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伪对苏中四分区“清乡”投入1.5万多兵力，其兵力部署的密集程度是罕见的。其中投放在县境内兵力最多时5000多人，而全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不足2000人，其中县警卫团5个连队760多人，7个区队和1个边区游击大队500多人，25个乡小游击队共560多人，有长
日伪对苏中四分区“清乡”投入1.5万多兵力，其兵力部署的密集程度是罕见的。其中投放在县境内兵力最多时5000多人，而全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不足2000人，其中县警卫团5个连队760多人，7个区队和1个边区游击大队500多人，25个乡小游击队共560多人，有长短枪1100多支、机枪23挺、小炮10门，此外就是大刀和手榴弹。总的来说，敌强我弱。但是由于日伪军大部分集中在封锁线上和“清乡”区内各大小据点里，其兵力显得分散，机动兵力相对减少。而实行精兵简政以后，从主力部队抽调骨干加强区队，又从区队抽调一部分力量充实各乡游击队，全县还建立一支总数1.5万人的民兵队伍。经过群众性锄奸斗争锻炼，基层武装素质得到提高，战斗力得到加强，既能适应分散游击环境，又能担负起独立作战，坚持原地斗争任务。
在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提出的“每乡每月捕杀一个敌人”的号召鼓舞下，全县群众性游击战争蓬勃地开展起来。广大民兵纷纷拿出钉耙、锄头、铁叉等农具伺机捕杀单独活动“清乡”人员，区队、乡基干民兵等在群众掩护下，运用多种战术袭扰伪军。当日伪驻扎时，他们利用黑夜摸到附近，东打一枪，西掷一个手榴弹，有时还把爆竹装在盛煤油的铁皮桶里燃放，搞得日伪心惊胆战，整夜不得安宁。当日伪下乡“清剿”时，民兵则利用人和地熟的有利条件，捕杀离队活动单个日伪军，或将小股敌人引入伏击圈，加以歼灭。对于一些远离交通线，且兵力单薄的小据点，区队、民兵带领群众将其团团围住，断绝其通讯联系，切断其粮草供应，破坏其水源，迫使守敌撤退。有些地方民兵还学短枪队办法，化装进入据点用小插子刀杀死敌人。区乡民兵就是这样以大无畏战斗精神，对付装备精良的日伪军，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消耗日伪军有生力量。
在串场河以南掘马南区、汤园区及掘东区，日伪军投入大量兵力，寻歼新四军主力和首脑机关。扑空后，又分兵增筑据点，控制交通要道，进行分割封锁，逐块“清剿”，据点数目在短时间由43个增加到99个，形成梅花桩式据点群。日伪依托据点，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他们每到一处，就搜捕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民兵，捕捉壮丁，强拉民夫，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群众稍有反抗即惨遭杀戮。日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战术，几十路分进合击，反复搜查，妄图围歼抗日武装和中共党政机关。同时，分兵占领交通要道上的集镇，日军小林师团山本大队大队部驻马塘，渡边中队驻丁堰，野泽中队驻马塘，丹木中队驻掘港。伪如皋特别区公署保安大队分驻白蒲、丁堰、双甸、马塘、曹埠、环镇、掘港等地。
地处日伪大据点马塘、掘港以南的掘马南区，在区委领导下，区队和民兵一直坚持在日伪建立的“梅花桩”式据点之间，不断向日伪据点发动军事政治攻势，给日伪以沉重打击。特别是该区区长兼区队长白桐本，有时在白天带领区队少数战士，化装进入日伪据点开展活动，伺机打击敌人，在曹埠据点夺下几个伪军哨兵枪支，在孙窑据点把一个伪军排长活捉下乡，造成敌人恐慌；夜间则经常深入到敌据点碉堡下面，给伪军上“政治课”，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道理。仅驻曹埠据点伪军，为不做亡国奴，先后就有10多人携械向区队投降。掘马南区区队威信不断提高，队伍也不断壮大，很快地从原来30多人，10多支步枪，发展到90多人，80多支步枪，还有1挺轻机枪。区队、乡基干民兵等抗日武装，隐蔽在群众之中，灵活机动，运用多种战术巧妙地杀伤日伪人员。根据敌人的一般活动规律，因地制宜，群策群力，创造许多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法，如伏击战、破击战、麻雀战、诱捕战、奇袭战、地雷战、攻心战、迷惑战等等，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由于白桐本率领区队不断挫败日伪的“清乡”阴谋，因此日伪对白桐本既怕又恨。伪保安大队二中队在一份“呈报”中称白桐本“潜迹农村，鼓吹赤化，对清乡从政人员每肆屠杀，而行踪飘忽，夙称凶悍”。从敌人的“呈报”中可以看出，白桐本及其区队所进行的游击战，已经使日伪汉奸惊惶不安，无法进行“清乡”。
