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00年12月，东印度公司得到英王特许成立，垄断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广大地区的贸易。1612年，公司定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自创设之后，其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维护自身在东方贸易的垄断与特许权，排除其他国家的竞争；争取东方各国的特许权，以尽
1600年12月，东印度公司得到英王特许成立，垄断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广大地区的贸易。1612年，公司定名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自创设之后，其对外贸易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三条：维护自身在东方贸易的垄断与特许权，排除其他国家的竞争；争取东方各国的特许权，以尽可能低的价格采购货物；通过输出货币来增加财富，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更多货币。
东印度公司创立初期的董事托马斯·孟认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货币在国内市场的流通并不能增加国家财富，因为国内商品流通的结果是“一个人的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所失”。将货币输出国外，通过对外贸易的差额增加国内的财富，才能使国家富足。在对外贸易中实现“多卖少买”，那么付给外国的货币，将始终少于从外国收回的货币，货币就会以外贸顺差的形式流入国内。东印度公司吸纳货币增加财富的梦想，却被来自中国的商品————茶叶给刺破。
早在1517年，葡萄牙人在抵达中国返回时便将茶叶带回欧洲。但茶叶最初并不为欧洲人所喜，被戏称为“干草水”。直到荷兰人到来后，茶叶才神奇地得到了欧洲人的青睐。
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日本的代理人R. Wickham在写给驻澳门的同事的一封信中请求对方为他在澳门买一罐好茶。此时的茶叶价格昂贵，“掷三银块饮茶一盅”。崇祯十年(1637),英国“科腾商团”来到广州虎门，与明军发生冲突。此次英国商船来华，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物，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圆。在交往之中，英国人取茶的福建土音“tay”，拼成英文”tea”。至1657年，第一批茶叶经由荷兰人之手，传入英国。
1658年，英国出现最早的售茶广告：“这种被所有医生都称赞的中国饮料，被中国人称为Thea，在其他国家被称为Tay或Tee，在伦敦的咖啡屋有售。”1664年，东印度公司赠给英皇红茶二磅，获奖100先令，由此引发上流社会饮茶之风，进而传遍欧洲各国。
166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英国茶叶贸易的特许权，可以运茶进入英国。第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爪哇的茶叶转销，将中国茶叶引入英国销售。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从厦门进口大量茶叶，输入英国。“特优茶叶150担，半数罐装，半数壶装，全部用箱装，每壶盛茶叶1~4斤，运回英伦。”1686年，荷兰人禁止茶叶进入爪哇，茶商乃将茶叶转运往英国，此时茶叶一磅价值金6磅至10磅。17世纪之后，每年中国茶叶输入英国约两万磅，茶叶平均价为每磅16先令。从1717年起，茶叶的地位开始超过生丝，成为英国进口的第一大商品。如果说16世纪是香料的世纪，17世纪是胡椒的世纪，那么，18世纪则是茶叶的世纪。
自17世纪初叶开始，茶叶的对欧贸易曾长期被荷兰人垄断，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晚几十年才运第一批茶叶回英国售卖。其后两国互相竞争，到了18世纪30年代，荷兰人购买茶叶的数量仍然有几年多过英国。可是后来形势改变，到了1787年，共有83艘外国船舶抵达广州购运茶叶，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多至29艘，英国私商（港脚商）的船多至31艘，而荷兰船只仅有5艘。到了1789年，荷兰承认不再是欧洲市场上中国茶叶的最大供应者，其地位被英国取而代之。
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船，即快剪船(Clipper)，这种船只移动速度快，装载货物多，每次运输茶叶回到伦敦时，都会引发万人空巷。茶叶在运输过程中，会被人们事先装在密封的白铜器皿中，然后用树叶包裹起来，再置于干燥的木桶中，密闭压实。
