黄诗《酬曾重伯编修》有云：“《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其“矜奇”正是追求新变的诗界革命内涵。这些诗歌创作表明黄遵宪受到日本诗歌的启蒙后，有关诗界革命之理论储备已经初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创作实践。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曾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人倡导新学诗，代表作有《金陵听说法诗》《赠梁卓如诗四首》等，这种“新学诗”把儒、耶、佛融合在一起。例如《金陵听说法诗》之一：“火劫冰期接混茫，小之陵谷巨沧桑。有形潜逐人心改，创世谁怜我主忙。明日观身已非昨，微生归命向何方。文殊师利维摩诘，随顺重开大道场。”其中，火劫是佛教语，指坏劫中的“大三灾”之一，陵谷则指自然巨变，典故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又如《金陵听说法诗》之二，不但采用佛教术语“普观察”和基督教术语“血田”，还直接把印度“种姓”（Caset）音译为“喀私德”，表达伦理纲常像种姓制度一样形成桎梏之意，又直接把英国议院名（Parliament）音译为“巴力门”，号召学习英国开设议院实施民主法制。

由于这些“新名词”过于生僻，因此除了作者本人，很难索解。但是同道者却颇为激赏，如夏曾佑《绝句》：“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正是与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之一形成赞和；梁启超也指出“新学诗”有“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特色。然而在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受到日本近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反省并告别昔日的新学诗，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并以“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极言革命之重要。日本近代诗歌改良运动中，无论是以《新体诗抄》为代表的新体诗，还是以《新文诗》为中心的文明开化新诗，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精髓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曾在日本受到耳濡目染的梁启超在诗界革命的主张中强调，要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将改革传统诗歌的基础定为“欧洲意境”，推动诗界的革新——“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明治新体诗发展期间，《新体诗抄》中表示泰西之诗“其短者虽似我短歌，而其长者至几十卷，非我长歌之所能企及也”，表明明治新体诗中发展长诗的追求。

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表达了对西方长诗的夸赞：“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又肯定中国长诗如《孔雀东南飞》、杜甫之《北征》、韩愈之《南山》为“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棒喝集”专栏中译介多首西洋爱国诗歌，尝试以白话与曲体融通的方式熔铸欧洲诗歌风格，推动诗歌创新。这些实践不仅表现出其对“诗界革命”纲领的积极回应，也体现出通过汉译西诗实现中国诗歌转型的意图。事实上，这种翻译策略与日本“和译西诗”在形式革新与诗学启蒙上的目标颇为相近，他对于西洋诗歌的译介，亦可被视为对日本“和译西诗”路径的借鉴与延伸。胡全章指出，这类汉译西诗“借鉴西洋诗歌样式风格，打破中国诗坛千余年来的尊古泥古风气”，成为“诗界革命”中一项重要的策略手段。赞许长诗之余，对于日本盛行模仿西方诗歌形式的新体诗创作，梁启超保留了审慎的态度——他对西方思潮冲击有所防备，分外重视传统的延续。

同年，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显然，黄遵宪并不认可日本在新学中东奔西顾而忘却根本，并由此推及中国旧学和新学比较。对于新旧对抗和发展，梁启超提出“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主张光大旧学而非完全摒弃。可见明治新体诗的创作不仅带来正面的启示，更以另一独特视角使黄、梁二人进一步反思，更加重视本国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梁启超著名的“三长说”更是直接体现了学习西方思想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旧风格的重视，之后又归纳为“旧风格含新意境”，成为引领诗界革命前进的方向标。可见，梁启超和黄遵宪并非简单模仿西方，他们作为开眼看世界并付诸实践者，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守根者”，他们的“破”是为了使传统诗文化获取发展的张力，更好地“立”，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相通之处中探索中国旧学的现代化方向。正如他们对传统的重视，并不是出于对旧有文化的迷恋，而是经由外国文明对本土文化进行再生产与反刍，从而激活传统诗文化的生命力。

此外，日本明治时期的和译西诗也影响了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方向的探索和发展。日本诗人意识到，诗歌创作的目标在于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依托于大众化的形式，而“日本启蒙诗歌仿效西方诗歌的自由通俗表达、形神兼顾的革新，对诗界革命构成了一种影响深刻的范式启迪”。

