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至此，宋神宗对王安石也极为不满，遂批准其解职，命他以 “使相” 之衔出判江宁府。不久，又改任王安石为集禧观使。王安石离开朝堂，居于金陵后，常常写下 “福建子” 三字。这里的 “福建子” 指的便是吕惠卿，可见他深悔被吕惠卿误导。此事暂且按下不表。王安石离去后，神
至此，宋神宗对王安石也极为不满，遂批准其解职，命他以 “使相” 之衔出判江宁府。不久，又改任王安石为集禧观使。王安石离开朝堂，居于金陵后，常常写下 “福建子” 三字。这里的 “福建子” 指的便是吕惠卿，可见他深悔被吕惠卿误导。此事暂且按下不表。王安石离去后，神宗提拔吴充、王珪同为平章事，任命冯京为知枢密院事，蔡确为参知政事。吴充与王安石乃是儿女亲家，但吴充向来不赞成王安石的所作所为，时常向神宗奏陈新法的弊端。此时，神宗见他不党附王安石，颇为欣喜，故而擢升他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是同榜进士，王安石写给吕惠卿的私信中 “勿令齐年知” 这句话，所指的便是冯京。因此，神宗此时认定冯京为贤能之人，召他出任知枢密院事。
吴充心想，应当对新法进行一些变革。然而，他自感才学浅薄，于是奏请神宗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人，同时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遂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任命程颢判武学。程颢从扶沟县入京，任职才短短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弹劾他学术迂腐，行为乖僻。神宗无奈，仍命程颢返回原任官职。吕公著上疏劝谏阻拦，却未被采纳。司马光在洛阳听闻吴充有意更正弊政，便致信吴充，陈述救济时弊的方法。司马光在信中写道：“自新法推行以来，朝廷内外一片喧嚣。百姓受困于繁杂严苛的政令，被繁重的赋税逼迫，愁苦哀怨，流离失所，辗转死于沟壑之中。他们日夜翘首以盼，期望朝廷能够醒悟，改变这不利的法度。如今若要拯救天下之急难，应当废除‘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并停止征伐的谋划。想要废除这五项法度，必须先辨别利害，广开言路，以启发君主的心智。如今国家的弊病虽已深重，但尚未到病入膏肓的地步。若此时不加以整治，必将成为难以治愈的顽疾。”
吴充收到书信后，很想依照司马光的建议，奏请神宗废除 “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 等诸多新法，广开言路，征求众多贤士的意见。蔡确听闻此事，暗自吃惊。他心想，若是这些新法被废除，朝廷引进忠良之士，自己就如同耍把戏的叫花子没了手中的蛇，再也无法谋取私利，过上富足的生活了。于是，他急忙对吴充说：“这些新法怎能轻易变更呢？皇上为此耗费了多少心血，才取得如今的成绩。我们又怎好意思请求皇上废除它们呢？如今唯有萧规曹随，遵守先前的制度，才是继往开来的良策。若一旦变更，必将招致万代骂名！” 吴充听后，心生畏惧，不敢采纳司马光的建议，依旧推行新法。所以，尽管王安石被罢去了相位，但新法却丝毫未变。
一日，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弹劾知湖州苏轼，称其怨恨朝廷，诽谤君主，与外戚结交，实属大不敬之罪，请求严加追究惩处。神宗勃然大怒，降诏将苏轼逮捕至京都，交付御史台监狱。原来，苏轼此前因议论新法不便，被贬至杭州，后又转任徐州，不久再迁至湖州。他一路游山玩水，纵情于诗酒之间，以此消磨心中郁郁不得志的烦闷时光。苏轼也曾借诗歌吟咏讥讽朝政，相关诗句摘录如下：咏青苗法时写道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咏水利时称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咏考核官吏时云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咏盐禁时叹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诸如此类的诗歌数不胜数。其实，这不过是诗人一时有感而发，通过吟咏抒发内心的感慨，并非真的心怀大不敬之意，怨恨诽谤君主。然而，李定、舒亶等一班小人，却将这些诗歌作为苏轼怨恨诽谤君主的证据，硬给他加上大不敬的罪名，企图将他置于死地。神宗一时被谗言蒙蔽，以为苏轼真的是逆臣。
恰巧曹太皇太后得知此事，召神宗入宫问道：“听闻如今下诏逮捕苏轼，交付御史台监狱，苏轼究竟犯了什么罪？” 神宗回答道：“苏轼怨恨朝廷，诽谤君主，犯了大不敬的罪名。” 曹太皇太后惊讶道：“当真如此？苏轼怎会做出这种事？有证据吗？” 神宗答道：“有的。” 随即把苏轼所作的诗歌，如前面所摘录的，诵读了几首作为证据。曹太皇太后听后，神色忧伤地说：“这些能当作证据吗？仅凭这些毫无道理的证据，就认定苏轼犯了大不敬之罪，要将他处死？要知道文人创作诗歌，往往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怀有什么成见。即便诗歌中有一两句讽刺朝政的内容，这也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经》三百篇，大多不都蕴含着讽刺之意吗？君主不能因此念及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朝政，反而要罗织罪名，处以极刑，这岂是君主慎重断案、怜惜人才的道理？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十分看重他们二人的才学，欣慰地说：‘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如今众人指控苏轼，不是出于嫉妒他的才华，就是心怀私仇，不可不仔细明察！” 神宗听后，恍然大悟，恭敬地接受教诲，退了出去。吴充以及同修起居注的王安礼，也上奏为苏轼辩解，神宗于是决意宽恕苏轼。
