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平、天津求学谋生不成，我又回到了任丘乡间。在三十年代最初的几年里，我多数时间还是当乡村教师。由于日本鬼子占据东北并进而图谋华北，社会动荡，人心慌乱，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乡间同大城市一样，书是无法教了。我只能带

黑云压城

北平、天津求学谋生不成，我又回到了任丘乡间。在三十年代最初的几年里，我多数时间还是当乡村教师。由于日本鬼子占据东北并进而图谋华北，社会动荡，人心慌乱，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乡间同大城市一样，书是无法教了。我只能带着内人和孩子，弃教从商，在任丘城里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北平、天津的爱国学生曾坐车来到任丘，在街上宣传抗日，搞演讲，贴标语，唱歌曲。我们一家人也加入到欢迎爱国学生的群众行列中，送水，送干粮，募捐，学唱歌。学生们教歌情绪激昂，老百姓唱得热血满腔，他们那时教的几首抗日歌曲，我和老伴至今还能唱出来。

"何梅协定"之后，河北省政府被迫由天津迁往保定，省主席于学忠在迁途中在任丘短暂停留，在城里就形势问题作了一次讲演。我听过这次讲演，只记得于学忠讲话时情绪沉痛，对前途忧心忡忡。

那个时候，国无宁日，人无宁日，人们到处传说着："日本鬼子就要打进来了！"什么是"鬼子"？为什么叫"日本鬼子"？我从来认为，把日本侵略军称为"日本鬼子",这个用词实在是太准确了，而且符合中国民间的语言特点。旧时的中国，有许多关于"鬼"的传说，"鬼"是什么，是专在夜间吓人、见不得阳光的丑怪。中国人早在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就把侵略军称为"洋鬼子"。由于创造了这个十分贴切而又富于国人幽默的专用词，随之又派生出与"鬼子"有关的多种称谓，称石油不叫洋油，而叫"鬼子油"，洋人出产的布叫"鬼子标"，留声机里的洋人笑也被叫作"鬼子乐"。随着其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没落，加之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国土上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罪行，"鬼子"这个叫法，后来就成了日本侵略军的专用词。

"鬼子就要来了！鬼子来了杀人放火！"从关东逃难来的人们，过去曾被八国联军烧毁过的村庄，经受过异族侵略的乡民们，学说着日本鬼子的罪行，估摸着鬼子来后将要出现的种种兽行。人们谈"鬼"色变，种地的心思没有了，过日子的劲头也泄了，该盖的房不盖了，不到出嫁年岁的姑娘纷纷找婆家，人们没有了主心骨，纷纷琢磨着如何来抵挡这场亡国丧家的苦难。

人们起初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军队身上。"七七"事变之前，任丘就驻着二十九军的一百三十二师，师长就是赵登禹。当时任丘城里有一家照像馆，橱窗里悬挂着两张大照片，左边一张是赵登禹师长，右边一张是任丘前县长邵鸿基，此时已升为国民党的中央监委。赵登禹的队伍在任丘纪律还算严明，给我印象深的，是这个部队的军人人手一册《孟子》，可能是他们军长宋哲元最为信仰孟子学说，部队才有了此规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任丘城里人人紧张不安，心急火燎。前线来的消息一个跟着一个，说是赵登禹师长在北平率领部下英勇抗击日寇。任丘城里也群情激愤，学生游行，群众集会。当时的任丘县长叫杨雨田，因为"雨"和"田"写在一起是个"雷"字，人们又叫他"杨雷"。这位杨县长在县城的集会上首先宣布了我军克复通州城的消息，他说，赵登禹师长身先士卒，率先登上通州城墙。群众欢呼鼓掌。杨县长越讲越激动，最后，他振臂高呼："誓与任丘城共存亡！"

"七七太阳似火烧，日寇进攻卢沟桥。

卢沟桥儿丈八高，桥下清水流桥上是大道。

日本鬼子贼心肠，蛮横无理向我开炮。......"

