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面先说清楚银锭和夹剪，下面再说银块。怡红院给大夫马钱，悬五两的锭子剪了一半，一块至少还有二两，“这会子又没夹剪，，如果有夹剪，便还可以剪成一两左右的两块；一两一块的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剪成五钱左右的两块，这样剪下去，似乎真像“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终世不竭“的道
前面先说清楚银锭和夹剪，下面再说银块。怡红院给大夫马钱，悬五两的锭子剪了一半，一块至少还有二两，“这会子又没夹剪，，如果有夹剪，便还可以剪成一两左右的两块；一两一块的如果需要，还可以再剪成五钱左右的两块，这样剪下去，似乎真像“一尺之棰，日取其半，终世不竭“的道理了。实际当然不是这样，剪成二三钱大小的碎银子，也就不能再剪了。
实际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银子，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剪碎的银块，所以怡红院袭人堆东西房中邵个笸箩内放着的是，几块银子，不是几锭银子。第二十四回中所写倪二借给贾芸的是“一包银子“，重十五两三钱。贾芸接了，走到一个钱铺中，“将那银子称了称，分两不错。，这肯定也是大小不等的几块银子，共重十五两三饯，只用眼睛是看不准分两的，还必须到钱铺里用戥子称过，才知分两不错。那时这些流通在市面上的大大小小分两不同的银块，收付之间，精确的重量要计算到“钱”和“分”，因而不但各种大小商号以及大小衙门中要有戥子或天平，即使一般人家，也要有个戥子，以备银钱出入，随时称称银块的分量。
一块银子，拿在手中，掂掂分量，即使是银钱业的老伙友，也只能说个大概，很难一下说准‘儿两几钱几分”，何况怡红院中的人物如宝玉和麝月各位呢，自然更不知道了。第三十七回写袭人派人给湘云送东西去，写道： “自己走到屋里，称了六钱银子，又拿了三百钱走来……”，不写“拿了六钱银子”，而写“称”，说明是用戥子称的，但是戥子精确度比较高，有两行细密的星儿。有两、钱、分之别。没有用过的，是不大会用的。因而宝玉、麝月既不知银块的重量，也不会用戥子去称。在那个时代里，这种人是很多的，作者写的一点也不过火。只不过现在读者因生活隔阂，难以想像罢了。
整个元宝，整锭银子，在流通中被剪得零零碎碎，最后如何处理，就是被大小钱铺收回去，再送到炉房或钱楼去重新熔化浇铸成元宝或银锭。在那时市面上有大大小小的专门收碎银子的字号和个人。那时有一种专门沿街串巷收买碎银的小贩，叫作“杂银嵌换饯”，实际这像收破烂的一样，样佯都买，但主要是收兑
零零星垦的碎银子，烂首饰。当然收铸银锭，主要是靠大小钱铺收兑，小商小贩，只不过是很零星的而已。
使用白银作货币，除去交易之间要反复称重量，要用夹剪夹开等手续麻烦之外，还有一个金属纯度问题也十分麻烦。客观上“银子”，的概念，是百分之百的纯银，所有银器及银锭，元宝上都铸有“足纹”二字，同金器的“足赤”一样，表示百分之百的纹银和赤金。但实际上是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银的，因之要讲“成色。，这也是很复杂的。再有戥子、天平的标准程度也不完全一致，上下总有一些差别。当时以户部银库出纳的天平为标准衡，叫作“库平”，北京商业银钱界通行的天平标准叫“京平“，其他外地如四川叫”川平”，潮州叫“潮平”等等。当时“库平”是固定纳税的标准衡，银元通称“七饯二”，即每个银元含库平纯银七钱二分，实际库平比一般市平重，库平一两，要合到市平一点一九三六市两。由于白银在使用中还存在成色的标准和重量的标准等问题，所以换算起来是十分麻烦的。这里举一个八十年前的实例，来看看使用白银的复杂程度。庚子时京官四川泸州人高枬在一九〇一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记中记了一笔汇款的账；
“九弟交廖述之川平足银五百七十七两九钱，
汇丰俱以九七六、九八三看色，
共合漕（平）五百五十六两七钱，
申水二十六两六钱，
合九八规元五百九十五两三饯，
合公砝（即法码二字）平足五百五十三两七钱。
述之信三笺，言二月二十二日同铁船父子抵沪州，以数托交渝天顺祥兑沪。在渝，闻以银兑规元月易，以足银兑足银甚难。”
试看这笔汇兑账该多么复杂，四川的银子，汇到上海，汇丰是兑款字号，看色是看成色，以“九七六”看色，即一百两算九十七两六钱，去三两三钱杂色。共合“漕平”，即漕运的标准平，这是沿海各省公用的标准平。“申水”是汇上海的汇费，习惯叫“贴水”。“规元”和“公砝”是当时市场上公议的白银单位和计量单位。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当时用白银作为货币在使用和汇兑中最多么地不便了。
我国在历史上，宋代元代曾发行过纸币：“交子”“会子”“宝钞”。在清代咸丰时一度发行过，不久即停止。而各地的银钱业、银铺票号炉房却都自己发行银票，这种银票是用皮纸、高丽纸蓝色水印空白票纸，无一定票面数字，顾客存五十两银子在店里，便给开一张五十两的银票，可在当地使用，也可到有联号的外地使用，凭这张银票还可到其本店或其他联号，以及来往的字号中兑现银。实际上这种银票性质并不同于钞票，却类似现在银行开出的本票。这种银票全靠商号的信用。如果今日开票，明日钱铺关张，那便是一张废纸了。所以先必须打听好钱铺的实际情况，才不会上当。《道光部门记略》中记道：
“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银，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这就是说拿银子存到钱铺中去开银票，或银钱来往，接受他人的银票，都必须注意看看字号是否靠得住，不然是要上大当的。另外还有一种假银票，都是假造的著名大字号的银票，票额都不大，三两、五两之类，拿着去骗街头兑换银饯的小钱摊。《同治都门记略》所收竹枝词《换钱摊》中所谓“带收铺票充高眼，错买归家只叫天”，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假银子、假银票在当年的实际生活中是常遇到的。仲芳氏《庚子记事》，九月二十日记云：
“老三爷帮人设摆钱摊，因收假银两处，仅一月有余即被人辞回。”
摆钱摊的人还收假银子呢，何况怡红院中人，虽然在金银堆中，卸不认识银子，这是因为以银子作为货币，使用起来，实在太麻烦了。对于今天用惯钞票的人说来，是很难想像它的麻烦程度的。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来源：一品姑苏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