为了保证茶叶质量，影响茶叶气味的货品，如指甲花、麝香、樟脑以及其他具有强烈气味的货物，都不得上船，或者，至少不能接近茶叶。装货时，因为瓷器重量大又耐潮湿，会被作为压舱物放在船舱最底层。茶叶重量较小，需要防潮，便放在船舱最上面，在天气良好的时候还可以打开舱口，使茶叶能够通气。中国行商在贸易中也会确保茶叶的质量，以建立自己的商业信誉。乾隆四十八年 (1783)，因为质量问题，行商潘启官（潘振承）退赔质量较差的武夷茶就达1402箱，价值超过一万银圆。
与红茶相比，绿茶更容易掺假，这使得英国人更加偏爱红茶，遂致红茶在受欢迎程度上后来居上，逐渐取代了绿茶的地位。1739年，东印度公司与广州行商签订协议订购大量武夷茶，每担值银14两至15.5两之间。“这种最便宜的黑茶（亦名棕色茶，而中国人叫红茶），构成茶叶投资的较大部分。”在当时，绿茶的收购价格要高于红茶。1778年，在广州市场上，屯溪茶每担值22两，而武夷茶每担仅值13.5两至14两。1783年，“诺森伯兰”号收购屯溪茶价格每担25两，武夷茶仅为14.5两。英国国内对绿茶征收的关税高于红茶，这也使得红茶价格更加优惠。
茶叶是唯一能够成为普遍消费品，而又不与英国本土制造品形成竞争的货物。与娇嫩的绿茶相比，红茶更适合英国的气候与消费者习惯，如它需要更高的水温来冲泡，这适合生活在寒冷天气中的英国人。英国人在红茶中会添加牛奶、糖，使茶汤口感更好，而绿茶则无法添加这些东西。英国占据的西印度群岛为此提供了大量砂糖，从消费的角度而言，销售者也会鼓励消费者饮茶时添加砂糖。每一小撮茶叶放入壶中，总要加上几匙西印度群岛出产的砂糖。
在对外开拓贸易的过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就发现了奇妙的饮料———咖啡。咖啡被英国人视为具有各类医疗功效，又能提神，在17世纪中叶流行开来。1650年，在牛津出现了英国第一家咖啡馆，此后咖啡馆迅速遍布各地，成为英国人教堂之外的公共活动空间。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英国国内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各类政治谣言、阴谋多在咖啡馆中产生，新闻也在咖啡馆中传播。英国国王曾多次颁发针对咖啡馆的禁令。茶叶的传入，使英国人有了新的可供替代的饮品。
东印度公司在英国不断宣传饮茶的健康功效，这改变了英国人的消费习惯，他们纷纷从喝咖啡改为饮茶。随着东印度公司将茶叶大量输入英国，茶叶的价格也不断下降，18世纪初十几先令一磅的茶叶，至18世纪50年代降到了8先令一磅。茶叶也从贵族消费品变为平民消费品，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可。18世纪末，茶叶在农民之中也开始流行。经济条件较好的英国农民，每日除了腌肉、蔬菜、面包、牛奶、奶酪、啤酒之外，还有黄油和蔗糖，另外还有一盎司茶叶。
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工人的工作时间变得固定，中午无法慢悠悠地享用午餐，更无法如往日一般饮用杜松子酒与啤酒，而在工坊之中，工人需要集中精力从事工作，更需要提神的饮品。于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茶也取代了杜松子酒、啤酒，成为英国早期工人热量的来源与提神饮料。因为工人阶级喜欢喝加糖的茶，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总价值在1700年至1774年间增加了100倍，茶叶取代纺织品，成为东印度公司最有利可图的贸易商品。
由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不断增长。170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康特”号至广州，除生丝外，采购的茶叶合计10.5万磅。其中松萝茶7.5万磅，每磅成本约1先令；大珠茶1万磅，每磅成本约2先令；武夷茶2万磅，每磅成本约2先令。这批茶叶运回伦敦后，售价都高达十几先令，利润高昂。1760年至1764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向英国输入的年均茶叶量约为4.2万担（含私人输出）；1830年至1833年，年均输入量约为23.5万担（不含私人输出）。
后来，英国议会通过法令，要求东印度公司必须保持茶叶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东印度公司存在的最后几年中，茶叶贸易给英国国库每年带来330万镑的收入，相当于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进入18世纪后，英国人口不断增加，茶叶取代咖啡成为人们的日常消费品，统计数据显示，每名英国人年均消费茶叶2磅。获得茶叶专营权的东印度公司，每年获利无数。从城市到乡村，英国喝茶成风，哪怕贫民，茶叶也是日常消费品。
茶叶占据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主要部分，茶叶税也是英国的重要国库收入。随着茶叶在英国殖民地的流行，172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殖民地只能从英国进口茶叶，东印度公司不可以直接向殖民地出口茶叶。英国公司购买东印度公司茶叶，再转运到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出售。
