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忆父亲到东北的经历

摘要：父亲离休前所在的单位鞍钢，也举办了 “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特展”。为给此次特展增添一份历史记忆，本文特摘选《冀中抗日烽焰烈・钢铁情怀 —— 忆父亲罗琳》一书中，关于父亲在东北工作，尤其是 1950 年调到鞍钢工作的部分章节内容，并将各节精选摘录，图片仍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 忆父亲到东北的经历

今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父亲离休前所在的单位鞍钢，也举办了 “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特展”。为给此次特展增添一份历史记忆，本文特摘选《冀中抗日烽焰烈・钢铁情怀 —— 忆父亲罗琳》一书中，关于父亲在东北工作，尤其是 1950 年调到鞍钢工作的部分章节内容，并将各节精选摘录，图片仍保留原书章节顺序，以此作缅怀与纪念。

第三章东北光复后在阜新、双山、双辽县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广播，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对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均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历经十四年艰苦抗战，日本侵略者终于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首先在东北展开争夺。

1945年8月至11月，毛主席正在重庆谈判，国民党一边谈判，一边加紧军事部署，并向东北运送部队，此时，中共中央依据毛主席提出的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的战略方针及相关指示，从各解放区抽调 11 万部队、2万名根据地干部奔赴东北，为我党先机控制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冀中地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进军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1945 年 9 月，冀中八地委接到北方分局和冀中行署的命令，从各下辖县抽调大批干部从山海关进入东北。他们也是冀中八地委派出的第一批挺进东北的地方干部，

图3-1-1 河北与东北的交界处—山海关

冀中八地委所属的大城县（今河北省大城县）抽调了县委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区委书记等十几名县、区干部被派往东北工作，第一站抵达阜新县（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母亲回忆道：“八地委管辖的十几个县都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去东北工作。”父母就是这个时期派出的第一批挺进东北的地方干部， 父亲档案自传中摘录：

图3-1-2 大城县第一批被派往东北工作的干部

“和我同时调来东北的有宣传部长边亭，严庆华、任国柏、楚洪起、刘玉茹、刘荣、白敬敏、付文英等人个人。当时县委书记马玉亭，组织部长王德光把我们组织起来，确定边亭为队长，罗琳、严庆华为副队长，到河间城里地委处办理了手续。路经任丘、霸县、永清，在杨村屯过铁路（过路时有部队护送），又经丰润、玉田、三河县，北进兴隆抵达热河、承德，再经叶柏寿、朝阳，于同年 11 月份抵达阜新。”

到达阜新后，父亲和边亭分开，父亲到阜新县委担任县委宣传部长，边亭则到彰武县委担任县委书记。

边亭：男，1919 年出生，1938 年 3 月参加革命，193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河间县五区、八区区委书记、冀中八分区地委政研室主任、大城县委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调往东北，任彰武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大队政委、内蒙古奈曼旗、科左中旗、通辽县（三县）县委书记、内蒙古哲里木盟地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内蒙古哲里木盟政府盟长（行署专员）、内蒙古东部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支援地方工业建设，调任包头钢铁公司宣传部副部长、焦化厂党委书记、陕西汉钢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兼总指挥、陕西西安特钢厂党委书记等职，行政 12 级。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阜新由中共辽西（后改为辽吉）五地委领导。当时的阜新工委书记、阜新卫戍区司令兼政委是吕明仁。父亲档案自传摘录：

图3-2-1 到达东北阜新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

“我们是在11月份到达阜新的，到阜新后由五地委分配到阜新县委工作，任宣传部长。一个月后，我们随县大队撤出阜新城，在梅伦营子、王欢池、王家堡子等地打游击。”

当时的东北地区拥有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地松辽平原，有中国重要的钢铁资源产地鞍山、本溪，有煤矿资源丰富的抚顺、阜新，有多处枪炮制造厂，还有优良港口以及占全国铁路总长三分之二的铁路。是国共两党必争的一块“宝地”

到了阜新县后，阜新县委召开了一次庆祝阜新“光复”大会，阜新县委召集了很多人参加庆祝会。有苏军、八路军、工商业者、矿工、农民代表600来人参加。，大会是由阜新县县委书记林沛然主持，县长刘哲生讲话，之后在阜新县建立了8个区级的党政机构。10月中旬，从山东调来东北的吕明仁任阜新工委书记、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1947 年 4 月 12 日，吕明仁在执行紧急军事任务、强渡辽河时不幸牺牲，年仅 31 岁，吕明仁牺牲后由刘莱夫（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长）接任。