1943年, 日伪在汤园区的杨曹乡四周构筑11个据点，把这个乡全部分割、包围起来，以图实现伪化统治。该乡民兵游击队在区委和乡党支部领导下，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与日伪展开顽强而巧妙的斗争，表现极大智慧和勇敢。该乡河沟密如蛛网，呆沟死塘多，且有较宽活水沟，民兵把多数桥梁拆断，河内筑暗桩，在坝路上筑起3米多高的“生死门”，只能一人鱼贯侧身而过。当年夏，大批日伪军从水陆两路“清剿”杨曹乡。陆地一路敌人刚走到界港，即被阻于筑在夹路上的“生死门”前。这时路旁沟边，四处响起枪声，迫使敌人丢盔弃甲，狼狈而逃。水上一路敌人的船队行到河湾处，撞上暗桩，进退不得，埋伏在河岸的民兵游击队即向船队投弹、射击，给敌以杀伤。当日伪军登上河岸时，又碰上地雷，民兵游击队已无影无踪。
岔河的民兵在敌伪军调防时，冲入据点平毁碉堡，和几名来不及撤走的伪军展开肉搏战。汤家园区委书记陈惠文和区委干部以杨曹乡为重点，发动群众在反“清乡”前改造了地形。一天，三角渡据点里的日伪军分水陆两路进犯杨曹乡，陆路日伪军走到“生死门”附近，只能一个人鱼贯侧身而过。这时，埋伏在“生死门”附近的民兵开枪打“活靶”。日伪军一看两边都是深沟，慌着一团，丢下死人，背着伤员，向后逃跑。一个日军军官站在船头上用望远镜张望，船过转弯时被水下暗桩卡住，进退不得，
设伏的民兵当即开枪。日伪军一看船不能动弹，立即跳上岸追击民兵，可又碰上地雷。
杨曹乡周围各个据点日伪军，尽管对该乡连续“清剿”4个月，但始终未能站住脚跟，并且到处挨打。日伪军终于发出“宁过九条江，不进杨曹乡”哀叹，承认“清剿”失败。杨曹乡也就成为苏中四分区及全县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一个典范。11月，苏中区党委对新四军一师三旅和四分区第一期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发来嘉勉电，指出：“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是中华儿女与敌寇作生死斗争的壮烈伟大史诗，是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1943年春，日伪在对串场河以南地区实施“清乡”的同时，对串场河以北地区也进行“扫荡”。盘踞在掘丁沿线据点及栟茶、丰利等据点日伪军，除经常下乡骚扰、掠夺以外，并企图在临近据点边缘地区建立伪化或半伪化统治，在县委领导下，河北地区各区队和各乡民兵游击队与县警卫团紧密配合，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活动，与日伪进行针锋相对斗争，不仅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而且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清乡”区内抗日军民的斗争。串场河以北地区军民除广泛开展破击活动，摧毁日伪的封锁篱笆以外，主要是大力阻击下乡骚扰及“扫荡”之敌。特别是在日伪“扩展清乡”中，主动打击敌人，长期围困敌人据点，使敌遭到惨败。
1943年夏，如皋警卫团派指导员许布洛带1个排40余人到汤家园区发动群众，袭击日伪军，惩治汉奸。10多天后，这支游击队被敌人打垮。张志礼率领1个排重返汤家园，召回被打散的队伍，把区中队成立起来，攻打高码头据点，歼敌40余人并打死告密汉奸，发动群众平毁了工事，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被日军称之为农村长老的士绅们也和新四军站在一起，参加抗日反“清乡”的行动。马南乡民兵为活擒日伪军而牺牲了3个民兵，地方士绅捐赠了30亩地抚恤民兵家属。县农抗会副会长、县参议员马北乡顾尊三被捕，敌伪军要他供出民兵、农抗会名单，他拒绝说出，最后被敌人活活烧死。金沙区有位士绅，夫妻俩人捉住1名伪“清乡”特工，押交给民兵处理。不少士绅都坚决拒绝受聘伪职。当时在士绅中流行一句话“我现在出来打游击了”，说得很自豪。曾任东南参议会长陆措宜，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治疗身患伤寒病的县公安局长赵一德，并亲自为他治病，派人外出购药，终于使赵转危为安，重返战场。