人们虽然焦虑不安，但大战在即，还是盼望军队能够阻挡日本鬼子的来势。我家的几个小孩子天天举着小旗，喊着抗日口号，唱抗日歌曲，同大人的心绪一样，企盼着前线打胜仗的消息。

人们等来的却是失望，赵登禹师长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紧接着，北平陷落，天津沦陷，部队往南撤。北平市长秦德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都坐着小轿车退到了任丘，小轿车披着绿树枝做掩护。日本鬼子的飞机也在任丘上空转来转去。曾发誓与任丘城共存亡的杨县长，此时也忘记了前言，拉箱携包往南撤了，整个县政府只留下一个秘书看门。

一场大的风雨就要来了，说不定哪一天日本鬼子就要杀进任丘。黑云压城，人心浮动，人们面临着亡国的灾难。

沉渣泛起

每当兵荒马乱的时候，土匪兵痞这些社会渣子往往趁机兴风作浪。二十九军南撤之后，八路军未到之前，冀中平原上的土匪武装趁着这个时机嚣张起来，他们也会看风使舵，迎合民众情绪，打起"抗日"旗号，欺骗群众，招兵买马，实际上依旧抢男霸女，掠夺百姓，无恶不作。

在我的老家一带，闹腾得最凶的土匪是高顺成、高宁子和高狼。

高顺成是任丘长洋淀人，事变之前，他已发展成拥有上百人的土匪武装。他的这伙人多是地痞流氓，还有一些老兵油子。高顺成性情粗野，双手使枪，传说能百步穿杨。事变之后，他摇身一变，挂起"抗日"招牌，一些不明真相又急于抗日的良家子弟也加入到他的队伍中，后来号称有万人之众，自称为游击第一师。高顺成成了气候之后，旧习不改，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据说还派人到保定与日本人联络，准备改头换面当汉奸。八路军和共产党进入任丘之后，高顺成不买帐。我听说，他对共产党派到任丘的县长刘皑风就多次顶撞。刘皑风后来改任晋察冀边区教育处长，据说很有工作水平。有一次，高顺成还差一点要对刘皑风动武。

八路军解决高顺成的那一天，恰巧让我碰到了。那天，是青塔大集，我正在街上的太和堂药店，忽然听到枪响，人们传着把大土匪高顺成打伤了，他受伤后仍负隅顽抗，拒不缴枪，最后只得把他击毙了。消灭了当地无恶不作的大土匪，自然是人心大快。

我记得，八路军的宣传人员及时向赶集的人们宣传：消灭高顺成，不是清算他当土匪的旧帐，主要是因为他通敌，要当汉奸。高顺成还有一个四人智囊团，专给他出坏主意。高顺成死后，曾通缉过智囊团的成员，但最后的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高顺成的尸体拉回他老家长洋店埋了。后来听说，日本鬼子占据任丘之后，日本兵还专门到高顺成的坟前祭奠他，可见他同日本鬼子的关系不一般。

高宁子是我们邻村天门口人，是高顺成的外甥，大名叫高广荣。高顺成的武装发展成高师之后，高宁子也成了团长。他当了团长，觉得世面上盛不下他了，霸道得很。先是同另一伙武装火并，掏枪打死了那伙武装的司令房振明。房振明是赵各庄人，事变前在任丘卖报为生，抗战开始招集人马，并请当过旧县长的孙次华作高参。高宁子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一个袭击打了房振明措手不及，又把他的人马降为己有。

高宁子不只横行霸道，还要广置田产。他在天门口建起高公馆，从青塔庙上买来五个牲口拉的大车，还把任丘城里的电话线一直拉到天门口高公馆。电话一响，高宁子的母亲就拿起电话，大言不惭地说："我是高团长的老太太，有什么事，说吧！"高宁子的父亲还比较老实，小名叫高驴，大名叫高韦田，我与他有过一面之交。我家的一块地卖给过他，写文书时见过高驴，表面看来不那么张扬霸道。

高宁子这个人匪性十足，骨子里很反动。他仗着有高顺成这个后台，谁都不在乎，扬言：谁敢到他那里宣传抗日，他就打谁的黑枪。高顺成被解决之后，高宁子要在任丘城里闹事，他在拒捕逃脱时，被派去的部队打伤，一梭机枪子弹打在他的腿上。押到青塔审问他时，人们一动他的腿，他就疼得乱喊乱叫。高宁子作恶多端，被抗日政府处决了。他的土匪母亲、土匪弟弟也被法办。他的父亲高驴没什么罪恶，没掺和土匪通敌这些事，抗日政府也没动他。听说后来给他辟出高公馆的几间房子开了个小杂货铺。即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还是很讲政策的，对高韦田也是区别对待。

