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持批判性和分析性的视野，以与深植于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之中的诸进化论模式保持距离，对我们来说是极有必要的。这些进化论模式得到很多意大利人的支持，这个事实很有趣，提醒了我们社会科学话语并不是被纯然封闭起来而与自己的分析对象隔绝的。我们必须抵制“某种侵入性

作者｜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

著名社会人类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担任欧洲人类学学会主席

保持批判性和分析性的视野，以与深植于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之中的诸进化论模式保持距离，对我们来说是极有必要的。这些进化论模式得到很多意大利人的支持，这个事实很有趣，提醒了我们社会科学话语并不是被纯然封闭起来而与自己的分析对象隔绝的。我们必须抵制“某种侵入性的公民气质更为优越”这种假设，而且要看到，“公民”和“文明”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被“civic”“civil”两词那因过分熟悉而产生的语义蚀变（semantic slippage）遮盖，这和我们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之间草率翻译一对有词源关联的同根词时发生的情况差不多。

我提出的“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概念，意指一种乐于投身各种各样积极而普遍的政治参与形式中去的意愿，无论这些政治参与形式是激烈还是温和，无论其原型是舶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另一方面，文明（civility）有时只不过看似礼貌，实则是为让人厌恶的社会不平等加油添柴之物。斯坎杜拉将艳羡和嫉妒视为那种有活力的社会生活之一部分的呼吁也因此是对地方政府新的管理风格——一种将一切抹平的社会性消毒行动（social antisepsis）——进行深思熟虑后的回应。这种管理风格在前市长鲁泰利身上得到印现，他那一届市政官僚集团举办的“邻里节”就给人与人之间的小小冲突扣上了“低效”和“不诚实”的帽子。（但“竞争”呢？不用说，当然是被他们当成另一码事。）

《逐出永恒：现代罗马城的重构》

[英] 迈克尔·赫茨菲尔德 著

林叶 许瀚艺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7月

不仅如此，如佛朗哥·拉伊（Franco Lai）所指出的，这种将冲突视为紊乱的文化决定论相当能反映人类学家及其他一些人共同抱有的那些假设，就如它也能反映某些本地人在它影响下的行动一样——这些人把别人的艳羡和嫉妒当成解释自己失败的借口。这些人也在参与，参与的是一场刻板印象之战。他们利用刻板印象，以获得策略性的，有时候甚至是暴力性的效果，并由此调整自己的决定和行动。社会行动者常能充分认识到“调用自己身上的刻板印象”这种能力的政治价值，刻板印象可以被用来为他们已被人发觉的弱点进行辩解，或者被用于声称他们具有某种特殊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对“文化”的调用一样，对刻板印象的调用所体现的所谓社会日常生活和智识想象之间的关系，是耐人寻味的。

法律的实际操作及其各种实现方式（包括税收制度、区划规定、交通规则等等）都是向平常的社会生活取经的，但同时又往平常的社会生活中注入了法律自己的修辞。教会关于“在哪些特定时候带息出借钱款就是合理的”“在哪些特定时候对犹太儿童强行施洗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的诡辩为那些依法律原则统治世俗世界者提供了方便的模板。法律的刚性（rigidity）为那些知道如何操弄法律语言的人提供了一道盾牌；同时，像“法律的制定者在一开始就在法条中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之处”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也是凡俗心灵的产物）也给了社会行动者机会，使他们得以预设法律具有（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这个认识得到了广泛的共享，使得人们有机会去算计某种违规行为对应着什么样的代价，也因此已经成为生存的切实关键。这个认识的那些非法面向往往借用了法律的修辞，而反过来，法律的运作者们又常常极为依赖真实生活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在法律的表面话语中是听不到的。公民的规则和社会实操的文明性就是这样深刻而互惠地交缠在一起。

因此，我对公民（civic）和文明 / 民间（civil）的区分是一种分析性的区分。它们并不是两种不相干的社会行动领域，也不能被便宜地化约为像“新与旧”“外来与本土”那样的二分。二者的区分应该类似于官方宗教和民间宗教之间的区分，即一种服务于教会霸权利益的有误导性的区别对待；教会将地方性元素从仪式实践中清理出去的努力，其首要的作用就是展示权威。而这种权威是完全忽视官方宗教语言和民间宗教语言所共有的那些源头的。类似地，原罪既扎根在正式教义之中，也扎根在大众心态之中，而且正式教义中的原罪和大众心态中的原罪除了一点修辞性的区别外，并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区别。同样，用于管理公民的法律原则和文明性的社会实操实际上是互为必需的。比如，出台禁止腐败的法律反而可能令立法者和警察获利，因为顺从的大众更愿意向这些人献上一些小的“猎物”，以便在日后出现更重的腐败行为时能得到这些人的通融；而且这些法律的制定者自己也不过是普罗大众中那些易犯错的普通人罢了。这种权衡在立法实践和管理实践中有时根深蒂固，比如一个市民面临多项罚款，只要他每项都缴纳数额达到某个比例的罚款，剩下的罚款就都可以免缴。其他手段违法的处理方式则被划为腐败行为。不过，在这些人看来腐败其实是互惠的一种形式。它不只出现在官员身上，还被看作人人皆有的原罪的印记、在人的社会中生活的印记。因此很讽刺的是，官员要想完成其行政任务，“拒绝诱惑”反而成了个不大可行的选项。这一点并没有得到那些批评所谓的“南方人的家庭主义和唯利是图”的道德家们的关注。

