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汪精卫在同盟会最初以“笔杆子”闻名，撰写了大量革命文章。但他对黄兴等又能起义又能刺杀的革命同志，怀有某种程度的焦虑和不甘。这种焦虑，让他后来毅然选择北上进行“搏命式”刺杀清庭摄政王。

1.汪精卫少时即有“神童”之誉，过目不忘，文章锦绣。这使他自幼背负极高期望，也养成了其极度自负又渴望被认可的性格。

汪精卫在同盟会最初以“笔杆子”闻名，撰写了大量革命文章。但他对黄兴等又能起义又能刺杀的革命同志，怀有某种程度的焦虑和不甘。这种焦虑，让他后来毅然选择北上进行“搏命式”刺杀清庭摄政王。

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于狱中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慷慨诗句，名动天下。三十年后，他却成为汉奸领袖，其诗句被时人改为：

昔年‘不负少年头’，而今‘甘作倭奴狗’。

2.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合影时，爱国志士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以记者身份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汪应声倒地，现场大乱。

子弹皆非致命，但其中一弹深陷脊柱，当时医疗条件无法取出。这枚铅弹成为他日后长期痛苦并最终致死的病根。立志“引刀成一快”的革命者，最终死于多年前未能“成快”的暗杀子弹，命运弄人。

3.“慷慨歌燕市”与“仓皇离渝州”

青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于北平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壮烈诗句。1938年12月，他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却选择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不在战时陪都重庆坚持，而是“仓皇离渝州”，借道昆明叛逃至越南河内。

1938年底，汪精卫叛逃至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日。蒋介石授意军统局长戴笠对其执行“制裁”。

1939年3月21日夜，军统特务翻墙潜入汪宅，误将汪的秘书曾仲鸣夫妇的房间认作汪的卧室，用利斧劈开房门，对屋内人连开数枪，曾仲鸣当场毙命。汪精卫夫妇因住在隔壁而侥幸逃生。此次行动失败，但过程极其血腥，极大地震慑了汪精卫。

他因此彻底倒向日本，寻求其庇护，并加速了返回中国组建伪政权的进程。一次失败的刺杀，反而“促成”了一个彻底投敌的汉奸政权。

4. 周佛海作为汪伪政权“股肱”，常在其日记中精密计算个人得失。他曾写道：“此次‘和平运动’，成则为国家之功臣，败则为民族之罪人。然成败之算，约在七三之间……”

堪称“精算师式汉奸”。

5.汪伪政权“还都”南京典礼上，汪精卫宣读《还都宣言》时，声音并不激昂，反而显得中气不足，表情凝重。更尴尬的是，当仪式进行到升“国旗”（青天白日旗加黄色三角飘带）时，现场乐队竟未能熟练演奏所谓的“新国歌”，节奏混乱，场面一度十分冷清和狼狈。这场精心策划的“开国大典”，从开始就透着虚弱和草台班子的气息。

6. 汪精卫成立伪政权后，与重庆国民政府展开“电报战”，互相开除党籍，互相宣布对方为非法。汪氏常发表冗长通电，阐述其“和平救国”理论，而重庆方面则斥其为“汉奸谬论”。这场纸面上的“内战”，实则为争取民心的舆论战，汪氏显然处于绝对下风。

7. 汪精卫与日本谈判所谓“中日关系调整”，日方条件苛刻至极，几乎欲将中国彻底殖民地化。汪氏虽觉难堪，却仍一一签署。其谈判代表梅思平事后叹道：“这哪里是谈判，分明是画押认罪。”

8.汪伪政权各级机关均设有日本“顾问”，实则掌握一切大权。汪派官员任何决策，若无日籍顾问首肯，便是一纸空文。这些“顾问”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汪精卫所谓“国民政府”，不过是日人掌中玩偶。

9. 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负责为其“和平运动”制造舆论。但其宣传内容空洞苍白，除反复攻击蒋介石和共产主义外，便是无限吹捧“中日亲善”。工作人员私下抱怨：“这宣传工作太难做，道理说不通，只能靠硬灌。”

10. 汪精卫的“最后演讲” 出处：汪精卫晚年活动影像记录 汪精卫生命最后阶段，仍强撑病体发表演讲，声音嘶哑，气若游丝，内容依旧是老调重弹的“和平建国”。台下听众反应冷淡，与其青年时代演讲时的万众沸腾形成惨烈对比。其言论已彻底失去感染力和号召力。

11. 陈公博作为汪精卫死后接班人，自称是“代主席”——代汪主持工作。他曾对心腹苦笑：“我这‘主席’，是代理一个已死的‘主席’，管理一个不被承认的‘政府’，指挥一支没人听的‘军队’。古今中外，可有这样的元首？”

12.1944年，汪精卫因多年前枪伤导致的骨髓肿病情恶化，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救治。作为“国家元首”，其治疗过程却完全由日本人控制：

· 他被迫使用“梅号”假名入院。

· 其病房所在的整个楼层被严密隔离，中方人员接近受限。

· 治疗方案的每一步都需日方首肯。他甚至成为日本医生试验新药的对象。其“领袖”尊严，在病榻上荡然无存，完全沦为被日方摆布的“病重傀儡”。

日方对汪的病情极为重视，称之为“一号病历”，组织了顶尖专家会诊，但回天乏术。

汪死后，日军方因其死后需运回国内安葬，恐尸体在运输途中腐败，竟指派专家对其进行了一番粗糙的“防腐”处理：向体内注射福尔马林等药剂。这位一生注重风度仪表的“美男子”，死后遗体却遭到如此冰冷的科技处理，毫无尊严可言。

13. 汪精卫死后葬于南京梅花山，企图与中山陵相伴，实现其“魂兮归来”的遗愿。

1946年1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政府何应钦派工兵部队，用150公斤TNT炸药将其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坟墓炸开，开棺将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焚化扬灰。

开棺时，发现汪身着伪政府礼服，尸身因防腐处理尚未完全腐烂。棺内并无贵重陪葬品，只有其生前常戴的礼帽和一本《诗稿》。其坟地原址被平整，不留任何痕迹。

14.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受审。法庭上，她毫无悔意，仍坚称汪精卫是“爱国者”，其行为是“曲线救国”，并大声咆哮，辱骂法官。其嚣张气焰与时代洪流形成巨大反差，显得既可悲又可笑。

15. 周佛海的“再度投机”

作为汪伪政权核心，周佛海早在1942年后就开始暗中与重庆军统局局长戴笠建立联系，输送情报，表示为“自赎”。他甚至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复杂心态和操作，将其视为一场高风险的投机。

其一生都在精准算计，反复横跳，试图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最终仍难逃审判。

16.总结其命运的讽刺性： 一位曾因刺杀而获得无上荣光的“革命志士”，其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最终却因两次刺杀（一次未遂，一次误杀）而走向彻底的覆灭。他渴望成为拯救国家的英雄，最终却被定格为背叛国家的罪人。历史对他的审判，在其肉体死亡后，以最决绝、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式（炸坟扬灰）完成，构成了其人生最大的、也是最残酷的黑色幽默。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