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特刊 | 从《金石录》看赵明诚与李清照的鉴藏观

摘要：经历金人入侵与靖康之难时，北宋热衷于鉴藏的文士不断从原有的文物中精挑细选，舍离了大部分藏品，带着少数文物南渡。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抉择和无奈，至关重要的抉择标准，含藏着人类在巨大生存困境面前真正的想望与价值观，而各种现实境遇又使得选择的准则不尽然能够实现，这促使

赵明诚著《金石录》

来源 l 《美术大观》2023年第6期

作者 l 陈雯柔

原题 l 乱离中的鉴藏：从《金石录》看赵明诚与李清照的鉴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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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金人入侵与靖康之难时，北宋热衷于鉴藏的文士不断从原有的文物中精挑细选，舍离了大部分藏品，带着少数文物南渡。这个过程中存在许多抉择和无奈，至关重要的抉择标准，含藏着人类在巨大生存困境面前真正的想望与价值观，而各种现实境遇又使得选择的准则不尽然能够实现，这促使他们对生命与文物之间的关系重新思考，包含物质有限的存在范围、文物传承的目的，以及人类真正需要传递给下一代的是以物质为载体的哪些精神事物。本文从《金石录》来探讨赵明诚及李清照夫妇的鉴藏观，探讨他们在两宋之际，以有限人生全心投入鉴藏、遭遇乱离，中间对于文物割舍次序的转变，以及当外在因素使得他们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与文物时，他们最后力求守护的精神内涵。

易代之际，战火对人类的生命及文物带来了巨大威胁，收藏家们平日透过文物收藏展现的对往昔的构思、对于历史的新解读，都因为面对战火而必须重新组建；同时，幸存的他们依然延续着将物质或精神传递给后世子孙的愿望。文明被毁坏了，又被重建，再被毁弃……这样的循环，直到今日，可能真正终止或改变吗？学界历来多研究文物流通、被收藏的过程，或是文物最后的、依然存在的归向，本文期盼探究它们“散失的过程”对藏家的生命及鉴藏观带来的影响。

“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下》）人类自文字发展成熟后，便企盼透过最不易毁坏的物质——金石，来承载、传递希望世世代代的子孙们记住的重要讯息，以及透过这些文字内容所指涉的精神性，跨越时空启发后代。金石的意义到了北宋时期，则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它既是“三代”上古世界的精神象征，[1]金石上的文字也具有与历代史书内容相互对应、校正的真确意义。人们对于金石的学术、收藏价值的再认识，使金石学蔚为风潮，从宗室到文士，皆不乏以此为好者，例如宗室赵仲忽，文士李公麟（1049—1106）、米芾（1052—1108）等人。[2]此外，宋太宗宫廷收藏开始广为人臣所用，朝中大臣有机会看见秘阁珍藏的历代文物；京师随处可见的名人碑刻、书画墨迹；[3]汴京相国寺的书画文物市场交易活络……多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氛围，都一同促使文物鉴藏的风气盛行。

赵明诚（1081—1129）及李清照（1084—约1155）生于北宋中晚期的名门世家，李清照的外祖父王珪（1019—1085）及赵明诚父亲赵挺之（1040—1107）先后担任宰相，从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成长，他们有多次阅览欧阳修（1007—1072）《集古录》的机会，也能够从任官职的亲友、祖辈的收藏中，亲自过眼历代重要作品，或收购自己喜爱的藏品。各方面的条件使他们起初从小范围开始慢慢收集文物，直到越来越成规模与体系，并成为《金石录》成书的基础。

同时，由于时代的骤然剧变，这些二三十年精心收藏而来的文物，伴随着赵明诚过世，李清照独自历经两宋易代的乱离生涯，在四年间散失殆尽。《金石录》所记录的文物及从文物上拓印下来的碑帖皆遗失了，幸存者只剩下书录。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一文中，将文物的聚散过程，与生命的感悟和记忆、快乐和忧伤相结合，写出层层变化。其记载的物质数量、藏家态度与信念的“变化”，或者在变化中的“不变”，皆能够有效地作为本文探究议题的切入点。