图3-2-4 庆祝阜新光复大会

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阜新县委书记是林沛然，县长是刘哲生，副县长叶舟（后代理县长）。当时的县委委员有林沛然，刘哲生、陈毅之（组织部长）、罗琳（宣传部长）、齐铁山（民运部长）等人。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开始进犯阜新，驻阜新的新四军三师开始北撤。

1946年1月份初，辽西省委决定，吕明仁带领阜新地委机关和军分区的部队撤到农村开展工作。此时，阜新县周边的县城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父亲回忆，1946年的5月份，阜新县委县委机关分成了两部分人员，阜新县委书记林沛然带领一批阜新县的党政机关撤离了阜新县。父亲和母亲是这个时期随县委书记林沛然撤离到了阜新县、彰武县、双城一带的农村，副县长叶舟等人留在了新成立了阜新县、彰武县、吐默特左旗、苏鲁克旗联合政府。张昌任阜新县县长、叶舟任副县长。父亲档案里的自传摘录：

图3-2-6 在双山县工作

“ 于1946年4月调双山县委工作，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有县委书记林沛然、县长刘哲生、副县长叶丹，以及县府秘书李杰和他的爱人杨君。区委书记是赵满代，在这期间我没打过仗，主要搞支援军队工作，也搞了除霸安民的斗争。但因地区动荡，群众未发动起来，效果不大。”

林沛然：建国后任怀德县县委书记、大连环保局局长等职。

国民党军占领阜新后，开始向阜新周边地区进犯。父亲随林沛然前往双山县新安镇，林沛然改任双山县县委书记，父亲则在双山县服先堡区任区委书记。1946年4月下旬，辽吉省委决定撤销双山县，组建双辽县。中共辽吉省委又作出决定：以辽源县的茂林区、双山县的服先区、孔家区这三个非敌占区为基础，建立双辽县委、县政府。县委书记为林沛然，陈凤池任县长（建国后任四平市市长、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副局长），下设县保安大队，以及未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 3 个区。父亲由服先堡区区委书记改任孔家窑区委书记，区长是张儒。父亲档案中的自传摘录如下：

图 3-3-4 撤退到新安镇服先堡、孔家窑一带坚持工作。

“1946 年 4 月，我被调到双山。到双山不久，因四平战局变化，我方撤退到梨树，双山也相继撤离。双山县政府撤至新安镇（也叫机场）继续开展工作。我调任服先堡区区委书记，两个月后，又被调到孔家窑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区长是张儒，县委书记是林沛然（林从阜新调来），现在县委书记是陈子平。当时，土改尚未开始，仍处于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阶段。后来，因国民党进攻新安镇，我们再次撤出。”

图3-4-2阜新光复后土匪打家劫舍

父亲回忆日本投降后的阜新、辽源、双山局势混乱，匪患猖獗，打家劫舍，土匪杀害共产党地方干部。1945年12月，父亲在双山县工作期间，整个县城被土匪包围，双山的县委干部危在旦夕，吕正操派部队成功解救了被困在双山县城的县委、县政府干部和群众。此次行动活捉土匪近百人，枪毙匪首，并将土匪抢夺的财物全部归还群众。

1945年10月-1946年一年多的时间，阜新工委（后改成辽吉五地委）被土匪杀害的有毕凯（副县长）、王珉（区委书记）、夏奇峰（科长）、吴景清（科长）、于亚轩（副区长）等等。这期间牺牲的干部还有1945年10月随父亲一起调到东北工作的邢建华。

邢建华：男,汉族,1926年8月出生，河北省大城县一区邢庄子村人1943年7月入党。1946年8月,邢建华率领区中队与土匪交战壮烈牺牲，年仅20岁。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政府和档案馆馆藏资料是这样记载这位英雄的：

图3-5-1 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政府和档案馆馆藏资料

“1945年10月,他和大城县27名干部一起,由边亭、罗琳带队,几经周折,12月初到阜新。邢建华被派往北镇县政府担任秘书,1946年1月出任北镇县第七区区长。3月,邢建华等一批干部来到开鲁县工作。邢建华即被派往三区担任区长,和边亭(县委民运部长兼三区区委书记)一起到十八顷村一带开辟农村工作。”

1946 年 6 月之后，双辽县几乎全境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仅北正镇、太平川镇仍由共产党领导。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辽吉省委决定将双辽、长辽二县合并为双长辽县，成立以岳胜（原辽源县委书记）为书记的中共双长辽县工委，坚持游击斗争。当时，四平失守，被国民党占领，父亲和母亲按照东北局的战略部署，从双辽地区撤至北满的齐齐哈尔一带，后抵达海伦县（现黑龙江省海伦市）。

