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怪兽斯芬克司长着狮子样的身躯，女人般的艳美头脸，还有一对翅膀。它坐在忒拜城边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一个谜语：是谁，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路人答错了，就被杀死。俄狄浦斯来了，猜中了谜底，说：是人，幼小时用四肢爬，长大了两条腿走路，老
廉声
怪兽斯芬克司长着狮子样的身躯，女人般的艳美头脸，还有一对翅膀。它坐在忒拜城边的悬崖上，向过路人出一个谜语：是谁，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路人答错了，就被杀死。俄狄浦斯来了，猜中了谜底，说：是人，幼小时用四肢爬，长大了两条腿走路，老了不利索，拄根拐杖走。细想起来，人的一生很短暂，似乎只有一日的早晨、中午、晚上，光阴易逝，白驹过隙，一晃就老了，就到需用三条腿走路的年岁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来时风雨，去时微尘。人一老，就会怀旧，容易回忆过去，往事历历，清晰如故，旧景重现，挥之不去。
退休后这几年，我回故乡小镇的次数渐渐多了。有事无事就去一趟，好像一条野外流浪已久的小狗，总还惦念着旧时主人的茅屋，还有那根未必还在的肉骨头。
可惜故乡小镇已不是过去的样貌，虽还叫着过去叫了两千年的名字，却已是完全陌生的地方。早先镇上只一条带鱼似的长长的窄街，如今扩展了好多，多出好些街路，宽畅的街道浇上黑亮的沥青，立了街牌和红绿灯，大车小车在街上游鱼般乱窜。置身于嘈杂繁闹的街市，在人丛中费力穿行，看不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就像一滴油落进水里，与这个臃肿起来的城镇格格不入。镇西边有一条街，赫然标着杏花街三字，令我吃惊。记得小时候，出镇南门往西，走到天目溪边的杏花村，之间隔着偌大一个南门畈，要穿越大片稻田间许多条田塍小径，费小半天工夫。南门畈，还有北门畈，无数大小田块，足有两三千亩粮田，望去浩浩荡荡，春来红花绿叶，秋时稻浪滚滚。想当年，于潜县令楼璹走出县衙，踱步南门畈、北门畈稻田边，钻进天目溪边桑园里，访谈，摹写，描画，最终完成一部《耕织图》，吟诗配图，扬名中外，流传至今。可眼下，南门畈没了，北门畈也没了，一块块稻田全被水泥与沥青覆盖了，上面是一幢幢砖瓦楼和一条条街路。有人告诉我，菜市场大棚那位置就是当年国营造纸厂麦草场所在。那么，大樟树？那年麦草场大火烧过的千年老樟树呢？有人还记得它原来在哪儿吗？
走后马路，离东山坡不远，另一座小山丘，我年少时放牛经常去那儿。山丘上一片坦地，绿草丛生，隐约可见古旧的残垣断砖。最近听说要在上面复建一座“绿筠轩”，说是苏东坡昔时在杭州当通判，来此属县视察，在小山丘前写下一首名诗《于潜僧绿筠轩》，“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只是那上面早就没竹子了，只好移栽过去一些，装点一下门庭。
离小镇不远的山里，我寻着一幢农家旧宅，略事修整，便可居住。农宅依山傍水，后山有茂林竹园，可挖笋，可摘果；宅前有半亩园地，又有一方菜地。植下梅、桃、枣、李、橘、柚、樱桃、石榴诸多果树，还有玉兰、紫薇、丁香、月季、牡丹、芍药、百合、紫藤、夹竹桃、郁金香……春来花香，夏至果熟。菜地里播下菜籽，栽了茄子、辣椒，还有豇豆、土豆、南瓜、冬瓜。走出百十步，便是大片稻田，秋日里稻谷金黄，随风起浪，信步走进田垄，惊飞起数只蚱蜢……
但我仍忍不住要走回那个叫故乡的地方。踏在生硬的柏油路上，脚底似能触及温热的故土之气，虽然满街的陌生脸面，仍能从那一声声高喊低语中品味浓浓的乡音。亲人渐已少去，能见上面的大多是故交，曾经的同学、邻居，少时一起玩耍或一起劳作过的旧友，也都上了年岁，鬓毛渐衰，额添皱纹，彼此碰面，便是寒暄，喝茶，或喝酒，然后聊天，聊的大多是从前的人，从前的事。
早先住过的巷子还叫东山巷，巷子里大多还是原先那些人家。“搞集体”的形式还在延续，生产大队改叫村，第二生产队改叫二组。谁能想到，二组组长居然还是半个世纪前的二队队长。碰巧遇上巷里人家的红白喜事，娶亲嫁女，或老人过辈（去世）了，便邀我参与其中，喝喜酒，吃豆腐饭，喜乐同享，悲情与共。老队长的腰板已不再挺拔，喉咙还能叫得很响，招呼二组的人仍很管用，知客、买菜、烧水、敬茶、洗碗、端盘等一应杂活，分配合理，一呼百诺。老人一个个过辈，再忙再远，二队（二组）的晚辈们也会扔下手中活，赶拢来帮着办丧事，大大小小近百口，聚一起热闹几天，吃吃喝喝，吹吹打打，把老人送上最后的归宿地——东山坡。近年已送好几位上了山。
吃了豆腐饭，喝了酒，晚上歇在巷口新开的那家“汉庭”店，半夜做梦，梦见自己参加“双抢”拔秧，两脚踏进热辣辣太阳晒得滚烫的田水里，惊得跳起……醒来发觉是热空调开高了。年少时参加二队“双抢”拔秧，最喜欢在田坎边乌桕树的浓荫下歇力，趁那点时间听人聊闲天，讲故事。我父亲讲古书《薛仁贵征西》《七侠五义》，有个戴帽子的老缪，总被妇女们催促讲他在上海花花大世界的趣事。