1767年，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消费的茶叶每磅征收3便士税收，此举引发北美抵制。1773年5月10日，英国通过《茶税法》，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美洲殖民地销售来自中国的茶叶，保留了每磅茶缴纳3便士的税收。1773年11月28日，三艘东印度公司商船运茶进入波士顿。12月16日，波士顿茶会登船，将茶叶倾倒入海，此举引发了美国独立革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1772年，中国茶叶出口多达2200万斤，以磅计之，则为3000万磅。受美国独立战争冲击，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影响，一度降至年出口1000万磅。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无法得到美洲的白银，也就无法从中国采购茶叶。东印度公司转而利用港脚商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此来解决白银紧缺问题。
1784年，中美开始直接进行茶叶贸易。当年“中国皇后”号返美时，船上装有茶3024担，占总载货量的92%。此后美国船只不断来华，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茶叶进口国。英国、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如法国、荷兰、瑞典、西班牙等，也派遣船只来华从事茶叶贸易。此时西方各国所提供的商品，并不是中国市场上必不可少的，茶叶却在各国有着广阔市场，中西贸易呈单向流态。
美国独立后，对华贸易颇为积极，给予美国商人从事茶叶贸易颇多优惠。美商不但运茶叶至美国，也运到英国销售，又以在英国销售茶叶的资金购买英国毛纺品，再运到广州以低于东印度公司的价格出售。得益于灵活的运作机制及实惠的价格，美国对华贸易很快超过东印度公司，并予港脚贸易以冲击，使其更加积极主张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直接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1824年，英国宣布将新加坡辟为自由港。此前港脚商不可以将货物直接运至英国，新加坡成为自由港后，港脚商便以此为中介，将中国货物转运回国。此举打击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自1831年起，每个季度有四艘自由商船，经过新加坡转运，往来于伦敦与广州之间。港脚商利用部署于英国的船只向欧洲各国输出茶叶，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开始衰落。
茶叶、生丝和土布，是当时广州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出口货物。英美两国几乎垄断了这三项货物的全部出口贸易。其中英国在茶叶、生丝上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运出的土布则比英国多。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9世纪，生丝的出口量增加非常迅速，三四十年以内，几乎达八倍之多。
在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中，一般采用物物交换，以丝、茶换取西方所产毛织品、棉花等，出口的顺差则由外商支付白银。茶叶贸易的顺差为中国带来了海量白银的涌入。早在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向董事会抱怨：“中国人除了白银和铅之外，什么都不喜欢。”到华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上携带的白银常占90%，英国出产的商货则不足10%。九成白银达到了英国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英国政府在给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中规定，“每艘公司船运出的十分之一必须是英国产品”。
对于清代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各种推算出来的数据不一。马士认为，1700年至1830年，130年间，通过广州贸易输入的白银在2.7亿两左右，其中有7000万两为1800年后流入。全汉昇估算，1700年至1830年间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为6亿元，折合约4.3亿两。不管何种数据，在1827年之前，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但由1827年至1828年，中国白银开始大规模外流，仅此年度就流出300余万两。