这期间，父亲主要负责团结贫苦农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动员参军、支援前线运送物证等工作。父亲回忆，在那个时期，先后多次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军。特别是在四平保卫战期间（1946年4月18日—5月18日，史称 “二战四平” ），孔家窑区就有 300 多名青壮年农民报名入伍。群众参军热情高涨，全县虽然只有3个区，就有 1000 余名青壮年加入东北民主联军。与此同时，孔家窑区区中队扩编了 100 多名战士。四平保卫战后，东北民主联军北撤，双辽两县大部地区被国民党军占领，父亲随东北民主联军一同向北转移。

图 3-5-2 双辽人民支援四平战役的民工及四平战役中的东北民主联军部队

父母常常回忆：“在阜新、双辽工作期间经历了一年多的艰难的困境，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特殊经历。”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一名男婴，在双辽孔家窑出生十几天后便夭折了。此时，国民党派重兵到东北，四平保卫战就在这一时期爆发。

1946年5月，母亲因为坐月子就留在了双辽的老乡家里。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就出生在双辽县，是个男婴。父亲此时已跟随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北撤退到了嫩江省（现在的黑龙江省）。当时父亲留下的警卫员在母亲旁边，“二战”四平后，国民党兵挨家搜查共产党干部，母亲只能从这个村跑到别的村，生下孩子之后还要连夜跑，十几天孩子就夭折了。半个多月才跑到了黑龙江，住进了后方医院。

母亲回忆说：“警卫员在当地老乡家雇了一个驴车，由老乡赶车，母亲打扮成农村妇女的形象，把孩子放在了菜篮子里面，躲过了几次国民党和土匪的盘问，再从菜篮子里把孩子抱出时，才发现脸已苍白，既不会哭也不会吃奶，看着甚让人惋惜。” 孩子夭折后在路边找了一个地方就掩埋了。为了躲开国民党的追赶，拖着病体，忍饥挨饿从四平一直往北，经由长岭县、到了松原县、泰来县、最后到的齐齐哈尔。在后方医院治疗了3个月才恢复。母亲经常回忆那段经历，十分感谢当地的党组织，感谢父亲留下的警卫员和那个赶车的老乡。

图3-7-1 坐着驴车从双辽、长岭、松原到齐齐哈尔

说起四平战役（二战四平），不得不提到我的老岳父邱立仁（1940年参加革命），1946 年4月至5月的四平保卫战期间，岳父在新四军三师十旅二十八团特务连，不幸身负重伤，被抬到后方。岳父回忆道：“四平保卫战打得太惨烈了，部队都打散了，房前屋后、街道里、开阔地上全是战友的尸体，一个连就剩下20几个人了。我当时奄奄一息，是一个大个子班长背着我跑出战场，把我送到一个老乡家，随后他又返回战场继续作战。” 岳父常念叨：“这家四平的老乡拿出他们家最好的棉被盖在我身上，没有四平的老乡，我早就死了，万分感谢他们。” 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和老百姓的鱼水深情，这是国民党军队无法做到的。

岳父后来被送到了郑家屯（现在的双辽市）后方医院和齐齐哈尔满铁医院、嫩江第三后方医院治疗，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岳父离休后是县处级。后来又变成了地专级的生活医疗待遇，再之后竟然变成了副省级的生活医疗待遇，100岁去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为了民族大义，为避免内战，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甚至提出拥护三民主义以及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然而，蒋介石并不满足。毛主席回到延安后，蒋介石凭借美械装备的四百万军队发动内战。但短短几年，拥有 100 万装备简陋的共产党军队，凭借民心所向，打垮了发动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军队。正所谓 “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共产党是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

图 3-6-3 四平战役东北民主联军的防御工事与攻坚战

为此查阅一些关于 "二战四平" 的文献史料。“二战四平”，也称四平保卫战，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北的首次坚守大城市的保卫战，也是解放东北硬碰硬的和国民党军队较量最早的一次战役。

四平市有一个塔子山，从塔子山可以看到四平的全貌，也就是说，如果大炮架到塔子山就能轰炸整个四平。所以塔子山的军事重要性不言而喻。守塔子山的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团，能不能守住塔子山，关系到能不能保卫四平。所以东北民主联军立刻派了一个旅来增援。因5月份过辽河的时候水急没桥，又不熟悉地形，就绕道去找过河的路线，结果耽误了、耽误了。

图3-7-2 四平塔子山战斗遗址

在沈阳担任国民党军队东北保安司令的杜聿明此时派了3路国民党军去解救四平城。一路是廖耀湘的新六军、一路是孙立人的新一军、还有一路是陈明仁的71军，这三个军都是全美式的机械化军。5月18号廖耀湘兵团占领了塔子山，塔子山失守。随即东北民主联军立刻命令驻守在四平的民主联军部队全线撤退。

