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南）人，自谓“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唐朝中期文学家、政治家。三岁而孤，随兄嫂颠沛流离，备受艰辛。遂刻苦读书，通《六经》和百家学。青年时受独孤及、梁肃崇尚古学风气影响，锐意钻研，欲通过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南）人，自谓“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唐朝中期文学家、政治家。三岁而孤，随兄嫂颠沛流离，备受艰辛。遂刻苦读书，通《六经》和百家学。青年时受独孤及、梁肃崇尚古学风气影响，锐意钻研，欲通过奋斗，对当代有所影响。唐德宗贞元三年至贞元五年（787—789）间，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参加考试，终登进士第。同榜及第者多才俊之士，故称龙虎榜。为了尽快入仕以获官职，贞元六年至贞元十一年（793—795），又三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都失败了。贞元十二年（796）后，先后出为宣武军节度使、武宁军节度使幕府推官。此间，极积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后入京师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因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请缓征京兆百姓未缴赋税得罪权要，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唐宪宗继位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授权知国子博士，后正式担作国子博士。元和四年（809），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元和五年（810），降授为河南（今洛阳）县令。后回到长安复任国子博士，又授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以功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回，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病逝，年57岁。获赠礼部尚书，谥“文”，世称“韩文公”。

韩愈仕途坎坷，但“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并对自己的才华和能力颇感自负。政治上趋向保守主义立场，反对革新。思想上尊儒家道德，排斥佛老。文学上鄙六朝骈偶文风，推崇古文，为文纵横开阖，雄奇奔放，开中唐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享“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还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名作甚多，代表的有《原道》《师说》《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有《韩昌黎集》传世。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和研究韩愈作品。

他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书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于作文方面，他起初颇为崇拜梁启超那种感情奔放、号召力强，用浅显文字评述重大时事问题的政论文体，即报章体。而1913—1918年在长沙“一师”求学其间，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清末举人出身，蓄一把大胡子，要求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当时，毛泽东从一家旧书铺里买来一部廉价且已破损的《韩昌黎诗文全集》，并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精确的韩集进行校勘、修补，有了一部自己的“善本”，并开始苦读。周士钊在《毛泽东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中回忆，毛泽东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叹老嗟卑的一些作品，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对韩愈诗文的词汇、句读、章节乃至全文意旨，皆细心揣摩研究以求完全领会。大部分诗文读得烂熟，背诵如流。阅读同时，还动笔做了一些批画。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的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愈文章的笔记，记载了他读《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等文章的名句以及各种释读和评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时常研读韩僡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曾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文集》。他对韩愈作品的各种选本应该见识不少，对韩文历代编辑情况也有很高的熟悉程度。李汉是韩愈的女婿，韩愈死后，李汉自认身份与逝者最厚最亲，遂收拾遗文，辑成《韩愈集》。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说，他曾在随州李氏处得到蜀本韩文。他毛泽东在读《唐书》卷七十八《李汉传》时批注道：“李汉，道玄六世孙。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毛泽东对韩愈作品学以致用、信手拈来。

韩愈中进士后，人生仍一直坎坷。元和五年（810），官位从都官员外郎降为河南县令。韩愈在此任上作《送穷文》，借与“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五鬼的对话，描绘自己“君子固穷”的个性形象，抨击庸俗的人情世态，抒发内心的牢骚和忧愤。1956年12月，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讲过渡时期不能太左，保存资产阶级成分仍有极大的作用。他说：“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2页。韩愈在河南县令任上做出显著成绩，元和六年（811），被提升为职方员外郎，召回长安，但因论事不实，次年又被降为国子博士。

