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人把《金刚经》这种模仿老庄思想的书，当成了佛教的思想，如果你看过《阿含经》《十诵律》，把这些原始佛经和大乘佛教里面文采瑰丽、玄之又玄的《金刚经》《心经》对比一下就知道，这完全不是同一门学问。思想上，根本没什么一致性。

朱熹（1130年—1200年）

很多人把《金刚经》这种模仿老庄思想的书，当成了佛教的思想，如果你看过《阿含经》《十诵律》，把这些原始佛经和大乘佛教里面文采瑰丽、玄之又玄的《金刚经》《心经》对比一下就知道，这完全不是同一门学问。思想上，根本没什么一致性。

我们现在的人对这个事比较迷糊，但是唐宋那时候的古人可不迷糊。看看他们都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的。

《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釜！”（《朱子语类》卷125）

朱熹认为，《金刚经》《心经》这种书，都是佛教徒模仿老庄思想而写成的。包括行文风格上，也一并模仿。而道教呢，又反过来模仿《金刚经》，搞出来一本《清静经》。这在朱熹看来，是件很滑稽的事，认为道教有老庄的书不看，全被佛教窃走，而道教又反过来模仿照抄佛教的经书。好比大户人家子弟，珠玉都被人偷走了，自己又跑到窃贼家里收他家的破锅。

“释氏书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经》，所言甚鄙俚。后来日添月益，皆是中华文士相助撰集。”(《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朱熹认为，佛氏乘虚入中国，广大自胜之说，幻妄寂灭之论，自斋戒变为义学。如远法师、支道林皆义学，然又只是盗袭庄子之说。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佛学的传播过程中，这一异质的观念体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接纳，实有赖于庄学。朱熹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特点，如他认为支道林所创立的义学“即色宗”乃是承袭庄子之说。支道林名支遁，既是一个著名的佛学家，又精通庄学，他对《庄子·逍遥游》的解说，在当时备受推崇，所谓“遁比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尚玄同也”(《世说新语·文学》注引)。

庄学对支道林的思想是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道安的弟子慧远援引《庄子》以释佛典。据记载，“远……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远乃引《庄子》为连类，于惑者晓然。”(《高僧传》卷六，《慧远传》)慧远引用了《庄子》中的哪些内容来解释佛经，已难以得知，但这则材料至少可说明，《庄子》一书，在当时佛学的传播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朱熹认为，佛教之说之所以越来越精妙，与不断消化吸收庄子之学是分不开的。当然，除了庄子，老子也同样功不可没，故朱熹在许多时候庄老并称，例如他说：“后汉明帝时，佛始入中国。当时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晓其说。直至晋宋间，其教渐盛，然当时文字亦只是将庄老之说来铺张，如远师诸论，皆成片尽是老庄意思。”

“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尔。如远法师文字与肇论之类，皆成片用老庄之意。后来是达磨过来，初见梁武，武帝不晓其说，只从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说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庄老之说从而附益之，所以其说益精妙。”(《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释氏有一种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国，也未在。后来到中国，却窃取老庄之徒许多说话，见得尽高。”(《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

“老子先唱说，后来佛氏又做得脱洒广阔，然考其语多本庄列。”(《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宋景文《唐书赞》说“佛多是华人之诵诞者，攘庄周列御寇之说佐其高。”此说甚好。

再看看唐朝的傅奕是怎么说的。

一次唐太宗临朝，曾问傅奕：“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唐太宗听了，深以为然。傅奕认为，这种行文瑰丽，玄之又玄的佛经，统统都是模写的老庄思想。

《金刚经》的思想，出自老庄。后来禅宗的思想，又通过《金刚经》，学了更多的老庄，跟印度人的那个佛教，就彻底地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朱熹对禅宗又是怎么看的呢？他的评价也挺低的。朱熹说，“禅学最害道”，“大而万事万物，细而百骸九窍，一齐都归于无。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著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

在佛教的故乡印度，贵族信婆罗门教，土著贱民才信他们眼里的异端邪说沙门诸教，而佛教只是沙门中的一支。随着佛教在印度的声势壮大，虽然也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异端宗教，没有成为真正的社会主流文化，但是大家都跑出去要饭，都没人干活了，对社会生产的危害还是很大的，这招致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屠灭。释迦族被灭了族，可见佛祖保佑这种事，都是虚的，他连自己的家人都保佑不了，哪里能保佑一大群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不仅是肉体上的消灭，婆罗门教还对佛教发起了文化上的反攻，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灭佛。