四平保卫战一个多月，东北民主联军损失兵力8000多，由于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变，东北民主联军损失兵力至少三万人以上，牺牲团职以上干部就有41人。损失之惨重可谓极大。

“二战”四平之后，因失守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后撤，父亲从四平地区双辽县的农村随后撤的部队到了齐齐哈尔管辖的海伦县。父亲档案里的自传摘录：

图3-7-4 四平“二战”之后撤退到了北满黑龙江一带

“1946年底调至海伦县东边区任区委书记，搞土改、煮夹生饭工作，到48年建政时调县府任副县长不久又调省府农业厅任科长，1949年5月调克东县任县长。”

第四章解放战争时期在黑龙江海伦、克东县工作

父亲跟随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撤退到了齐齐哈尔地区的海伦县，齐齐哈尔市是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驻地，堪称大后方。

一个月后，母亲抵达齐齐哈尔后，在齐齐哈尔的后方医院住院治疗。知道了父亲在海伦县工作。母亲回忆起在医院住院的经历，常说：“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伤员，医院规模很大，多亏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治疗，我才康复得这么快。” 这所医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941年新四军创建的后方医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医院奉命进军东北，在齐齐哈尔组建东北军区第一后方医院（216医院）。

图4-1-2 齐齐哈尔原满铁医院旧址

出院后，母亲前往海伦县东边区担任妇联主任，父亲担任黑龙江省海伦县东边区委书记。在海伦县工作期间，正值第二次土地改革时期，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 “五四指示”。自此，解放区的土地政策，从抗战时期延续下来的减租减息，向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彻底土地革命转变。1947年6月，东北局发出《继续完成土地改革，深入群众运动的指示》，父亲按照县委、县政府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要求，亲自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带领土改干部迅速解决土地问题，摧毁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

据父亲回忆，当时主要工作是：“按照县委要求，及时调整工作队，成立贫雇农团，培养积极分子，开展清算分地等斗争。”

图4-3-4 1948年父亲在海伦

1948年8月，父亲调任海伦县副县长，与县委书记郑学孔、县委副书记顾旭东等县委干部一起工作。母亲常提及郑学孔（原名黄书麟）和顾旭东，郑学孔是山东冀南区派往东北的干部，1952年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调任中央组织部，之后调任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干部管理进修学院院长。顾旭东于 1933 年入党，先后担任海伦县县委书记、黑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父亲在海伦县任副县长期间，主要工作是发动群众，参军支援前线，开展剿匪斗争以及推动土地改革运动。

图4-3-3 1946年10月海伦县政府旧址

海伦县有一个家喻户晓、基于真实抗战事迹创作的故事，全国闻名，就是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被日寇占领的东北敌占区—海伦火车站。身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胡起以海伦车站站长身份开展工作，他接受转送 “密码本” 任务，后因叛徒出卖，被日寇逮捕。胡起是京剧“红灯记”李玉和的原型。

图4-3-2 胡起的原型红灯记中的“李玉和”

胡起于 1906 年出生，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他担任海伦车站站长，并于当年 12 月在海伦车站发展 5 名党员，建立海伦车站党支部，出任支部书记。1934 年，胡起因叛徒出卖被捕，面对日寇酷刑也没有吐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最终被日寇以反满抗日名义判处十年徒刑。日寇投降后，胡起出狱担任阿城县县长。从 1950 年起，胡起先后担任锦州铁路局长、牡丹江铁路局长、大连铁道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 中，胡起遭受迫害，1967 年 5 月 14 日被打成重伤，并被从六楼扔下，不幸遇害。1978 年，胡起得到平反昭雪。

父亲在海伦县工作期间，正是匪患猖獗时期，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公开和秘密的土匪武装活动愈发猖獗，仅北满地区（今黑龙江省北部、东北部），土匪数量就约达 10 万人。海伦县的剿匪工作就是这个时期遵照东北民主联军的指示开展的。从 1945年9月持续至 1947年4月，共计20个月。

图4-5-1东北民主联军剿匪小分队

父亲回忆：“当时海伦县的剿匪斗争由海伦县公安局副局长田博文负责”。田博文身兼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二团副团长和海伦县公安局副局长双重职务。在海伦县，对于顽固不化的土匪，剿匪部队毫不留情，坚决予以打击，先后消灭和击溃海伦地区土匪十余股。

田博文：1949年5月，随东北南下干部工作团抵达江西九江，担任靖安县公安局局长，投身于江西赣西北的剿匪斗争。此后，他历任吉安专署公安处长、吉安专署副专员。在文革期间，田博文惨遭批斗，于 1968 年含冤去世。