40多岁的韩愈作《进学解》，假托向学生训话以抒发内心抑郁。其中有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毛泽东在其著作《反对党八股》中曾借用这两句话：“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元和十一年（816），韩愈的儿子韩昶（小名符），入城南学堂就读，韩愈作《符读书城南》一诗劝勉他用功读书。开篇以“兴”起笔，“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强调了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接着阐述无论是贤士还是愚人，在学习初期都是一样的，但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坚持：“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还比喻说如果没有知识，就象牛马穿了衣服一样可笑：“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最后劝他珍惜时光，开卷学习：“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岂不旦夕念，为尔惜居诸。”韩愈此诗这表达了其对教育价值的认识，鼓吹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谈到学习的必要性时说：“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被贬谪到潮州做刺史，访问民间疾苦，百姓告诉他：“城市积水潭中有鳄鱼，快把老百姓的牲畜吃光了，人们深受其害。”

韩愈前去察看，令人炮制了一头猪和一只羊，投入潭内，并作《祭鳄鱼文》诅咒说：“……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害物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较量），必尽杀乃止。其无悔！”韩愈作此文一则劝戒鳄鱼搬迁，一则鞭笞当时祸国殃民的藩镇大帅和贪官污吏。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谈到学习运动可能性时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过去韩文公《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从这些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韩愈学而通，通而用的“古为今用”的痕迹。

实事求是地分析韩愈作品之得失。

《师说》是韩愈大约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间，在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从“古之学者必有师”指出从师的重要性，渐进到对今之学者“耻学于师”不良风气的批判。提出“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必有吾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很多独到见解。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1940年秋，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邓力群等人去接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路上，毛泽东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 韩世福：《毛泽东到马列学院作报告》，《难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伯夷颂》是韩愈的一篇散文。文章赞扬伯夷“信道笃而自知明”的义士精神，批判当世之士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处世态度。伯夷是商汤所封的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叔齐为其弟。孤竹君死后，两人互相谦让，不愿自立为君，最后相约弃国而走，归附西伯昌(即周文王)。当周武王载着周文王的灵牌东向伐纣时，他们认为是以臣弑君，便叩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周武王灭商，天下宗周后，两人躲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韩愈在文章中写道：“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也。”

中唐时期，官场黑暗，不少人明哲保身，随波逐流，韩愈对此十分不满，便借《伯夷颂》以自况，为千古臣道立坊。毛泽东对韩愈此文主题并不赞同。1949年8月18日，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1496页。

伯夷、叔齐兄弟的事迹在孔子门派和司马迁那里都曾得到过高度评价，韩愈和他们一样，维护的正是儒家所谓的“臣道”。在毛泽东看来，武王伐纣才是所谓“救天下”，推动历史发展的正义行动。从这角度上看，伯夷、叔齐兄弟自然成了阻碍历史进步的人。所以他认为韩愈迂腐、所颂错误。

《与崔群书》是韩愈写给好友崔群的一封散文体书信。崔群，字敦诗，在唐朝中后期任宰相。韩愈与崔群为同榜进士，二人都是通过自我奋斗进入仕途，在政治上有相同理念，文学上相互交流。都曾被贬职，都没有陷入党争。二人亦师亦友，君子之交，一生相知。贞元十八年（802），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崔群于宣州任判官。韩愈念其有志难伸，写信给他以示慰问。他在书信中写道：“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

韩愈囿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古代政治环境考量，把人分为贤与不贤两类。毛泽东不同意韩愈的的看法。他在读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时批注道：“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读姚鼐《古文辞类纂》“书说类”韩退之《与崔群书》的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显然，毛泽东认为韩愈的观点有失偏颇，只是透过古代知识分子视野、就一定范围内看问题。如果视野放宽，考察整个人类社会，跟本得不出这样以偏概全的结论。何况毛泽东一贯主张人民创造历史，认为卑贱者比所谓高贵者更贤明，所以对韩愈的观点是万难苟同的。

《论佛骨表》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令宦官到凤翔法门寺，把释迦牟尼的遗骨迎至宫内供奉三日，造成整个长安城轰动。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认为“迎佛骨”将给国家造成巨大危害，毅然上《论佛骨表》，痛陈其弊。