“嘉庆、道光以前，每岁出口之茶约值银五千余万两。”1817年，广州茶叶出口的价值达到1070万银圆，占当年各货总值1948万银圆的55%。1820年，茶叶出口值升到75%。1810年至1814年，广州口岸出口的茶叶约有13000吨，其中95%为英国商船运出。中国全部出口商品所换得的外汇有52.7%来自茶叶，中国全部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去支付的。
从16世纪开始，白银流入对中国货币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但在1800年之前，国际贸易对中国国内商品的价格、人均收入、组织和生产的影响仍然很小，这些商品流动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提高了英国国库收入，为英国工业革命及海洋争霸提供了资金。当时英国对外贸易的王牌产品是毛织品，但这种货物既不精美，又不便宜，在中国没有什么市场。而英国所输出的金属，如铅，虽受欢迎，但中国市场的需求量有限，主要用作茶叶和樟脑的打包铅皮。能使英国赚钱的，则是印度出产的产品，如棉花等。
茶叶贸易促进了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形成了资本积累，也为国内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五口通商后，福州茶行的买办通过茶叶贸易成为巨富。道光朝之后，武夷茶业日盛，茶客每家经营资本动辄数百万元。十三行行商从事茶叶贸易积累了海量资本，这些资本被投入到茶叶生产中，乃是中国较早的商业资本与生产领域结合，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案例。行商中，如怡和行伍秉鉴、同文行潘正炜等，都由茶叶贸易而致富，他们将资本投入武夷山，开设茶厂，雇佣制茶人。伍秉鉴甚至租用美国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并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铁路，发展成为跨国商业集团。
武夷茶在国际市场广受欢迎，也使福建地区流行开山种茶，“近来茶山愈开愈广，深山幽谷，伐木种茶”。大量茶场的涌现，使此区域内经济卷入到全球市场中。原本福建种植的桑麻之类被放弃，改为种茶。福建之外，其他各省也被卷入到茶叶贸易中来。道光末期，红茶盛行，原本湖南山谷种植红薯之处，都改种茶。浏阳地区原本种麻，受茶叶贸易冲击，也改为种茶。江西各地也普遍种植茶叶，成为重要的出产地。
大宗商品的长途贸易对生产刺激最大，它会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产品卷入市场，加强不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改善民众生活，由此也维持了清朝国运。大量茶场的出现，吸纳了颇多采茶人及制茶人从事雇佣劳动。仅湖南平江，便有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两万人，甚至女性也被吸纳到其中。但长途贸易大多发生在城市之间，中国国内市场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市场。
茶叶从陆地运输，需要大量船户、挑夫，由此也带动了沿途各地的就业。据《（同治）庐陵县志》记载，外国所需的内地货物，如福建黑茶、安徽绿茶、浙江湖丝之类，要运到广东，需要大量挑夫。“江西之广信、南安，广东之南雄、韶州沿途船户、挑夫借此营生者，不下数千万人，广东省城借洋务营生者不下数万。”挑夫的价格是每担茶须钱225文，二人负载过山335文，乘轿400文，登山另加43文，赏钱6至10文。
茶叶对于英国人太过重要，使英国必须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茶叶已经成为英国人生活上的需要，在我们能够设法在其他地方用同等价钱，购进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茶叶之前，中国方面的来源无论如何必须加以维持。”
但是，清廷对于茶叶贸易的态度是保守的，在清廷看来，茶叶是天朝方有，西方所无。没有茶叶，西方人就无法生存，“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两广总督百龄上奏嘉庆帝时认为：“茶叶、大黄二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命。”林则徐则认为洋人依赖中国的大黄、茶叶才能生存。
概而言之，18世纪时，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模式经由茶叶贸易而达到了巅峰，此后无法再取得突破，也无法出产具有世界性竞争力的产品。巨大但几乎是静态的国内市场，没有在生产系统中造成技术性的突破，无数输入中国的白银，或是用于奢侈品消费，或是报效皇室，或是被窖藏，而不是投入到改进技术，组织工厂，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大清帝国市场虽然巨大，也有内部循环，却如一潭死水，泛不起波澜。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