一、收藏与成书

赵明诚撰写《金石录》，一方面是由于他从小在北宋金石学风中熏习，喜爱跟随当时的学士大夫寻找前代的金石刻词，增广见闻；[4]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受到欧阳修的许多启发，拜读《集古录》后，认为以古代刻词校正历史文献，对于后学者而言是十分有帮助的，[5]因此他认为收藏的目的是以藏品上承载的文字来精进治学，探究知识。

今日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集古录跋》（图1），有传为赵明诚所写下的四则跋尾，据此可推测，最晚在二十六岁时，他在汴京可能已收藏《集古录跋尾》的书迹稿本，[6]为它重新装裱，并在十余年间反复阅读、思考，或许可作为他生发著述动机的另一个证明。[7]

图1ˉ 集古录跋ˉ 纸本ˉ27.2cm×171.2cmˉ 欧阳修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检索系统）

继欧阳修著《集古录》、刘敞（1019—1068）著《先秦古器图》、吕大临（1040—1092）著《考古图》、李公麟（1049—1106）著《古器图》、王黻（1079—1126）著《宣和博古图》之后，赵明诚的《金石录》在体例上承袭欧阳修，将内容分为目录与跋尾两大部分，同时具有更系统性的突破，将文物分类整理，修正欧阳修《集古录》中遗漏的地方，以及缺乏时间先后顺序的体例。[8]他根据时代先后，收入从三代到宋代的文物目录两千则，并在目录之后，同样根据年代，为五百件重点文物作跋，目录连同跋尾编为三十卷。

《金石录》能够集结两千件文物成书，背后反映的是赵、李二人平日的鉴藏品远远多于著录上的记载数量，他们通过多样的收藏途径，一同收集文物。主要收藏途径有四种：第一，购买。汴京大相国寺位于京城中的交通要道，[9]庙会是祈求平安的吉日，也是市集日，每月五次开放，常有书画器物、古籍版本、笔墨纸砚的摊贩，在大殿后方、资圣阁前设摊。[10]北宋文士经常在这里选购自己心爱的藏品，如梅尧臣（1002—1060）便曾经在这里买到一枚翠玉罂，还自得自乐地为此写下一首诗作。[11]各地的文物在此流通，甚至能买到来自日本要价极高的扇子，且每一件文物都是稀有的，曾经贩售的文物，未来不一定还能再买得到。[12]

赵、李二人刚结婚时，赵明诚在太学做学生，他们也在每月初一、十五时，来到相国寺买碑帖和果实，[13]他们可能是走过大殿前的时果摊、文具摊，再到大殿后方的书画文物摊，挑选喜爱的文物后，才一同回家。[14]选购的过程不只是物质性的交换，更是二人收藏空间的共同展开，这空间里有着二人共存的回忆、喜好。他们从原先俸禄不多时开始购买，后来越买越投入，甚至见到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时，便将贵重的衣饰品典当换钱，为了扩增收藏而投入更多心力与物力。[15]其中带着着迷、痴心和狂醉，在物质和精神之间不断取得新的交换和拓展。崇宁期间（1102—1106），有一次他们见到了五代南唐著名画家徐熙的《牡丹图》，要价二十万，相当于宋初知县约二十个月的俸禄。[16]他们非常喜爱这幅画，借了两晚回家赏玩，最后实在没有想到办法来支付这笔费用，只好将画还回去，两人为此惋惜了好几天。[17]在书画的世界寻寻觅觅，透过购买进行物质交换，他们曾经有着许多眷恋、投入，甚至是得失心。随着他们移居青州，其后的十余年间，生活更为宽裕，衣食无虞，他们便将几乎所有的俸入都拿来购藏文物。[18]

第二，透过亲友职务之便，尽力传写没有办法亲自收藏的文物，或是通过拓本的方式互相交流。[19]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1040—1107）曾任尚书右仆射，赵明诚的姨父陈师道（1053—1102）曾任秘书省正字，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曾任秘书少监，皆有机会见到宫廷的收藏文物，并经常与赵明诚在收藏上切磋（图2）。当文物的稀缺性高，且收藏的动机又在于以文物为载体的文字讯息时，抄写副本成为另一个便捷的方法，且抄写的过程，其意义并不止于复制文物讯息，它本身也给抄写者带来极大的乐趣，个人生命与历史文字在互动中产生了反复的共鸣。