高狼也是天门口有名的土匪，他同高顺成、高宁子可能不是一个帮伙。八路军解决高顺成、高宁子时，没收拾高狼。这个家伙匪性不改，出门带着一队护兵，吓的人们远远躲开。有一天，张各庄村唱大戏，高狼来了，同村的人告诉我："快走吧，惹不起躲得起。"我看高狼此人其貌不扬，身挎盒子枪，不可一世，样子和派头都很吓人。高狼经常从我们村街上过，村里与他有瓜葛的人紧着向他打招呼，仿佛觉得同高狼说说话脸面上也荣耀。

高狼与高宁子略有不同，高宁子闹腾起来是广置田产，发家致富，高狼更讲究光宗耀祖，给先人挂匾立碑，他广请亲朋，在祖坟上立了一座"流芳千古"的石碑。高狼这个土匪企望"流芳千古"，最后也落了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那一天，他给姨太太庆寿，搭起大棚唱大戏，请来戏班子演《包公下阴曹》，他和姨太太并肩坐在特意搭起的包厢里，一边喝着茶，一边吃着糕点果品。正演到包公下阴曹那一幕的时候，不知是哪位英雄，朝包厢里的高狼开了一枪，"砰"的一声，子弹打进了高狼的后脑勺。听戏的人们立刻炸开了，四散逃走，连台上演包公的演员也穿着行头加入到逃跑的行列。那一天我没去看戏，但听说高狼被人打死了。不一会儿，逃难的人顺着街筒涌过来，卖糖堆的扛着糖堆架子跑，卖凉粉的推着车子跑，老包穿着厚底鞋提着戏装跑，拉胡琴的夹着胡琴跑……人们边跑边说："真是神枪手哇！只一枪，就把土匪高狼脑袋开了花！"究竟枪是谁打的，事后也没得到证实，有说是八路军为民除害，有说是高狼仇家所为，反正是高狼死有余辜，大快人心。

高狼死后，他的一伙，还有他的家人，披麻戴孝，把高狼埋在他刚刚立过碑的祖坟上。他的姨太太在送葬的队伍里，还手提盒子枪，一口一声"要给高队长报仇"。

多年后，我看到二儿子刘端画的长篇连环画《播火记》，里面有绿林好汉李霜泗的女儿芝儿在戏园里击毙土匪张福奎的情节，同高狼之死的经过很相似。不知《播火记》此情节，是否取材这一真实的生活。

乱世无奇不有

事变之后，任丘还来过一个日本人委任的伪县长，此人姓姜，大概是占据天津的鬼子派来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伙人，甘心当日本鬼子的汉奸。这个伪县长一心想当县太爷，他不知道八路军派来的人已在任丘发动群众抗日，他也闹不清老百姓的心思，春风得意地来到任丘接管政权。

伪县长领着一班人马是坐船来的，他们从苟各庄下船一看，见没人来迎接，伪县长立刻暴跳如雷。不来迎接日本人任命的县长，这还了得！姓姜的伪县长骂骂咧咧，扬言要给任丘人一点颜色看。接的人终于来了，不过没带欢迎旗，没抬八抬大轿，也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而是带着绳子和手铐，把这伙汉奸抓了起来。可笑的是，这位姜县长还挺讲究吃，所带的一班人中有一个专给他做饭的厨子，准备在任丘享受一番。

伪县长一伙被关在城里的小意园，由共产党的特派员审问他们。原来趾高气扬的姜县长此时也蔫了，改口说不是来当日本人的县长，是来察看水灾的。可巧的是，从任丘邮局缴获了天津市伪政权寄来的邮件，大信封上都写着"姜县长收启"，证据确凿，伪县长无言以对。只是那个厨子口口声声喊冤枉，说是到哪儿都是给人家做饭，没承想是来当汉奸。伪县长最后被处决了，那时也没汽车作囚车，是由行刑队架着到刑场的，路上伪县长的鞋子全掉了，他还求行刑的人替他把鞋穿上。这个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临死还想衣履整齐，想必还要到阴间给皇军复命吧！

刘廨芬（1905-1995）离休干部，老教育工作者。小学毕业失学，辗转乡间任教，"七七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战，后成为脱产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先在河北建设学院、河北省转业建设军人委员会任职，后到河北省新乐县工作，任县人委（县政府）委员、教育科（局）长、人大代表。晚年著有《世纪杂忆》和诗文多篇，留有书法、绘画多幅。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