随着诗界革命发展，通俗化趋势逐渐凸显。除了各知识分子创作通俗化诗歌的努力，梁启超接受黄遵宪的建议开辟杂歌谣专栏，更是有意提倡通俗体诗作，促进通俗化范式的深度发展。在晚清“诗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黄遵宪提出了以弹词、粤讴形式为诗歌基础的“杂歌谣”设想，主张吸取民间歌谣的语言和表现方式以创新诗体。这一倡议得到了梁启超的响应，他在《新小说》上专门开辟了“杂歌谣”栏目，鼓励投稿者发表借鉴民间歌谣形式的“新体诗”。这一创举不仅丰富了晚清诗界的创作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诗歌通俗化的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杂歌谣”这一强调民俗语言与表现形式的设想，与日本“和歌”——“和诗”近代化的实践或许存在某种启发关系。《新体诗抄》的作者们试图以“七五调”等形式重构诗体，使之能够更直接地承载现代性表达。这种以民俗语言为基础的近代化努力，与黄遵宪对弹词、粤讴的重视形成了微妙的呼应。黄遵宪对俗语民歌的强调，体现了其希望通过“撄人心之力”达成诗歌的广泛传播与社会影响。这种思路与日本新体诗的目标相似——通过语言和形式的创新，使诗歌从精英的圈层走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更重要的是，新体诗的前身“和歌”作为日本传统诗歌体，早已在长期的发展中吸纳了民间歌谣的韵律与情感特质，这为“和诗”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基础。而黄遵宪的“杂歌谣”同样试图通过弹词、粤讴等民间艺术形式，将传统诗体带入现代社会。可以说，无论是日本新体诗，还是晚清的“杂歌谣”，二者都体现了传统诗歌对现代性的某种回应。在这个过程中，民间语言与形式的启用不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革新。它使诗歌回归生活，承载当下的思想与情感。

四、结语

黄遵宪和梁启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近代诗歌如明治新体诗的影响，通过向日本直接的学习借鉴和间接的灵感启迪，他们意识到诗歌创作求新变、走向通俗化，既向域外学习，又延续旧风格的必要性，并将之融入自身的诗论主张及创作实践。黄遵宪一方面以其指导实践促进了明治汉诗的繁荣，另一方面在明治新体诗与汉诗的互动中吸收“异态同构”的近代化追求。他对“和制汉语”的运用体现了“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的审美意图。

然而，正如钱锺书所批评的那样：“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黄遵宪对欧美文明的理解多停留在新名词的浅层内化，而缺乏对其深层文化逻辑的体认。在致宫岛诚一郎（1838—1911，号栗香、养浩堂）的信中，他写道：“然以论朋友游宴之乐，山川风物之美，盖不逮日本远甚……以是知我两国文字同，风俗同，其友好敬爱出于天然，岂碧眼紫髯人所能比并乎？”这不仅是他对中日文化亲近感的赞许，也隐隐透露出他对西方文明的隔阂与矛盾心理。

相比于对欧美文化的散点素描化理解，黄遵宪在日本的文化互动更显深刻。他与宫岛诚一郎切磋诗艺，称其诗“清新俊逸，余叹为天才”，甚至为其诗集《养浩堂诗集》删选诗稿、校阅批语。十余年后，远在新加坡的黄遵宪仍写下《续怀人诗•其七》赠怀宫岛诚一郎：“一龛灯火最相亲，日日车声辗麹尘。绝胜海风三日夜，拏舟空访沈南蘋。”这种“重与细论文”的情感交流也是黄遵宪在欧洲所无法再现的经历，由此也可以窥得日本与欧洲之于黄遵宪的轻重。尽管存在这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他山之石明治新体诗和“文明开化新诗”的借镜，推动了晚清诗界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一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自身文学革新的积极探索。

以黄遵宪、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接触明治时期日本新体诗与汉诗革新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吸纳现实题材、民间语言、和制汉语等多重诗学资源，推动了近代诗歌转型。他们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并未割裂其文化根基，而是在“破旧”的进程中力求“守根”与“立新”的辩证统一。通过“我手写我口”“旧风格含新理想”等诗学主张，他们探索出一条以传统为根基、以现代为方向的诗体革新路径。这一文化实践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时一地的文体革新，更体现了中国文人在近代全球知识体系重构进程中所展现出的主体意识与判断力。他们的努力不仅回应了时代之问，也彰显了中华文化在跨文明交流中所具备的延展性和包容性。

图文编辑：黄建林

一审一校：李思舒

二审二校：黄建林

三审三校：赵 强

来源：书简里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