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范围都掀起了一股“顾准热”。当改革大浪激荡于中国大地时，大部分改革尖兵都多多少少受过他的影响。

参考资料：以学术为志业——“顾准热”的文化图景、柴静：顾准精确地预言“文革”暴风雨、顾准在文革中始终“不跪下”：他精确预言了那场风暴

“才智之高，一百年也未必能再出一个”。

有人曾这样评价顾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范围都掀起了一股“顾准热”。当改革大浪激荡于中国大地时，大部分改革尖兵都多多少少受过他的影响。

有人把他誉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有人说他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最具独立见解的改革思想家，也有人把称他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与脊梁。

顾准半生坎坷，历经苦难，后半生的思考由此而发。

归根结底，他只是一个不愿屈服、宁折不弯的人而已......

1949年初，上海面临解放。

如何接管和改造这座旧中国最繁荣、最开放的城市，成为摆在中央眼前的难题。

当时的上海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

1949年2月前后，华东局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作为南下干部纵队的组成部分，浩浩荡荡进驻上海。

不久后，沪上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公安局长杨帆，第三就是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顾准1915年7月1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兄弟姐妹十人排行第五，跟随母姓。曾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度过两年会计，后因家道中落，无力求学，12岁便在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

15岁，顾准便以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19岁，他完成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同时还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学校兼任教授。

1935年，20岁的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25岁的顾准离沪参加新四军，历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

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

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

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

当时的上海拥有上万家工厂，财税方面的事务极其庞杂，在经济上承担全国的“半壁江山”。

顾准全面接手上海的财政后，每一个部门要求拨款都是“十万火急”，每一方面的领导都冲着他叫喊。可是收不上税款，国库就是空盘子。

最焦虑的时候，他一天猛抽两三包香烟，弄得办公室里像着火一般。

顾准的确是个搞经济的天才，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那段时间，他干劲冲天，四处调研，到处听人家的报告，还要发布各种公文。

短短三年后，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就从一个近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了新中国的最大财源，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据统计，1950年上海的税收额已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2%，是交税最大户，为缓解新中国财政困难、抑制通货膨胀起到了巨大作用。

一些上海的老财务后来提起顾准，始终充满尊敬：“顾局长来事！那几年上海苦苦支撑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顾局长功不可没啊！”

可惜的是，天才大多没有好下场。

顾准是才华横溢的财税专家，也是骄傲的文人，是清高的知识分子。他过于骄傲，不懂“变通”，宁折不弯，所以得罪了太多的人。

正所谓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早在顾准风头无二的时候，悲剧就埋下了祸根。

“三反”时期，上海指标有上千人。狂妄自大，不服管教的顾准，很快就成了靶子。

1952年2月29日晚，顾准被列为“三反”斗争中的“大老虎”，当即撤职。在此之前，这场灾难没有任何征兆。

顾准被撤职的理由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

在人人穿黄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处事特立独行的人，得到这样的评价一点也不奇怪。

由于撤职来的莫名其妙，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甚至连批判自己的会议都没权参加。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顾准“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撤职给顾准带来的刺激无疑是非常大的。不过好在，他又有时间读书了。

顾准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科学理性的冷静世界和热火朝天的阶级斗争截然不同，他很快就从数理逻辑中得到喜悦，以至于沉醉其中。

但是在内心深处，顾准还是觉得委屈和痛苦。他申请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由此开始了从革命家向思想者的转变。

党校学习结束之后，顾准不愿再当官，执意要去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问题”。令人意外的是，他还真的研究出了一些门道。

顾准发现，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业、轻工业停滞不前，经济发展严重失衡。

那时，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全面推行4年。

眼光长远的顾准察觉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一次党校会议上，他忍不住讲了两句，结果被在场领导厉声打断：“这个题目，就不必讨论了吧。”

顾准没有再说。他很清楚，再说下去，又要惹麻烦了。

他常在日记中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明哲保身，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可是，他直到最后也没做到“稀里糊涂、明哲保身”。

在时代的洪流中，大部分都只能随波逐流，图个安稳的日子。但是总有一些像顾准这样的“傻子”，选择逆流而行。

1957年，顾准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开始呼吁市场化改革。

顾准主张以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如今看来，这属于经济常识，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却并非如此。

当时，“三大改造”刚刚完成，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全面建立起来，“大跃进”的口号已经开始响彻大地。

现在的我们都知道，顾准是对的。但是在当时，这篇和意识形态大唱反调的文章，显得太超前了，甚至可以说超越了中国经济发展整整30年。

所以此文一出，立刻引发了一场地震：你顾准这是明目张胆和中央政策作对？

同年7月，苏联专家前来黑龙江考察。中科院令顾准等人陪同，期间，顾准多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