父亲在海伦县工作了两年多，回忆起在海伦的工作经历，父亲说：“那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土地改革、剿匪锄奸、清恶除霸、发动群众以及支援前线工作。”

1948 年 11 月，父亲调入黑龙江省农业厅，担任农政科科长。当时的厅长是张世军（后调任国家林业部副部长），父亲回忆：“那时省农业厅规模较小，仅设有秘书室、农政科、土地科、农业技术科、牧产科等5个科室。”当时，黑龙江省政府驻地仍为齐齐哈尔，父亲档案里的自传摘录如下：

图 4-5-5 1948 年调省农业厅工作

“至 1948 年建政时，调县府任秘书，后提为副县长。因干部南下，又调省府农业厅任科长。1949 年，调任克东县县长。这一时期，主要围绕农民开展工作，先进行土改，后开展建设，推动互助合作运动。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只要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就能在把握政策的基础上，把事情办好。但由于对党的政策领会不够深入，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

解放战争后期，干部调动频繁，甚至几个月就换地方了，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大批东北地区的干部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奔向新的解放区，史称“南下”或称“南下大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移民行动，大部分人员长期在南方工作，他们的后代也在南方成长。

1949 年 5 月，克东县长张坚调离克东县，5月父亲调任黑龙江克东县县长。这也是父亲在黑龙江省工作的最后一站。父亲回忆：“这期间的工作任务是向东北人民解放军输送新兵，支援全国解放事业，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还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培训干部，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全国解放提供物质保证”。

张坚：女，营口人，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克东县县长、沈阳机器轮带橡胶厂厂长、沈阳市民政局副局长、国家经委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华东局计经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纪委顾问等职。

黄茂：克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离克东南下至江西省，先后任瑞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工业部副部长、省石油工业局局长，后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监委副书记。

1949 年底，克东县已拥有近千人的干部队伍。在克东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这支干部队伍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合作化制度，掀起大生产运动。这时期县政府的机构也初步建成，母亲在此期间担任县妇联主任。父亲档案里文革时期的自传摘录如下：

图 4-5-6 调任克东县县长

“1949 年 1 月，调黑龙江省农业厅工作，任农政科长。当时厅长是张世军，省长是杨英杰。此后，因工作需要经常下乡。1949 年 5 月，调任克东县县长，当时的县委书记为陈为一，宣传部长为张恒轩，组织部长为周殿禄（后担任县长、县委书记）。在此期间，主要工作是建立健全党支部和村政权，抓好农村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发展。在县委和省府的领导下，克东县出色完成夏收任务，获得省府表扬。”

这期间，和父亲一同工作的干部有：

张世军：辽宁沈阳人，1937 年 10 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寇投降后，任沈阳市政府秘书长，黑龙江省克山县、通肯县、拜泉县县长，省农林厅厅长、省委秘书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文革” 中遭受迫害，1971 年后，任黑龙江省林业总局局长、党委书记、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常委、国家林业部副部长。

杨英杰：辽宁新民人，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入东北后，曾任黑龙江联合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历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辽西省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河北省、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文化大革命” 中，杨英杰被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粉碎 “四人帮” 后恢复名誉，1978 年 7 月 13 日逝世，享年 66 岁。

陈为一：河北肃宁人，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克东县县委书记，调离克东县后，任大连工矿车辆厂厂长、大连盐务局局长、阜新新海州矿和新邱矿党委书记、阜新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69 年，在 “文革” 期间被迫害致死，享年 50 岁。

张恒轩：山东省泰安县人，193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鲁中区太宁区委青年团主任，黑龙江省克东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宣传部处长、副部长，省科委副主任，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第五章从“南下”干部队伍中改派到了辽宁的鞍钢

1950 年 1 月，父亲根据党中央、东北局和黑龙江省委的统一部署，作为最后一批支援南方的县级干部，史称 “南下” 干部。调离黑龙江省克东县，父亲调离后，克东县县长由李史钊接任。

李史钊： 1940 年参加革命，1949年12月 —1952年12月担任克东县县长，历任尚志县委第一书记、密山县委书记、专署副专员、佳木斯农机学院、工学院党委书记。

父亲随南下干部团到了沈阳后被东北局截留到了鞍钢。如果去了南方，计划是到江西地区。但是也说不准，除了解放早的宁、沪、浙大批干部早已进入，而长江以北的两广、云、贵、川、闽等地区也只是刚刚解放，急需建立新的政权，也需要大批的领导干部。不论是被留到了辽宁鞍钢还是按计划去了长江以南的地区，现在看来应当是各有各的利弊。因为即便是到了南方也不可能在县里呆上几十年。