做这件事的人，叫商羯罗，他把当年佛教用在婆罗门教身上的那一套如法炮制。佛教有什么理论，发明一套新理论，针锋相对地推翻就行了。他把梵一分为二，提出上梵和下梵，上智和下智说，宣称佛教的佛性和空性，都只是下梵和下智的产物。

商羯罗大获成功，婆罗门教卷土重来，恢复了宗教和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沙门思潮被打压了下去，作为沙门的一支，佛教就这样在本土被剿灭了。这群人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他们为了生存，只能向其他地方流窜，继续谋生。往南逃的，演变成了现在的南传佛教。往北逃的，一支和西藏本土宗教苯教融合，变成了藏传佛教。

往北流窜的另一支，到了西域。西域那时候的主流宗教是拜火教。从印度流窜过来的佛教，在西域吸收了大量的拜火教思想。佛魔对立的二元思想，就是根据拜火教的善神恶神二元论神话而改编，这是原始佛教里面不曾有的思想。又以拜火教的善神天团，发明出来了一套菩萨天团，根据拜火教的恶神天团，发明出来了一套魔鬼天团。弥勒佛，阿弥陀佛，原型都是拜火教里面的密特拉。

原始佛教里，根本没有救世思想。佛教里救世思想的产生，也是来自于拜火教。拜火教的善神，代表着人类中一切光明和慈善面，善神和恶神永远对立和斗争着，在最后的审判中，恶神被打败，人类和善神们一起，永驻第三个宇宙中的天堂和乐园，这便是西方世界和弥勒净土的理论原型。佛教的慈悲概念，也是受拜火教的影响才提出的，原始佛教里面，并不强调慈悲这种东西。苦修追求涅槃才是正经事，哪有时间学雷锋做好事。

在西域和拜火教充分混合之后，佛教传入了汉地。进入汉地之后的佛教，再一次变形。汇编了儒家思想中的至善说，提出行善万能论，代替了原始佛教中的苦修万能。又汇编了道儒两家的心性学说，和列子的色空学说，对佛教的基本理论和修行方法，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对汉地文化的汇编工程，达到了最高峰。

这时期出现了两个人，他们对后世的汉传佛教影响深远。一个是支道林，另一个是僧肇。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佛教刚传入中国，只是在北朝有坐禅之学，并无义学，汉地佛教当时的经典只有《四十二章经》。朱熹对《四十二章经》的评价是，甚为粗俗鄙俚。而在支道林对汉地文化的佛教化汇编改造中，魏晋玄学摇身一变，改头换面成了佛教的义学。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僧肇，在这俩人的影响下，佛教玄学化改造差不多完成了，《金刚经》《心经》《楞伽经》《楞严经》等等，这些文字精美义理玄奥的佛经，都是玄学佛教化和佛教玄学化工程的成果。原始佛教的经典，并不这么说话，这点从原始佛教的经典——几部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出来。

至此，佛教成了一个混杂着婆罗门、沙门、拜火教、儒家、魏晋玄学的大杂烩宗教。到了唐朝，佛教又迎来了一个高峰——禅宗。禅宗，汇编自庄子的思想。它的实际创始人慧能，大概弄明白了一些庄子思想的皮毛，把庄学佛教化了，就成了那本《六祖坛经》。在慧能的思想里，想吃吃想喝喝顺其自然就是自性，见了自性，就能见性成佛。把自性和佛性混为了一谈。佛教到了这一步，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苦修不用了，涅槃不用了，也不用解脱了，随便是个人，该吃吃该喝喝，就能成佛。

原始佛教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按照悉达多的本意，他说他只教导人“苦与苦的止息”。他在修行上，是沙门的那一套。可是这个人身在沙门，心在婆罗门，他骨子里还看不起沙门，喜欢贬损沙门六师是外道。佛教作为一个有着拿来主义传统的汇编宗教，很难说，佛教里面到底哪一句才是它的创始人悉达多的语录。不仅大乘非佛说，小乘也不是他说的。

佛经的理论大厦，东拼西凑汇编的痕迹太明显，连婆罗门和沙门这种水火不容的东西，也能装在一起。这说明，佛教这个系统，根本就缺乏一个架构师，所以它才会在逻辑上出现那么多漏洞，难以自洽。所谓的佛经的几次大集结，严格地说，就类似一群码农，到处从网上收集代码，攒得差不多了，大家碰个头，拼成一套程序。可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架构师和设计师。