只是近几年，吃豆腐饭的饭桌边，喝酒聊天，聊着聊着，有人会讲起某个过辈老人，讲起他年轻时跑去天目山当兵，如何如何，后来又如何如何，都是以前没听说的事。我不免诧异，这事，真的么？我问。嘿嘿，那还会假？那时候我们镇上好多年轻人去天目山，死的死了，活下来算命大呢。人都过辈了，还有啥不好讲的？
有天傍晚走在后马路，遇到我们“二队”一位老人，当年曾一起放过牛，教我认得多种草药，有九十多岁了吧？他挑一副空粪桶，从菜地慢悠悠走出来，脸上笑眯眯，嘴里哼着小曲，能听出来，是小歌班《箍桶记》的吟哦调，“天亮要箍天亮桶，晏昼要箍午时桶，日落西山黄昏桶，半夜三更要紧桶……”这唱词我耳熟得很。我叫一声××伯，跟他聊了几句，临走还拿了他一把刚摘的蔬菜。谁想没过多久，就接着电话说他过辈了。给这位高龄老人办丧事时，饭桌边听人说起他年轻时传奇般的经历，让我暗暗吃惊，内心为之颤动。
此前我读过大量史料，包括地方志和回忆录，走访过许多人，上天目山踏看朱陀岭东关一带旧时激战留下的遗迹，自以为对那段历史已烂熟于心。当年周恩来曾来天目山浙西行署，与省主席黄绍竑会面，给省立中学的学生们作讲演，而今天目山脚立有碑亭；镇郊鹤村复建了抗战时民族日报社旧址纪念馆，以实物与图文，讲述那段艰难岁月中的人与事。我写过不少有关天目山抗战的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写了，自以为写得还算真实、全面。然而，没想到对那段历史还会有疏漏，仍有些未能记载于史书的逸事在民间悄然流传，虽然，只是一些平民百姓的平凡故事，在历史长河中可视如瓦砾细沙般不值一提，但仍让我内心波澜起伏，经久难平。
一段日子里，我连续去家乡小镇，通过亲友或熟人，寻找种种线索，打听在人们看来已十分遥远的往事。那些早已离世的同乡故人，连后辈都已模糊了他们的面容身形，对其身世多不知其详，对我不厌其烦的询问不免有点惊讶。万幸还有存于人世的老者，虽年至耄耋，依然头脑清晰，躺在床上不能起身，一说起年轻时的往事，竟然激动起来，双目炯炯，枯白的脸颊泛起些微红斑。
听到不少抗战时的故事，记在本子上，录在手机里。还有别的意外收获。更早些时候，民国初期，小镇的年轻人便已跃跃欲试，满腔热血地参与到民族振兴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有人考到省城第一师范读书，成为“一师风潮”的组织者之一，称得上风云人物，又提携和带动家乡的学弟们参与进步活动。而后，学弟们各奔前程，有的矢志革命，多次被捕入狱，最后在上饶集中营组织越狱，为掩护战友而牺牲，成为烈士；有的革命成功后，成为北京或省城的高官和专家，为家乡增光添彩；也有南渡去海峡那边的，许多年后回归故里，出资修凉亭建博物馆……我的家乡小镇，早先真的出过一些不简单的人物，是有过许多故事的呀！
此后，仿佛总有个声音时不时在我耳边说，写写他们吧，哪怕为内心稍得安宁。于是，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而后，在电脑前静静地坐下。
几十年小说写下来，感觉越发地难写了。难在选题立意，难在构思谋篇，亦有语言上的障碍，甚或困顿。都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对南方作家来说，写作时或多或少会有语言上的不适感，想要让小说语言艺术起来，免不了踌躇一番，难以落笔。我们日常所用的语言文字是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而南方人的语言习惯与表达方式诸多不同于北方，如何让小说语言更准确而生动地表现南方人的生活特色与人物个性，是值得作家们深究一番的。
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满篇的吴侬软语，“耐”“俚”“阿是耐去买拨俚”，用的昆腔苏白，念起来软糯柔美，味道蛮好，但总归会让许多读者难读明白，尤其北方人，会读得很拗口，甚至完全弄不清爽，云山雾罩的，以至于张爱玲要把《海上花列传》转译为国语，可让更多人能读懂、喜欢它。
鲁迅的小说散文，自然读过许多遍了。先生在百多年前便在语言上有所尝试，用过“伊”“簇新”“开消”“写包票”“骇死”“虾蟆”等南方方言的词语，其作品通篇读下来，明显地带有南方味道。近年上海人金宇澄写《繁花》，方言用得节制，不见“伊”“侬”等词，倒是把一个“不响”用了一千五百多回，全书南方味道浓淡适当，北方人能读懂，蛮好。
记得余华讲过一句，他写《许三观卖血记》，一些人物对话借助于越剧念白，不晓得是真是假。越剧我是很熟悉的，小时候看过许多戏文，还会哼几段呢。当年浙江嵊县人把小歌班唱到大上海，唱成女子越剧，风靡全国，越剧唱白为迎合国人欣赏有相应变化，用的是江浙人的“官话”。譬如，祥林嫂骂贺老六“强盗胚”，贺老六说“我会待你好的”，留有南方味，也能听懂。
我以为，南方作家写地方风情特色的小说，如何让人读得通，读得懂，又能保有南方味，不是很便当的事，需费点心，应做些尝试。我在这部小说中，在遣词用句方面，费了点心思，也不知效果如何，成与败，最后得由读者说了算。
2024年秋
注：本文选自《白木耳 红桃花》后记，廉声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来源：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