王珪听闻神宗要赦免苏轼，急忙再次举苏轼《咏桧》诗中的两句上奏。诗句为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奏道：“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对君主不忠的表现。若不严加谴责，将来如何警示后人？” 神宗说道：“爱卿为何如此吹毛求疵！苏轼这首诗，是在吟咏桧树，与朕有何相干？” 王珪又奏道：“苏轼确实对君主不忠，陛下务必重重惩处才是。” 神宗恼怒道：“爱卿难道想让后世之人议论朕不能容纳人才吗？” 王珪这才吓得不敢再上奏。舒亶又上奏称，驸马都尉王诜等人与苏轼相互勾结，结党营私；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也与苏轼暗中联络，行为一致，都必须严加惩处。神宗没有听从，只是从轻发落，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使，安置在本州；苏辙、王诜受牵连被削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仅处以罚款。一场文字狱，总算因曹太皇太后的几句话，没有小题大做，轻易地得以解决。
苏轼奉旨出狱后，即刻前往黄州任职。到了黄州，苏轼依旧豪放如往昔，常常手持拐杖，脚穿芒鞋，与田父野老一同在山水间悠然自得地游玩。他载酒携琴，邀请朋友，带着歌妓，优哉游哉地享受生活。苏轼在东坡修建了一间小屋，屋内堆满图书，作为自己的居所，并自号 “东坡居士”。这所房子虽然只是竹篱茅舍，但却精致典雅，无与伦比。屋内窗明几净，充满古香古色。苏轼常常到别人家饮酒，半夜才返回。他的家僮都已入睡，他敲门许久都无人应答，便站在门前倾听江流的自然声音，过一会儿再敲门。这一情景，有他所作的《临江仙》为证：“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此时还喜欢听人讲鬼故事，倘若别人没故事可讲了，他便说：“你随便编一个讲讲就行。”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苏轼虽然有官职在身，但行为却极为浪漫，仿佛无拘无束。每次参加宴集，他都能谈笑一整天，毫无倦意。有时酒后挥毫泼墨，书法真行相间，笔力雄浑，意境高远，超凡脱俗。原来，苏轼年少时学习《兰亭序》，后来又研习颜鲁公的书法，因此书法越发精妙。当时，那些营妓见他不吝惜笔墨，纷纷跑来求他题诗写字，拿回去装点斋壁，增添光彩。因此，苏轼的文名更加远扬。
神宗后来也喜爱苏轼的才华，想要起用他为史馆修撰，却终究被王珪等人多方阻挠，未能实现，只是将苏轼移至常州。这是后话。
神宗在位第十一年时，改元为元丰，此时已是元丰三年。忽然，曹太皇太后生病，神宗便与曹太皇太后的弟弟曹佾一同前往慈寿宫探望病情。坐了一会儿，神宗先起身告退，心想让曹太皇太后姐弟能稍叙私人情谊。不料神宗刚起身离座，还未退出，曹太皇太后便急忙对曹佾说：“今日允许你进宫，已是看在姐弟情分上格外施恩。你应当明白，此地不是你能独自留下的地方，快随官家一同出去。” 曹佾听后，连忙跟随神宗出来。原来，曹太皇太后一向不许曹佾入宫，也不许他干预国政。今日是神宗见曹太皇太后病情非同寻常，再三恳请，才得到懿旨允许曹佾进宫见上一面，可终究还是不许他久留，由此可见曹太皇太后严守宗法，即便面对骨肉至亲，也丝毫不肯通融。
过了两日，曹太皇太后的病情愈发严重，神宗在寝门外侍奉，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最后一天，曹太皇太后自知将与世长辞，便命宫女将自己扶起，亲自打开金匮，取出一束奏章，亲手仔细封好，交给神宗，说道：“等我死后再打开看，只许你自己知晓其中的事情，千万不可因此怪罪他人！” 神宗含泪接过。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下 “博爱亲民” 四个大字，采用飞白书体，笔势灵动，犹如游龙在天空翱翔。写完后，盖上慈寿宫宝印，赐给神宗，说：“这四个字，就抵得上千言万语的遗嘱了，你要好好领会我的意思！” 神宗急忙跪下接受，哭着回答：“儿臣谨遵懿旨！” 曹太皇太后听了，心中十分欣慰，便命神宗起身。神宗遵命起身，侍立在一旁。曹太皇太后于是又躺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她忽然问宫女：“今日是什么日子了？” 宫女奏答道：“今日是十月二十日。” 曹太皇太后点头说：“哦！” 又自言自语道：“就在这日来，也在这日去，免得百官麻烦。” 说完便驾崩了。原来这一天是太祖皇帝的大忌日，曹太后在这一天去世，省去了另外设立忌日的麻烦，使百官和有关部门无需举行奉慰行香的仪式。当下，神宗放声大哭，宫廷内外一片悲声。神宗哭了一会儿，群臣上前劝阻。神宗这才打开曹太皇太后所授的密函观看。神宗看完后，将密函收在怀中，又放声大哭起来，经群臣百般劝慰，才渐渐止住哭声。你道曹太皇太后这封密函里所藏的奏章，议论的是什么事情，竟让神宗如此悲痛？原来并非别的奏章，而是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为皇嗣时，群臣谏阻的奏章，所以神宗看了才会如此痛哭。