他列举历朝侍佛的皇帝“运祚不长”“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而今百姓上行下效：“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于是振笔高呼：“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极言不应该信仰佛教。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特别不满文中“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的结论，欲处以极刑，幸得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才免死。最后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在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载姚崇反对佞佛一段时，联想韩愈的这篇檄文，在天头上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1965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谈话时又对此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谏迎佛骨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诗文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在上海同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周谷城的谈话（1965年6月20日），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指出排佛之事前人已有论述，韩愈所论没有多少新意，拾人牙慧。虽然提到百姓参佛“弃其业次”，根本上“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因此没有深度。但他同时强调对韩愈古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予以重视。

《南山诗》是韩愈于元和元年（806）秋所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记叙了其于贞元十八年（802）、贞元十九年（803）和元和元年（806）三次游历有“洞天之冠”之誉的陕西终南山的所见所感。该诗写景状物极尽汉赋铺张雕绘之工，以文为诗，炫露文采，宛如一篇押韵的散文。在总状终南山变幻之态时，使用了“凑”“出”“碎”“蒸”“通透”“飘簸”“融”“凝”“露”“浮”“褰”等大量的动词。在描写山体峰峦重嶂、万壑相间态势时，用了51个“或”字、14个叠句。

后世常将其与杜甫《北征》相比，见仁见智。是之者称其工巧，非之者言其“味短”“辞费”。 明末清初学者蒋之翘《辑注唐韩昌黎集》质其：“极其铺张山形峻险，叠叠数百言，岂不能一两语道尽？”近代学者程学恂《韩诗臆说》谓：“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谈到工作有留有余地时说“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说，舞台艺术要为观众留余地，不要把一切话讲尽了，一切动作做尽了。等这个戏看完之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发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是戏剧，文学也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做诗也是这样。韩愈作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的，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9年4月5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6—2287页。

可见，毛泽东认为《南山诗》失去了作为诗的精练和含蓄，让人没有回味空间，因此对其有微词，评价不高。实际上，韩愈在诗歌方面也是大家，成就历来被认可。毛泽东并不全盘否定韩愈的诗，认为韩愈也有一些诗是好的。1965年7月21日，他在写给陈毅的信中便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致陈毅》(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72页。

毛泽东这里提到的《山石》，是韩愈写与友人到北惠林寺钓鱼，夜晚留宿，次日归去的所见所感：“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由写景到一夜不眠的思绪，最后落到回归自然的期盼，为一篇文辞隽永的诗体山水游记，确实堪称佳作。韩愈虽然将诗歌形式散文化，成为“押韵之文”，但终究留下不少好的作品。毛泽东在读蘅塘退士原编《注释唐诗三百首》时，在韩愈的《山石》的标题前画了三个小圈；在《石鼓歌》的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标注自编数码19，又在正文前画了三个小圈。他对韩愈的优秀诗篇还是不吝予以赞誉和动笔圈画的。

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韩愈。

韩愈是古文运动发起者，开辟了唐朝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说韩愈“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韩愈发起古文运动，是欲力矫六朝以来内容空洞、文字绮靡的骈体文风，而提倡“以文载道，文道合一”“气盛言宜”“陈言务去”“文从字顺”的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世散文影响甚巨。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洵谓其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时指出：“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意指韩愈欲返秦汉之际文学传统，是对骈体文学的批评，为中国文学批评史重要的一环，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是创新。《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上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 运动中，一些媒体登载文章，站在法家的角度，对韩愈的大加挞伐。这引起了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的困惑。当时，他正拟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遂于1975年8月2日致信毛泽东说：“韩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韩集，其思想中确存在着矛盾……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再加以他的散文技巧……如果全部加以否定，似非所宜。”

刘大杰是韩愈研究专家，在他看来，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自然是了解韩愈思想不是单一的，包括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横征暴敛，关心人民疾苦等，这些都是进步的方面。单纯用是否“法家”这个单一标准来褒贬韩愈这位古人确实是不公平的，更何况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史上是有其重要地位的。于是，1976年2月12日，他在给刘大杰的回信中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致刘大杰》（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页。坚持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客观评价韩愈。（完）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