父亲到了鞍钢后，整个鞍钢破坏极为严重。可以说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鞍钢千疮百孔，残垣断壁。

图5-1-3 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鞍钢千疮百孔，残垣断壁

1948 年 12 月 26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撤销国民党时期成立的鞍山钢铁厂，批准成立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父亲到鞍钢的第一个职务是鞍钢装配厂厂长。之后又调入了鞍钢基建系统，担任机电公司副经理、后调入基建设备处担任副处长，处长是陈一之、副处长是刘建民。

陈一之：安徽省来安县人，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前往东北，先后担任安东（现辽宁丹东市）区长、本溪特殊钢厂厂长、鞍钢小型厂厂长、鞍钢基建设备处处长、钢铁研究所所长以及科技部部长等职务。

刘建民：山西省定襄县人，1935 年参加民主武装自卫队，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 年调任包钢，担任设备处处长、包钢副经理等职。

图5-1-4 50年代的鞍钢工人

这期间父亲参加了鞍钢的大规模基本建设，1953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投产毛主席十分高兴，于12月复信鞍钢全体职工，指出：“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周恩来总理视察鞍钢时为“三大工程”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1956年4月处长陈一之调离，父亲担任了鞍钢基建设备处处长，一直工作到鞍钢改扩建任务完成，基建系统脱离鞍钢。1956年4月父亲改任鞍钢设备处处长。

图5-3-4 毛主席、马林科夫主席贺电

这期间鞍钢按照国务院1956年6月发布的《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文件，由供给制（工分制）改为工资制，因为父亲38年参加革命、建国前是县长，1956年4月是鞍钢的处长），工资定为178元。1960年按照中央党员降薪的要求降了2元。为176元，辽宁是6类地区，比照政府的行政级别，相当于13-12级之间。

1982年父亲离休，离休证写的工资是191元多一点，对比政府（辽宁是6类地区）的行政级别是12-11级之间。地方干部从56年定工资级别后，几乎没有升级。部队55年实行军衔制后，59年、61年、62年、64年调整了几次军衔，相当多的校官都升级了1-2次。

图5-5-5 1982年离休证的工资

50年代的鞍钢形成了一大批级高职不高的现象，如很多的重要的主体厂矿的的副厂（矿）长、副处长（部）都是行政13及以上的干部担任。全国也是一样，中国有很多特别重要的企业，如铁路局、电力、国防工业、油田、煤矿等等，80年代前配备的干部级别都很高。

比如，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1953年支援工业建设前担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也是县级干部。到了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车间主任、科长。焦裕禄在洛矿近十年调了4个部门，还是没跳出中层干部这个圈，也就是说那个年代洛矿的厂级干部都是级别在13级以上的干部担任。直到1962年，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又调任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与1953年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是同级别）。试想一下，如果1953年焦裕禄不调到洛矿支援工业建设，到了1962年，近10年的时间，担任地委副书记也是很正常的。

再比如，曾在河南“一拖”工作的张青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初期曾任河南省武陟县、原阳县县长。1953年支援工业建设到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工作，任教育处处长、人事处处长，厂党委宣传部长，也只是”一拖”的中层干部，1971年又调入安阳舞阳钢铁公司任副经理兼轧钢厂党委书记，1977年调出企业到地级市工作，任副市长、市长、市委副书记等职。

鞍钢基本建设期间的 1952—1954 年，党中央陆续从山东、安徽、浙江、江西、河北等地分批抽调了地、县、团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300 多名，加上 1948 年 —1951 年调入的县、团以上领导干部，大概总共有 500 余人，其中地、厅级干部 80 多人。这些领导干部分布在鞍钢的两大系统工作，即生产系统和基本建设系统。父亲常说：“我就是那个时候由东北局改派到鞍钢工作的 100 多名县级以上干部之一。”

一些文学作品把这期间来鞍钢工作的县团级以上干部称作 “500 罗汉”。虽然这一名称没有被官方确认可能有很多历史原因，但这些文学作品的形容和比喻是贴切恰当的。

我国流传的 “五百罗汉” 的原意本指修行佛教的人达到的最高境界。如果按此定义，为鞍钢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500 罗汉”，应当是在鞍钢不同历史时期做出贡献始终如一的群体代表。还应当包括建国初期来到鞍钢工作的老专家、50 年代的老劳模等等。按此推论，在鞍钢真正称得上 “罗汉” 人物群体的代表能有 100 人就不错了，而工作 1—2 年甚至几年就调离鞍钢的也只能说是经历中的经历，过程中的过程。

