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来华的外国记者在50人以上，他们采写大量新闻报道，反映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与主张，传递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用手中的钢笔与相机，戳穿日本侵略者的谎言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使国际舆论的天平倾向正义的一方

日本侵略者害怕什么样的中国声音？

其中，一定有在沪国际友人的声音。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来华的外国记者在50人以上，他们采写大量新闻报道，反映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与主张，传递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用手中的钢笔与相机，戳穿日本侵略者的谎言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使国际舆论的天平倾向正义的一方。

和平、进步、正义，这是从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

《中国呼声》最后一期印样。

“红星照耀中国”

“在许多书页里，我仅仅把那些英勇的男女们告诉我的记录下来。同这些英勇的男女们生活在一起，并暂时同他们等同起来，这是我的殊荣。”

上海是斯诺中国之行的起点。1928年7月6日，斯诺抵达上海，为《密勒氏评论报》工作。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6周就走，可没想到一待就是13年。

两次淞沪抗战，斯诺都在前线战地采访。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斯诺冲上前线采访，把中国军队展开抵抗的新闻发给欧美驻上海的通讯社。他在《远东战线》一书中用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闸北居民区和工厂几乎每天遭到空袭，最惨的是对难民营的袭击，难民营里住着一万名去年从长江沿岸逃来的水灾区的灾民，那里许多妇女和儿童害怕地蹲着。”

1933年8月，斯诺撰写的宋庆龄长篇人物传略《她为中国民众而战》，刊发于《纽约先驱论坛报》。

上海也是斯诺认知中国的“觉醒的起点”。1931年9月，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沙利文（Chocolate Shop），斯诺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几天后，斯诺第一次到宋庆龄在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的住所拜访。报道发表在1932年10月的《纽约太阳报》上，篇幅更长的人物传略《她为中国民众而战》1933年8月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在鲁迅的帮助支持下，斯诺把左翼作家的小说翻译成《活的中国》。斯诺说，“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1936年春天，斯诺通过宋庆龄的安排，踏上了去陕北的行程，一路上同行的还有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后改名马海德）。7月13日，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开启在陕北4个月的采访。

这是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途中。 新华社发

10月中旬，斯诺带着一种“离家”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告别苏区返回北平。从11月起，斯诺伏案疾书，夜以继日赶写出有关苏区的30余篇通讯报道，在国内外英文报纸上发表。

《密勒氏评论报》1936年11月14日和21日连载了斯诺和毛泽东谈话。

1936年11月，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最早连载了斯诺和毛泽东谈话。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立即轰动世界，一举刺破国民党的长年封锁，以铁的事实回答了全世界人民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地处边区的中国共产党，为何是反对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1937年从北平来到上海，斯诺租住于麦特赫司脱公寓（今静安区泰兴大楼），目睹大片中国国土落入敌手。在斯诺的住所，斯诺与艾黎、胡愈之等开始考虑在未被侵占地区建立由民众自己管理的工业合作社，并以此发起工业合作运动。在这里，胡愈之看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认为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并决定翻译。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以“复社”名义在上海出版。

此后，斯诺横穿中国的国土，由东而西，由正面战场而敌后战场；从上海到汉口、重庆、西安，并再次到延安。他在《为亚洲而战》中记述了中国军民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的战地实况。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场面，让斯诺为之感动。“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正输掉每一个战役，然而中国是处在得胜的一边。”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充满信心。

“中国的战歌”

“我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与斯诺同样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女记者史沫特莱，也于1928年抵达中国。她不仅进入战地采访，还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为抗战募捐。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

1929年5月，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身份来到上海工作，租下了吕班公寓（今黄浦区重庆公寓）作为办事处。1934年至1936年，史沫特莱租住在培恩公寓（今黄浦区培文公寓）二楼的某室。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史沫特莱来往于战火前线，写下了不少关于第19路军的英勇奋战及日军的轰炸给人民造成苦难的报道。在上海居住期间，史沫特莱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起创办进步刊物《中国论坛》，参与编辑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为外国报刊撰写了有关中国的真实报道。

1933年2月，史沫特莱（左一）和鲁迅（右一）、宋庆龄（左三）等与来访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左二）在上海合影。

史沫特莱亲历了西安事变，并成为最早向世界报道这一重大事件的外国新闻记者。在张学良将军总部电台，史沫特莱每天晚上对外进行40分钟的广播，概述当天西安事态的发展。为期一个月的报道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她以红十字会前线救护员的身份离开西安，用了整整三个星期才到达延安。她是延安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女记者。

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史沫特莱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北的广阔地区，采访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部队，历时18个月，成为外国记者中对中国战区历时最长的采访。这段经历后来写进了《中国的战歌》，这也是史沫特莱记者生涯的高光时期。

1938年，史沫特莱（中）与周恩来（左二）、路易·艾黎（左一）等友人在武昌合影。

《中国的战歌》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与抗战局势的窗口。她向人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团结抗战的宏阔画面。“他们的面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丝毫没有许多士兵所特有的消沉而冷漠的表情，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在伟大的鲁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的那种朝气蓬勃的觉醒精神。”

1941年回到美国后，史沫特莱继续为支援中国而写作、演讲、募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这是史沫特莱在生命垂危之际发自肺腑的心声。

“人民之战”

“当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并且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历史开始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北京西郊卧佛寺度假的爱泼斯坦突然听到了从卢沟桥传来的炮声。爱泼斯坦开始了真正的战地记者生涯。

“中国的士兵并非是具有步枪的自动机，而是一个为谋祖国解放的忠勇战士。”1937年到1938年，他先后到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1938年4月，爱泼斯坦在离开武汉后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向世界及时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这场重大胜利。

后来，爱泼斯坦把自己在前线的经历写成了《人民之战》。这本书是二战期间西方人了解中国战场的窗口之一，也是最有影响的中国抗日主题著作之一。

宋庆龄在读了该书清样后认为：“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他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

与斯诺的交往，决定了爱泼斯坦后来生活的整个道路。在北平斯诺的家中，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手稿。爱泼斯坦不仅用笔来支援中国抗战，而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际行动掩护抗日人士。爱泼斯坦英勇机智帮助斯诺护送邓颖超逃离虎口成为一段佳话。

1938年，香港中外新闻文化界人士在抗日画展合影。左起： 叶浅予、斯诺、 爱泼斯坦、金仲华、张光宇、丁聪、陈宪錡。

1938年10月21日，爱泼斯坦前往广州采访。在游行队伍里看到宋庆龄，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好像是老朋友一样。受宋庆龄的委托，他在广州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此后来到香港，负责编辑英文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

1944年6月，爱泼斯坦参加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和晋绥边区采访。爱泼斯坦在延安、在五台山、在汾阳前线采访八路军指战员，亲临前线看八路军攻打日本碉堡，抓日本俘虏，看到战士们英勇杀敌，人民支援战争，军民鱼水情深如一家。他把所见所闻，写成20多篇通讯报道，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发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来源：子清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