罗马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理想地点。它的市民深信（或将之作为一种实用的信念）他们的文化是“南方”文化，北方贵族和教廷介入市政和城市生活管理的长期历史，以及罗马人对他们作为首都市民这一身份的矛盾心态，共同造就了这一具有其自身特性的“混合”文化。当罗马人谈论起，自己为了适应那个控制了市民生活方方面面的、严厉且无处不在的教廷政权而形成的从刻板印象上来说很“不南方的”对冲突的一贯回避的态度时，应该会毫不迟疑地认同帕特南对历史性解释的强调。但是，这种解释既说明了微型政治联盟、社会互动中的文明礼貌以及实践中对教会行政结构的挪用，也开了后门，放进了对黑社会活动、贿赂、敲诈的顺从。

蒙蒂人倾向于将“附近”（neighborhood）想象为一个村子（paese），所以他们以农民社交的预设形象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南方性”的特定版本。在此，他们非常准确地再生产了米尼库奇对意大利人类学家们所做的观察，她认为，意大利的人类学家们“预设了南方的固定形象，并且在这一预设中研究农民的世界”。其研究确认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之间在这一认知上的连贯一致性。而危险的是，今天的人类学家忽略了这一点。简而言之，这些罗马人将自己视为一个文化世界的一部分，认为自己知晓且理解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但是，在那个世界中，他们也试图寻找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自己与其他南方人不同。由此显现的这种模式，不仅确认了米尼库奇强调的任何所谓南方社会中社交形式的内部多样性，而且凸显了斯坎杜拉的洞见，即欣然接受冲突（而不是将其本质化为“南方的”或“低效的”）的态度向由刻板印象生成的有关治理的支配性语言提出了概念上的重大挑战。

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帕特南这类作者所推崇的公民道德（civic virtue）的理想类型模式。但这并非受到所谓“南方人”唯利是图气质的影响（尽管他们可能会把这当作一个借口）；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诚然，在帕伦博对西西里人社区栩栩如生的描摹中，我们能看到，“声称具有南方身份”可以证成（justify）那些尽管对社区有实际好处，但被明确认为是非法的行为——而且，事实上，这些行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遵守法律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是没有用的。在这种南方文化的视野中，日常生活中的实用主义将“形式上的合法性”摒弃为对拖延战术和官僚主义的顽固的屈服。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依着这一逻辑，人类的堕落状况及其温暖的亲密感（familiarity）都在作为世俗生活有利条件的战术技巧中被放大了。

尽管许多罗马人在具体的行动中依赖这一模式化的自我辩护（self-justification），但是，他们并非断然拒绝以良好管理和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公民生活的理想模式。长期以来，罗马这个地方都有很强的周转信贷互助会传统。帕特南特地以此类会社为例来说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正如他所说，“社会资本”是有效的公民生活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罗马人并不认为这样一种完美状态是可以达到的。在此，他们的逻辑至少保留了一点神学底色。他们更倾向于妥协，这一选择反映出进而接受了“艳羡和嫉妒”的现实性以及人类缺陷的其他后果。我曾从事希腊社会关系研究许多年，罗马人避免纷争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松经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位西班牙女士曾经告诉我一位邻居的女儿，当她看到罗马人大打出手之后还能友好地一起共进晚餐时，她感到震惊。罗马人不会抱怨到令人讨厌的地步（尽管他们实际上抱怨很多），而是从长计议。当人们问罗马人的近况时，他们的回应往往是耸耸肩，“我们没有抱怨”（nun ce lamentamo），或者更正式和积极的回答，“我们相当满意”（ci accontentiamo）。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近来如何，他回答说：“我适应了。”（Mi adatto.）

事实上，感到满足是相对于不可避免的现实而言的。许多罗马人是根深蒂固的怀疑论者，他们拒绝相信——或者至少拒绝承认他们相信——诚实、恰当的行政管理的可能性。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欣然接受这种拒绝在战略上是有用的，因为他们经常需要为自己的非法行为寻求辩护。例如，一个负责监督工人安全和赔偿的人告诉我，市政当局违法利用无证移民劳工——这些罗马尼亚人的工资低于法律要求（工作 50 小时最低应得 50 000 里拉），并且工人在工作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安全保护——作为按时完成所有禧年庆典建筑项目的捷径。他质问道，当政府这样违反法律时，还能指望私人经营者不违法吗？