一位同行的黑龙江干部十分不满，直接将小报告打到了北京。上面的人一看：顾准你这是“反苏”！

又是“反中央”，又是“反苏”，这还得了！

1957年，顾准得到康生的亲自“关照”，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劳改生涯。

可是他胸中的火焰，从未熄灭。

1958年，顾准管不住自己的嘴，又“口出狂言”，讽刺“土法炼钢”是“蛮干”。

在他看来，实事求是、坚守真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改造。

“哀鸿遍野”的大饥荒中，顾准已经没有力气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愤怒或者悲哀了。他在日记里写下：“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1960年，顾准回京。

一年后，“右派”帽子被摘掉。

但是顾准似乎永远学不会“乖”，永远不懂怎么和现实达成妥协。

1964年，顾准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

里面有一句话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环境中，道德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会消失……”

顾准由此及彼，在当时的局势下，预感到了民主法治缺失将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如他所言，一年多以后，席卷中华大地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来临了，顾准和千千万万的“反动知识分子”一样被迅速打倒。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

可是不管受了多少折磨，顾准始终有自己的底线。他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

因为一身傲骨，顾准受到的折磨比常人更多。一次“地头批判会”上，他对着袭来的拳打脚踢大喊：“我就是不服！”

有人让顾准写材料，揭发某个人和国民党有瓜葛。他不答应。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有一次，有人让顾准写罪行交代时，他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这自然又招致一番毒打。

事后，顾准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顾准自己挨了不少整，但从未整过任何人。他曾和同在一个劳动队的孙冶方自豪地说：“我手上没有血。”

多年来，妻子汪璧是顾准最亲密的知己、搭档。但是十年浩劫开始后，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选择离婚。

1967年，顾准偷偷跑回家，却发现妻子早已面目全非，牙齿脱落，看起来奄奄一息。

汪璧一见他，大喊大叫：“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夫妻如此，父子关系也断了。顾准的四个孩子联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声明与顾准断绝父子关系！

从此以后，顾准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先后失去爱人和孩子的顾准，自嘲为“丧家之犬”。他依然每周写信回家，报告自己的状况，询问家人的消息，但从没收到过回信。

1968年4月，汪璧在家喝消毒水自杀身亡，书桌上留有她的一句话遗书：“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顾准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一年后，顾准在河南息县劳动之际，才得知妻子已死，至于“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他在日记中记载，晚饭时“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

妻子的死，并没有令顾准沉沦。

虽然家破人亡、孑然一身，但始终没有阻止他思想上的探索。

“文革”后期，政治气氛松弛了不少。

经历那样一个时代后，很多人能够保住一条命已属不易，实在是没有精力想别的了。

可是顾准，还能在漫漫长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九一三”事件后，顾准回到北京，得到了难得的研究机会。他以研究希腊城邦制度为起点，开始对世界历史作全盘的整理。

那几年，是顾准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他学术造诣的黄金时期。

顾准每天怀揣几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看遍历史、宗教、经济、政治各类的参考书籍，发着烧咯着血还坚持不懈。

他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一样，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知识学养，分析中国的问题，探索人类的未来，为的就是找出一条后人可以走的道路。

在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旁人忙于保全自我，而他心里依旧在想着这个民族的未来。

眼见“文革”肆虐，顾准越来越觉得，中国的问题，绝对不是光靠经济改革就能解决的，而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文化重建。

这位经济学家由先秦而到法国革命，进而上溯到希腊的城邦制度，遨游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海洋中，进行大范围的思想探险。

“文革”十年，顾准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说：“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

此时，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考，已经完全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他预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些文章闪耀的思想之光，后来令所有学者都深深折服。

1974年，顾准因肺癌晚期病危。

长年的迫害，没有摧垮顾准的意志，却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

临终前，顾准说：“我并不怕死，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学术、政治无能为力了。”

顾准没能把他正在进行的民主探索进行到底，但他已尽心竭力。临终前，他不得不签了之前无论如何都不肯签的“认罪书”。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离开人世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签字后，他对弟子吴敬琏说：“这是奇耻大辱。”

可最终，子女一个都没有来。

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在大风雪中去世了。

“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弥留之际，顾准曾告诉弟子吴敬琏：“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多年后，吴敬琏成为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至今，他还记得那天的情景：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

顾准走了，但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顾准辞世时还不到六十岁，正是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时期。他庞大的研究计划还未来得及展开，生命的时钟就戛然而止。

在给六弟陈敏之（1936年由顾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新四军政治部、两淮盐务管理总局任职）的最后一封信中，顾准说：“中国的伟大的变化，我恐怕在中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他的确没有亲眼看到“文革”结束，也没有见证自己力主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顾准的思想，顾准的文字，却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顾准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誉为“拆下肋骨当火炬”，“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

中国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于1980年代逝世前郑重指出，他于1950年代在中国提出价值规律，是受顾准影响的。

一个生不逢时、被剥夺身份的、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在险恶的环境之下仍在进行学术研究。

在某种程度上，顾准早已超脱了个体，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独立的、在逆境中仍进行思考的文化符号。

来源：温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