1944年2月16日，八总乡民兵大队智取七总碉堡，赤手空拳俘获1个排伪军，并将碉堡平毁。5月6～14日，日伪军“扫荡”掘马北、双岔
北和丰东地区。各区队和各乡游击队开展地雷战，炸死日伪军各5人，炸伤日伪军21人。8月22日，游击队队长吴品章仅带领6名游击队员，在海边截获迷航搁浅的日军运输船“久西丸”，俘敌7人，并缴获大批弹药、汽油等军用物资。
1944年11月12日，200多名日伪军“扫荡”如中双北地区。区队及洋涨乡民兵基干队沿途阻击，给敌以杀伤。敌疲惫不堪，即宿营于袁南乡一地主庄园。袁南乡各村民兵又轮番在敌驻地袭扰，枪声、榴弹声经夜不息，敌人既不敢睡，又不敢出动，只好在天井里火化被途中击毙的6名日
军尸体，于次日清晨仓皇窜回据点。1944年，全县群众性游击战争广泛开展，首先壮大各级武装力量。县警卫团有2个连队充实到主力部队，县团、区队及各乡游击队扩充900多人，民兵则增加到2万多人。以双岔北区为例，1943年春，经过“三冬”运动，全区民兵1059人，至当年秋，全区民兵发展到3500人，其中1000多人在斗争中能起积极作用。由于各区区队和各乡小游击队和民兵不断受到训练，并且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一般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极小代价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自1943年春至1945年夏，东屏乡游击队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县警卫团作战14次，独立进行大小战斗48次，先后毙日军7人，伤日军24人，毙伪军9人，伤伪军22人，合计毙、伤日伪军62人，并缴获冲锋枪1支、步枪13支、手榴弹16颗、炮弹7发、刺刀7把，而游击队仅有1人牺牲，1人被俘，3人负伤。再加1943年5月6日，双岔北区区队袭击岔河据点，烧毁碉堡4座、桥梁1座、栅栏1座，摧毁伪税务所1处，生俘伪区长1名、伪税务主任1人、伪军8人、伪“清乡”队员3人、依附日伪土匪11人，共俘敌24人；而区队仅牺牲副班长1人，消耗子弹30余发、手榴弹50余颗。
自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县警卫团、各区队和各乡民兵基干队等互相配合，对日伪军作战159次(不包括零星小战斗)，歼灭日伪军3479名，其中日军238名，缴获各种枪支2580件。而各区队和各乡民兵基干队独立作战105次，击毙日军20人，俘日军7人，毙、俘伪军703人，缴获轻机枪11挺，长、短枪600余支。这充分说明，群众性游击战争是坚持反“清乡”斗争主要方式，县、区、乡各级地方武装则是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主力军。
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夺取抗日反“清乡”斗争胜利起到重大作用。尤其是串场河北地区广大军民以中心区为依托，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并且不断向边沿地区推进，从而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打击和牵制日伪力量，有力地支持“内线”(串场河以南地区)反“清乡”斗争。日伪在其“清乡”连连失败之后，也不得不承认游击战争的威力。1944年初，伪苏北“清乡”视察团一个“特派员”在“视察”掘丁沿线等地后，写《苏北“清乡”实况》一文，不打自招地供认：“敌匪(指抗日军民)反‘清乡’不息，袭市镇(指日伪据点)，掳劫工作人员(指伪‘清乡’队员），破坏封锁线等等”“吾人赴马塘前一日，该地即遭受新四军之袭击，自岔河至马塘间之封锁篱笆，已被烧毁”“江北的新四军，即为江北的农民，可认为武装之农民。新四军借此巧妙之组织力，深入农村，至今已完全土著化。故此地区“清乡”工作之匪民分离极度困难。工作员到达时，看来都系善良农民，但一瞬间即化为民兵，以手榴弹袭击公署，烧毁竹篱。苏北之新四军实为隐蔽之敌人，故其肃清，实非易事”。这个“特派员”一系列独白，进一步说明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开展，使日伪“清乡”阴谋日趋破产。这充分表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表明兵民是胜利之本。
来源：长江两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