他的气恼表明，公民诚信还仅仅是个理想，而非可被体会到的现实。人们甚至会真诚地认为，公民诚信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过，它至少可以被当成对明显常常达不到这一严格标准的政府的一声棒喝。一位前店主告诉我，他曾愤然跑去垃圾回收部门质问为什么他家旁边的垃圾桶没了，害得他拖着垃圾出去却没法扔掉。这位好市民得到了一个严肃的回复：挪走那些垃圾桶是为了不让它们杵在某场政治游行的路线上。显然，“政治游行”作为罗马生活中的例行之物，单是在令垃圾桶被不停挪动这一项上，就给市民带来了太多麻烦（fatica）！还有一次，市警局称“无法收缴大型遮阳伞”，因为“我们没地方搁它们”。这种大阳伞被一些饭店放在门外，为饭店向街道公共空间延伸的非法经营区域遮阳。官方的这种回答，加上大量行贿能使警方推迟收缴行动的预期，使违规者不仅觉得自己可以行违规之事，而且在行事的过程中还要招摇地彰显自己对法治理想的不感冒。就像一位左翼议员怒斥的，这种行为就是在“展示傲慢……就像狗在树下撒尿标记一样”。同时，这种行为还自有其用处，可以警示那些胆敢质疑这些违规行为的人，使之不敢靠近。在这种情况下，“本市根本不可能出现清明政治”的怀疑论大为流行。

突然爆发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遍及全意大利的反腐运动带来了两样东西：一是理想主义式的狂热；二是关于那些靠提出“诚信加廉政”的政纲获得政治地位者的动机的怀疑论，尤其是在当时的司法系统暴露出不能克服自身常见腐败问题这一缺陷之后。为了替名誉扫地的社会党找补，一位本地支持者不惜辩解道，那个靠贿赂和回报维持的系统（Tangentopoli，“回扣之城”）虽然在社会党内蔓延，但它实际上创造了新的经济机遇和就业机会，尤其是因为它鼓励政府官员纵容小企业非法转包活动。这种辩解可能与某些本地人的态度、实践产生共鸣（尤其与金匠的经验产生共鸣，政客和官员的情人们找金匠打造金饰，将自己的非法所得支付给金匠，因此金匠在这样的运作下日子过得很好），但不可能在绝大多数市民那里引起共鸣，因为后者感到权贵的运作和交易与自己无关，自己是被边缘化的。这种割裂进一步强化了正在滋长的怀疑论。很快，这种怀疑论击垮了有关反腐败努力的理想主义，使不论是本地还是全国的那种对新道德世界的狂热的短暂爆发冷淡收场。

不过，蒙蒂的本地知识分子和社区领袖们现在有了新的追求，它和上述怀疑论源于相同的现实主义，不过是这种现实主义的一个新的、更乐观和更强调积极行动的版本。他们不再屈从于以妥协和合谋为核心的策略，而是尝试探问“优雅的礼貌和修辞上的平稳运行是社会和谐的本质”这一肤浅假设背后的实质和其他意义。他们接纳人类的瑕疵，将之作为实现公民行动的必要前奏，鼓励人们表达异见，并将异见之力发展成与当选政客和市政官员之间虽然粗鲁，有时却颇有成效的交战。他们拒绝接受对“文明礼貌”的那种肤浅解读，那种解读认为，政府最理想的目标就是社会中不存在冲突。他们的拒绝揭穿了那种将生活视为没有深度的美丽表象的谎言。最重要的是，他们坚持将合法冲突纳入应有的社会秩序之中，接纳“市民同胞偶发的粗鲁”的重要性，这种坚持既对抗了公民审计文化中的管理理性主义，又对抗了传统上和“南方恩庇主义”（southern clientelism）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压制性的彬彬有礼、表面优雅的威慑。在上述两种对抗场景中，他们都将朴素的实用主义置于滑稽的礼貌之上——在前一种场景，即与管理理性主义的对抗中，是一种将合法冲突以及对它的接纳塑造为新的传统的实用主义，在后一种场景，即与压制性的彬彬有礼和表面优雅的威慑的对抗中，则是一种提供了新的管理方式的实用主义。

这些本地思想家拒绝接受文明生活的旧模式（这些旧模式没有为绝望的悲观先知或烦人的格格不入者留出空间），也拒绝接受行政官员武断的权威。曾有一位考古学家在陪同美术监察局检查时看到一个看上去像第三世界移民的人在一段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台阶顶上解手。这位考古学家没有找警察或如天主教救济机构这样的社会服务组织来处理此事，而是找了她自己所在机构的领导，并和这位领导一起把台阶所在的这条通道封了起来。这是一条直连起加富尔大道和圣彼得锁链教堂的路，因此封锁之举令本地居民和店主震怒。一反过去的妥协态度，这一次，他们不再忍受因封锁造成的不便，而是组织请愿，并积极地收集签名。其中一位组织者——一位古董商——说，“这是为公民介入（un intervento civico）做出的一个榜样”，这种事在他们这地方仍然很少见，但这次行动显然预示着一场转变态度的浪潮。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