尽管如此，作为文史资料，鞍钢 500 “罗汉” 的故事彰显了新中国钢铁工业的起点。也可以这样说，新中国的钢铁工业是从鞍钢开始的。

图 5 - 2 - 3 父母和奶奶 1951 年在鞍山

1959年1月父亲调入鞍钢修建部任党委书记。鞍钢修建部主要是负责鞍钢生产系统大、中修的单位。同时还承担一部分技术改造任务。职工有8000多人。

图6-4 调入鞍钢修建部工作

1963年我才10岁，记忆中的一件大事是“鞍钢宪法”诞生了，经常听到人们议论“鞍钢宪法”，也经常看到大字标语“鞍钢宪法万岁”。

毛主席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鞍钢宪法”明确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毛主席并以诗人般的浪漫情怀和超凡想象力，把这些原则冠之以“宪法”的名字，豪迈地说：“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图6-9 1960年“鞍钢宪法”诞生

1960 年 “鞍钢宪法” 诞生后，鞍钢包括全国的工业企业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自 1959 年起，父亲由行政工作改为做政治工作，首先是在修建部担任党委书记，之后1964年调任鞍钢半连续轧板厂党委书记、1965年调任鞍钢大型轧钢厂党委书记。从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鞍钢乃至全国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厂长）负责制。父亲先后在鞍钢五个重要的单位担任党委书记。

图7-1-2 1964年父亲在鞍钢半连续轧板厂

这期间，父亲还踏上了在鞍钢夜大学的求学之路，开始攻读轧钢专业本科课程。那时，白天忙于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每晚下班后前往鞍钢夜大学上课。由于工作繁忙，无法保证每天都能到校学习，但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了整整九年，最终完成学业，取得了轧钢专业本科学历。

鞍钢夜大学创立于 1953 年 5 月，1955 年 10 月，经高等教育部与重工业部批准并备案，是全日制与业余相结合，具有本科教育学历资质的职业高等院校。

据 1963 年 10 月 15 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长期坚持顽强学习提高业务能力鞍钢许多工人和干部在夜大学毕业》一文记载：

图7-3-4 人民日报1963年报道父亲坚持9年学完了轧钢专业的课程

“鞍钢修建部党委书记罗琳，这位四十六岁的老干部，在繁忙工作中，利用九年业余时间，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轧钢专业课程学习。他多次参与鞍钢高炉、平炉、轧钢机大修的技术研究与指导工作，深受工人和技术人员称赞，被视为好学且精通技术的领导干部。”

1964年，父亲取得了轧钢专业的本科文凭，就被调到了鞍钢半连续轧板厂、大型轧钢厂工作。新中国建设初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工程，那个年代几乎是家喻户晓。通常被称作一桥二铁三路四厂。一桥是指武汉长江大桥；二铁是指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三路是指川藏、青藏和新藏公路；四厂是指鞍钢大型轧钢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和沈阳第一机床厂。

图7-4-2 1965年父亲在鞍钢大型轧钢厂工作

到了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在大型轧钢厂受到了批斗、关押、下放劳动。1973年开始大批解放老干部，父亲才离开了大型轧钢厂担任了鞍钢机关党委书记。

1974年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父亲这个时期担任鞍钢机关党委书记，每天早上就骑自行车上班了，不再要车上班了。

图8-3-2 1973---1977年担任鞍钢机关党委书记

有一天早上父亲骑着自行车上班与一辆公交大客车迎面相撞。自行车被撞得七零八碎，父亲在地上连翻了几个滚，不省人事，立刻送到了鞍钢总医院抢救。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身体基本得到了恢复，也没看出来留下了什么后遗症。但是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了。

回忆父亲的一生经历，与生命几次擦肩而过：

1939年2月21日，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二支队司令员柴恩波在国民党特务分子方平、王宗琪等人策动下，声明脱离冀中军区领导，投靠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张荫梧。柴恩波下令扣押冀中军区派驻该部的政工干部百余人，并将文安县县长、县大队长等百余人全部缴械。父亲时任县大队一分队指导员也被扣押。次日，柴恩波在文安县城召开大会，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的领导。父亲在关押期间逃脱，在县城师兄弟家躲藏了一夜后出城，找到了地委，躲过了一劫。

1942年“日寇”大扫荡期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父亲时任冀中八地委交通科长兼交通站站长，有一次去县委传送情报的时候，被日寇堵到了村子里，藏在了一口大缸里面又躲过一劫。中国冶金报2015年10月15日刊登的长篇通讯【鞍钢500罗汉的故事——罗琳】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的：“跑交通联络时，他曾经几次被扫荡的日寇堵在村庄里。一次，他前脚到了一个村子，日伪军后脚跟进了村子。又一次，一队日伪军扫荡到一个村子，正在村里的他没有来得及跑出去，躲没处躲、藏没处藏。急中生智将缸搬倒，钻到了里面，又用力倒扣了