神宗果然遵照曹太皇太后的遗命，没有追究这些臣子的责任，只是自己感怀曹太皇太后的慈爱恩德，尽礼尽孝为其服丧。于是，神宗尊谥曹太皇太后为慈圣光献，对曹氏家族施恩，进封曹佾为中书令，为其家属四十余人封官。曹佾及家属等人，也能遵循慈圣光献的遗志，虽承蒙恩宠，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慈圣光献的丧事办完后，不知不觉又到了三年后的六月。神宗意识到，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宋朝的官制大多因袭唐朝，只是稍有不同。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称为三公，这些职位并不常设。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中书门下并列于外朝，又在禁中另设中书省，与枢密院相对，掌管文武大权，号称 “二府”。天下的财赋，都隶属于三司。所有的纠察弹劾等事务，由御史台掌管。至于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等，往往由其他官员兼任，不设专职官员。起草诏书的职责归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外制，翰林学士负责内制，号称 “两制”。修史的工作属于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兼任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兼任集贤院大学士，有时设置三位宰相，便分别掌管三馆。馆中的官员都称学士，一旦担任此职，便成为名流。此外，还有殿阁等官职，也分大学士及学士等名称。这些官职一概没有固定的员额，大多由其他官员兼任，徒有虚名而已。
于是，神宗下诏让中书省详细制定官制，设立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藻、枢密副承旨张诚一负责此事。九月，官制议定完毕，凡是旧有的虚衔一律废除，改为官阶。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将仕郎，共分为二十四阶。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职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自此以下，名称都有相应改变。至此，宋朝才有了固定的官制。神宗对执政大臣说：“新官制即将推行，朕认为新旧两派人物，应当同时任用。” 他指着御史大夫的职位说：“这个官职，非司马光不可。” 王珪、蔡确听后，相视大惊失色。那么，什么是新旧两派呢？新派指的是主张维新的一派，这一派以王安石为首领，王珪、蔡确的政治观念，都以王安石的观念为准则，属于新派。旧派则是指守旧的一派，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为首。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颢、程颐、邵雍、张载等人为首，他们的政治观念与旧派相同，都主张守旧。世人称胡瑗为安定先生，孙复为泰山先生，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邵雍为康节先生，张载为横渠先生，这些人已先后去世。由于新旧两派极为不相容，如果司马光被任用，势必会有众多同类人一同得到提拔，这将大大削弱新派的势力，甚至动摇新派的政治地位。所以，王珪、蔡确听到神宗说要用司马光，不由得大吃一惊。这时，吴充已经退职，王珪位居首相，于是他与蔡确商定计策，举荐俞充为知庆州，让他献上 “平西夏策”，引得神宗一心专注于军事，从而不再召用司马光。神宗于是任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又任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下诏让百姓养马，打算西征。不久，冯京、薛向一同被罢官，神宗随即任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忽然，知庆州俞充上奏称，夏将李清本是秦人，曾劝说西夏主李秉常献出河西之地归附宋朝。李秉常的母亲梁氏得知此事后，立即将李秉常囚禁起来，并将李清杀害。俞充认为，宋朝应当借此兴兵问罪，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神宗接到奏章后十分高兴，立即下诏让熙河经制李宪等人，召集陕西、河东五路兵马，准备讨伐西夏，并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朝奏对。种谔接到诏令后，不敢怠慢，急忙乘驿马入朝。神宗问种谔：“朕打算亲征西夏，不知西夏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爱卿如实奏来让朕知晓。” 种谔这个人，生平最喜欢夸夸其谈，是个言行不一的人，神宗偏偏召他入朝奏对，真可谓问道于盲。当时，种谔便上奏答道：“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陛下大军一到，立刻就能踏平西夏，将李秉常擒获带回朝廷！” 这正是：喜功好大终何益，误国只凭一语差。欲知神宗听了这几句大话后信与不信，且听下回分解。
来源：大自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