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学习、训练、考核、淘汰、思想改造、党校回炉，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抗战时期是中共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导读

和中共革命实践通常都环环相扣一样，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也是一个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学习、训练、考核、淘汰、思想改造、党校回炉，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抗战时期是中共改造全党的关键期，“三八干部”的养成还打上了整风的深深烙印。

01

在国共人才竞争中占得先机

“三八干部”指的是1938年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群体，这批人普遍知识水准较高，是抗战时期中共获得的一股新鲜血液。此时，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阶级关系判断做出调整，知识分子被纳入民族革命阵营，缓解了中共干部选拔中习见的无米之炊的尴尬。

对此，抗战刚刚开始时毛泽东有一个表述：“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从1936年开始，中共中央北方局着意在平津和北方地区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吸引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左”倾化。此时，急迫的民族危机强烈刺激青年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怀。当时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而中共也加以吸纳。

事实上，当时中共把争取知识分子当作和国民党争夺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说得很直接：“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抗日军政大学第1期学员基本是红军干部，从第2期开始，吸收了知识青年学员609 人。1938年4月开学的第4期，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占到学员总数的83% 。同样吸纳、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的还有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如果说抗日军政大学起初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军政干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一开始就定位于知识分子人才的培养。

陕北公学创办于抗战初期，面向全国招生，作为高等学校，一般要求新生“有中等文化水平”。学生来源，按照该校的解释：“自平津失陷，京沪被摧毁以后，全国的文化界中心已经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破坏，失业失学的成群的优秀分子，流离失所，无所依归，最近逐渐大批集中到全国的政治军事和不久将成为文化中心的延安，就学于这个以训练大批民族革命的领导者为目的的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回忆：“七七事变后最初几个月，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党禁，实行一些民主，国统区青年到延安来比过去顺利些，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拥到陕北公学来，几天就可以编起一个队。”

成仿吾所说国统区青年涌向延安，除国共合作的大环境提供了可能外，与延安学制灵活也有关系，随时招生、招满编队，满足了一批流亡大后方、求学无门的失学青年要求，这使中共在国共的人才竞争中轻易占得先机。

1938年前后这批干部，多是在民族战争激发下投身中共阵营，1944年前后则更多因为根据地的发展而进入中共队伍，两者均为抗战环境下成长，均有着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准。1938年这批干部尤具代表性，所谓“三八干部”的称谓，即源于此。

02

中共如何培养干部

在干部来源主要是知识分子，或者说非无产阶级成分时，毛泽东之所以自信能够“吃得下、化得掉”，首先当然是由于民族战争的任务，让中共和这批知识分子有了目标交集。其次，当时中共的组织、训练能力及意识形态魅力，都让中共有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抗战时期的发展需求，也使得中共必须拥有这样的自信。

学习、训练是中共养成干部的必要途径，应该说，这样的方法并不新鲜，一般政治力量训练干部时均会采用，但像共产党这样以信念为核心，持之以恒不断进行教育、培训以改造思想、增进力量者则罕见。

1939年4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机要科干部杨国宇曾到师轮训队参加过一个月的训练，按他的说法，“是从参加军队以来的第一次开荤”。学习主要可分四部分：一是听报告，刘伯承数次到训练班做报告，讲政治、军事、党政、纪律等问题，给学员高屋建瓴的指导。

二是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陆定一讲《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又听讲生产关系的五种基本形式，建立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社会的基本思路的了解。

三是听讲战斗技术，包括敌我优缺点的检讨、游击战术、特种战斗、后勤保障、战斗指挥、战斗技术等，27天授课，涉及战斗的课程为12天，占到将近一半。

四是听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从太平天国讲起，经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大革命直到苏维埃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12天。除此外，还有中间和期末两次测验。

面对空前的大发展局面，干部培养成为中共的当务之急。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道：“敌后方——应大量地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这是一个大发展的应对思路。

03

思想改造与党校学习

无论学习、培训，还是考核，中共这样做的目的都是造就一个纪律严明、有信仰、有目标、方向一致的政党。抗战时期被列为中共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即为中共改造干部，确立内部思想、行动一致的关键举措。

1937年底，彭真在报告中提到：“最近许多负责同志在进行自我批评一点上，是十分注意不够，甚至完全忽略的，必须立即纠正。自我批评是推动党进步的重要武器，同时也是推动干部学习进步并加强党的观念的武器。”

1942年的整风动员报告中，毛泽东号召：“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

当年的许多批评都相当尖锐。王恩茂记有党小组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小组会议的优点是有许多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赵安博同志批评自己怕羞，做工作不敢与主要负责同志协商，以致敌军工作没有很好的开展；孙国良同志批评自己游击主义、散漫……”

1944年，随着抗战进入后期阶段，为战后准备干部提上议程，党校作为中共干部的教育基地，自然要承担起这一责任。当年党校在党员心目中的地位，从一些党员的反应中可见一斑：1941年，杨国宇要求去北方局党校学习，从这一年4月起，就一直为能否去党校学习焦虑。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去北局党校学习，本来已批准，可是李达参谋长不要我去，不惜再往政委部去请求，又碰了壁，回来又向参谋长提仍无效，后又向邓政委提，他说他们商讨后答复！真急人，听说党校不久就开训了。”

半个多月后，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员不了解联共党史是耻辱，杨国宇听后“脸一直发烧”，暗下决心：“还得坚持要求到党校去。”整整一个月后，5月13日，他终于实现了去党校学习的愿望，内心的兴奋在日记中用了四个字表达：“太高兴了。”和杨同期进入北方局党校的秦基伟，获悉去党校的要求被批准后，反应和杨一模一样：“万分的高兴和痛快。”

抗战时期，中共对党校的重视有增无减。1940年2月，中共中央开办各级党校：“甲、训练中级干部（县级及区书）的党校，大致由各中央局各分局办理。乙、训练区级干部的党校，大致由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办理。丙、训练初级干部（支部干事）的训练班，大致由各地委、县委办理。中级党校训练期间由半年至一年，区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初级干部训练班二星期至二个月，可根据当地情形来决定。”

中共中央决定普遍设立党校，并为之确定课程，甚至精确到不同文化水准学员课程的具体开设，可见其重视程度。通过思想的训练达到思想的统一，这是共产党人灌输自己理念的直接目标，也是保证组织凝聚力和效率的关键一环。

本版文章据《近代史研究》 黄道炫/文

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