不过佛教也有一些长处，就是在产品经理的意义上来说，它总是能迎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潮流。虽然在基础理论、产品技术实现上乱七八糟，浑身都是漏洞，一无是处，但是不得不说佛教体系里的产品经理们的市场意识是很敏锐的。另外，佛教在对信徒的精神控制上，登峰造极，超过了它的老师婆罗门教。连天主教在这方面，也不是其对手。

有次聚会，见过一位上海某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她去斯里兰卡考察最接近原始状态的佛教。她回来很感慨，说那边的佛教，用的都是很粗鄙的农民式的语言，她同时也认同了悉达多和他的早期的弟子，多数都是文盲的说法。从北传四部阿含经也可以印证她的说法，北传四部阿含经，里面全是絮絮叨叨的村头田埂体。真的是非常粗鄙，原生态。

斯里兰卡当地的佛教徒，脑子里没有任何汉传佛教徒认为是常识的诸如这类的对悉达多的描述：“本来清净，本来智慧，本来圆满，本来正遍知，本来明白了一切切全宇宙的真理和道理。”在他们眼里，悉达多，只是一个隔壁老王一样的人，没事跟大家唠唠嗑，讲讲村里的八卦段子，再跟大家搞些小魔术耍耍，有不开心的事，找他倾诉倾诉，如同一个德高望重的村干部一样。

这第一批老实巴交的文盲搞出来的佛教，为什么后来被彻底的改头换面，弄的妖气妖气牛皮满天飞了呢？

可以断言，后来用词精当，措辞优美，行文瑰丽的佛经，肯定不是悉达多说的。悉达多，根本说不出来那种语体和文采。

这些精雕细琢的佛经，出自后来的几次经文集结。这些经文的真正作者，则都隐匿了起来，不可考察。署名嘛，都署的是悉达多，一个村里曾经德高望重的老大爷。

悉达多带领他的早期几百个弟子，到处乞讨要饭的时候，可能生存环境，还没有那么的艰难。因为人数少。按照季羡林的考据，当时悉达多的弟子，最多不会超过500人。

后来，乞讨的人看这边讨饭的营生比较好，蜂拥而至。甚至，有的其他外教的教团头子，都带着大队人马，直接投奔悉达多的教团。就好比二龙山带着喽啰们整体投奔梁山那样。于是，佛教教团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很多不同的外教教团的加入，也给佛教教团，带来了思想上的新鲜血液。

到了第二期，第三期教团扩张的时候，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大爷，悉达多也死了。悉达多死后，很多外教的人，窃取了教团的领导地位。一些外教教团，不甘愿被某个其他外教教团领导的，则独立了出去，继续打着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大爷悉达多的旗号，在外面乞讨为生。设立了帮派分舵。

四分五裂后，每个教团分支，都需要给自己炮制出来的大量的经典。一方面是为了立教，一方面是为了发展壮大善男信女队伍。这样一来，佛教经典的数量，便与日俱增起来。乞讨是要讲话术的。不信你张口就，唉，给我两块钱，我饿了，看看有没有人理你。而在经文的内容和话术的升级上，为什么要升级呢？因为各个教团的信徒数量剧增，当时能对付500人吃饭的乞讨话术，已经解决不了这么庞大规模信众的吃饭问题了。不出新版话术，就只能坐以待毙。

新版话术，越来越精美，而且越来越走上层路线。如果金正日的作品，署名马克思，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太扯淡了。但是佛教里面，潜规则是，金正日的书，可以署名马克思。而且没有人会戳破这些谎言。这样的话，只要是个佛子佛孙，随便写个什么书，都可以署名悉达多。为什么佛教内部，会纵容这么荒谬的事呢？因为谎言越多，他们的话术库就越丰富，那么在给倒霉的供养者洗脑的时候，则可以用密密麻麻的经文，给他们洗脑，洗得服服帖帖。

概括下主要论点：

1、那么多佛经，显然不可能是悉达多亲口说出来的。大藏经，有接近一亿字。49年不吃不喝，一个人也说不了那么多话。可见，至少绝大部分的佛经，都不是出自悉达多之口。

2、教团分裂，外教思想大量杂入佛教之中。

3、信徒数量剧烈扩张，乞讨难度增加，必须升级版本和话术库。

4、升级话术版本和话术库，是整个佛教教团默许的潜规则。

5、自己说谎，在书里还毒咒禁止别人指出来这是谎言，这样也增加了伪经的存活能力。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