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一支来自瑞典的传教士队伍踏上了归化城。彼时的归绥地区，驼铃声与马队穿梭于草原与中原的交界，藏传佛教的召庙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错落于街巷之间，而这座新落成的通顺街基督教堂，则为这片多元信仰的土地添上了一抹异域色彩。

塞北旧城里的十字印记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一支来自瑞典的传教士队伍踏上了归化城。彼时的归绥地区，驼铃声与马队穿梭于草原与中原的交界，藏传佛教的召庙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错落于街巷之间，而这座新落成的通顺街基督教堂，则为这片多元信仰的土地添上了一抹异域色彩。

这座青砖灰瓦的基督教堂，由瑞典传教士主持修建，选址于通顺街的闹市之中。教堂的尖顶在低矮的民居间格外醒目，礼拜堂内彩窗透出的光影与诵经声，成了旧城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传教士们并非孤立地传播信仰，他们深谙“以学辅教”之道——教堂甫一落成，便在旁开设了男、女学堂各一所。这是归绥地区最早的现代教育雏形之一，贫寒子弟得以在此识字算数，而《圣经》故事也随着琅琅书声悄然浸润人心。至清末，教堂已聚集了17名瑞典教士与近300名本地信徒，成为塞北草原上罕见的西方文化据点。

瑞典传教士的脚步并未止于通顺街。他们在归绥城的街巷间播撒下更多印记：大西街的基督教会、马道巷的礼拜堂……虽已难考具体建造者，但这些红砖拱窗的建筑群，与召庙的鎏金宝顶、清真寺的新月标志共同勾勒出归绥独特的宗教天际线。更深远的是，传教士们将医疗与慈善带入边城，药箱与课本逐渐与经卷并重，悄然改变着人们对“洋教”的戒心。

回望这段历史，通顺街教堂不仅是砖瓦堆砌的宗教场所，更是19世纪末西方文明叩击塞北的缩影。当草原的风掠过教堂尖顶，归化城的百姓或许未曾想到，这些远道而来的“洋和尚”，竟以信仰为舟、教育为桨，在黄河之北的古老土地上，划出了一道通往现代社会的涟漪。如今，这些建筑静立闹市，砖缝间仍可窥见一个时代碰撞、交融的斑驳痕迹。

来源：绥远老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