《金石录》中，也辑录了不少这些亲友珍藏的文物，[20]此外，每一则跋尾开头的“右”字，即参考欧阳修《集古录》先收录古帖，帖后题跋[21]的著录形式，可能《金石录》最初也编录了从金石上拓下来的古帖。拓碑具有的可复制性，让这本著录既可收录精心自藏的文物，也可收录来自各地朋友的藏品的拓片。更进一步的是，赵明诚考虑到器物及拓片也可能无法久传，他精选这些从三代到秦汉时期的古器物铭拓本，约三百多件，又将它们再翻刻一次到石碑上，与赵明诚同时代的文士几乎少有像他一样规模的创举，他亦颇以此为豪。[22]

图2ˉ 赵明诚与他的同代收藏朋友们[23]

第三，亲自走访历代石刻。例如宣和三年（1121）赵明诚与朋友一起游仰天山时，曾在水濂洞内的石壁刻词题名；[24]也在当年刚到莱州任官时，和同事一起登南山，见到了后魏《郑羲碑》，在碑前徘徊许久，再请人代为拓碑。后来他更根据碑上的文字，请人找到了后魏《郑羲上碑》的确切位置，而能直接从石碑上拓印下来。[25]他游历的过程中，既留下新的刻词，也寻访古代的碑刻，往往使他能够收集到更完整、直接的历史材料，是另一种与历史更深刻的互动。

第四，源自家传。赵、李两家各有不同的家传藏书，黄庭坚（1045—1105）曾到赵明诚家中，赞叹数量丰富的古书帖。[26]其中，如赵明诚家传的《佛遗教经》，宋初时盛传是王羲之的书迹，只有欧阳修持不同意见，是赵氏父亲赵挺之当进士时所收藏，作为收藏时间最长的文物，被编入《金石录》中。[27]李清照家则收藏《周易》《左传》，这两本书的版本、收录文字皆十分完备。

由以上多个途径开始收藏，到编列成书的过程十分漫长，历经二十余年，约莫到建炎三年（1129）才初具规模，也就是已经到了赵明诚生命的尾声，战火即将波及他们的生活时。除了从三代到隋唐五代的跨时代收藏，其藏品的地域也力求广阔，从汴梁到各地，[28]皆见有著录，甚至在《金石录》的第两千条中，能见到“日本国诰”一则记录。[29]收集的藏品类型亦十分广泛，从钟鼎、簠簋、尊敦、甗鬲、盘杅、石碑、残章断画，到墓葬出土书籍；藏品上的字体几乎包含汉字自身的发展历史，从铭文、大小篆、隶书，到草书与行书；内容则涵盖诗歌、赋颂、碑志、叙记、功烈行治、佛道之说、亡诗、逸史。[30]这是个需持续投入大量精力的辛勤过程，从轻松赏玩的雅事，升华到认真回应、思考历史的学术事业。[31]

这般回应历史的态度，正是为了以刻词考证历史，并且延续诗、书、史的传统与道统，相较于传抄书写可能遗漏或讹误的信息，赵明诚认为每个朝代当时立下的刻词，对于人物、事件的记载，都具有更可信的参考价值。[32]透过刻词与书本的相互参照、校正，对于知识求实求真，对于人事能有更客观的褒贬评论，便能够具有更为通透明白的价值判断，[33]可视为是一种思想的、人文的觉醒。从收藏、思考、研究到成书，可见隐藏在物质、器物背后的文字、历史与收藏者相联系的精神价值。至于收藏文物是否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文辞及书迹的通达、优美与否，赵明诚留待阅览者各自兴证，未多加评论。[34]

从“存有”以及历史规律的角度而言，赵明诚认为亲自收藏的是文物的“幸存者”，即便牢固如金石，也不意味着永恒，它们终归泯灭；再一次著录使它们还有着另一种传世的可能。收藏和著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文物的消亡。[35]