1942年8月，父亲带着两个交通员去武强县游击队，发现村子里有敌人，急忙向东边跑去，半道上听说东边的村子里也有敌人，又朝北面跑，在向东北方向的三角村跑去时，迎面出现了敌人。恰好隔着村庄是一片麦田地，刚刚藏身到麦田地里，日寇的骑兵和伪军的步兵就呼呼啦啦地过来了。在麦田地里，一直躲到了下半夜两点多钟，才起身过了滹沱河。之后，父亲在献县的南皇亲庄住了三天两宿，后从武强县的堤上村找到了游击队，才能顺利地回到地委。父亲档案里面自传摘录：

图2-5-1 1942年五一大扫荡与战友险些遇险

“五一”大扫荡我们正常工作，交通员都出发了，中午时发现西边村庄有敌人，我和张忠武、刘增福向东跑去。跑到那边又听说东边有敌人，我们向东边三角村跑去，跑到大洼里来了敌人。我们在麦地里躲过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在下半夜两点来钟过了滹沱河。在南皇亲庄住了三天两宿，我送走了刘增福（刘是跑任丘、河间、大城县的交通员）、张忠武跑散了。我在南皇亲庄住了三天两宿后又回到滹沱河南，在冉家三角村王义之家打听到了武强县游击队的下落，到堤上村才找到了武强县游击队。找到了地委。”

1944年父亲时任大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去大城县邓家务村（大城县五区驻地）开展工作，赶上日伪军去邓家务村扫荡，在地道里躲藏中，与母亲付文英（时任五区妇救会委员、村妇救会主任）在地道里相识，并结为夫妻，险象环生。

1945年 “八一五”光复以后，父亲时任阜新县委宣传部长，当时国民党主力十三军占领了阜新，阜新县委的机关全部撤到了双山、辽源一带。双山地方土匪投靠了国民党，匪患猖獗，攻击我政府机关。父亲说 : “1946年底双山县城被土匪包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被围困在县城，情况岌岌可危。在危难之际是西满分局司令员吕正操接到报告后，命令警卫团派一个连连夜赶到双山，配合147团参加剿匪战斗解救双山县城之围。活捉生擒土匪近百人，并枪毙了匪首”。县委、县政府领导及父亲得以脱身。

1946年--1949年在黑龙江海伦、克东县任副县长、县长期间，正是匪患猖獗的时期，特别是1946-—1947年，一些县、区的干部被土匪杀害，壮烈牺牲，父亲躲过了多次土匪袭击。

1964年，担任鞍钢修建部党委书记期间错过了去鞍钢7高炉工地参加开工典礼。当时突然发生大爆炸事故，死伤多人，中国冶金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钢铁鉴证《鞍钢500罗汉的故事—罗琳》一文是这样描述的：“1964年5月30日下午3点多，时任鞍钢修建部党委书记罗琳与部主任张巨达相约，一起去炼铁厂7号高炉大修工地，检查竣工典礼的筹备情况。就在此时，他接到了公司的一个电话，耽搁了一会儿，张巨达已经先行。待他乘车赶到炼铁厂时，一场震撼钢城的重大事故刚刚发生。在这场事故中，他的老搭档、曾经同在冀中平原抗击日寇侵略的老八路张巨达（河北衡水县，1937年参加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67--1969年，“文革”最乱的时期，父亲被关押、批斗、挨打、受辱、失去自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些领导干部挺不过来选择了另类的方式离开了人间，父亲挺过来了。

1975年5月，父亲骑自行车上班与一辆公交大客车迎面相撞，中国冶金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 钢铁鉴证《鞍钢500罗汉的故事—罗琳》一文是这样描述的：“5年前从工地上捡回的一条命，5年后又险些丢在了路上。一天早上，在东山街与胜利路的十字路口，他与一辆大客车迎面相撞。自行车被撞得七零八碎”。

这次事故发生后不久，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调到了鞍山钢铁学校任党委书记。60年代 — 80年代，鞍山钢铁学校是冶金部直属的重点中专，党政由鞍钢代管。

这期间父亲经历了多次的政治运动，政治立场坚定，听党的话，坚定的跟党站在一起，从没有放过任何错误。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2年）执行了错误路线。父亲档案自传是这样写的：

图5-23 1950-1970年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

“ 我经历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改造（反右）、肃反、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办企业的路线，在这些运动中更进一步的认清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更体验到毛主席说的正确性。在政治学习中，进一步使我深刻的认识到今后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彻底改造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父亲、母亲1945年10月从河北省大城县被派到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后的1950年又被派到了鞍钢，就没有离开过鞍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