二、李清照参与《金石录》的编校

尽管成书过程带着许多智性和对真理的追求，参与其中的李清照则同时以美的视角见证、记录整个过程，其中的美感在《金石录后序》中被细腻地勾勒而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两千卷，有题跋者五百卷耳”。[36]收藏校勘的日常，精心、细致，流露在夫妻夜里工作结束后的校勘作息中。物质在此承载的精神性并不止于学术研究的历史责任，更包含了真切的人情，丰富了收藏家一生的生活情趣。

她同时也提出自己在面对文物收藏时，与丈夫略有不同的态度。她谈到收藏出自“浸觉有味，不能自已”[37]的内在动力，尽情赏玩的同时展开知性的探索，并不觉得艰辛或沉重，快乐既来自收集文物而超越日常的物质之上，也在于两人共同整理、具有相同志趣的共鸣。由无限地沉浸其中，且必须互相提醒克制在“夜尽一烛”[38]的作息时间里，这种张力不自觉地推动着他们，才渐渐将藏品整理得越来越精致、全面。

共同的志趣持续发展，也会因人而产生不同的样子。收藏达到一定数量后，赵明诚立定了借阅规范与制度，文物书籍必须收藏在书柜里，需要事先登记并开锁才能取阅，如果借出后有所污损，借阅者需要受到惩罚。[39]赵明诚建立起完备的借阅系统，除了因为图书收藏了相当大的数量外，也可能由于阅览者不仅赵、李二人。这时，书柜里的图书可以视为收藏系统里的精本。相较之下，早期夫妇二人一边烹茶，一边指着书堆，玩起猜某事件在某一本书第几页的游戏，猜对的人先喝茶，先猜中的人开心地举杯大笑，反而不小心将茶打翻了……[40]诸如此类的场景，读书、收藏与生活、游戏、情谊紧密相系，则是让李清照更为珍惜怀念的。固然这种即兴会增加书籍污损的可能，后来的规范，却让原先把玩文物的适意感受到了许多限制。她对文物的爱惜方式和丈夫不尽相同，她在自己能调度的经济范围内，精简了日常生活的饮食、衣物、饰品等开支，用于购买内容、版本正确的书籍，作为副本放在几案上，随时展卷，才能不失最初收藏时与文物十分亲近的乐趣，[41]由此可见李清照独立的收藏与阅读意识里，藏有另一份痴迷和坚持。

三、散失的过程

大观元年（1107），赵挺之过世，被夺赠官，赵明诚与李清照依规定必须回到青州守制，“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42]。这是一个让他们能够安全地持续积累文物的地方，志趣与理想皆能在此茁壮。当他们以为这份精神信念还正持续深入，依然经常与亲友交流藏品时，忽然天地骤变，往后的人生，回想起收藏文物的岁月，都是令他们既怀念又怅然的。

离开山东一带时，也是世局急转直下的开始。靖康元年（1126），金人南下，攻陷汴京，曾经集体性的文物储存带来了集中性的破坏。金人入侵后，俘虏了皇室，索取了监书、藏经、古文书、《资治通鉴》等书，也指名索要苏轼、黄庭坚等北宋重要文士的书迹，[43]同时，带走了从事制笔、做墨、雕刻、图画的三百多位工匠。[44]金人将部分文明及可能再重建文明的技术工匠带走，其余的在战火之中被破坏殆尽，朝廷秘阁的书籍散落泥土中，被当作丝毫没有价值的粪土一样被践踏、摧毁、蹂躏。[45]宫廷文物且遭如此际遇，文士及个人的收藏更是难以幸免。时人如吴可“以携家南奔避寇，往返万余里，所藏书画厄于兵火”。[46]赵明诚和李清照除了同样南渡躲避战火之外，更经历着生离死别的艰辛。他们一步一步断舍掉收藏二十余年的文物，每一次的抉择都格外艰难，在越来越局促不安的局势中，他们将如何取舍？

“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47]汴京被攻陷时，山东一带也笼罩在危险之中，仿佛当时已经预示着他们收藏的文物随时将离自己而去。隔一年，建炎元年（1127），赵明诚因母亲丧事必须南渡，北方的局势已经非常险峻，他们没有预计马上回来，计划来年春天再用船只运走多年储藏在青州旧宅中装满了十几间屋子的藏品。他们当时只紧急载走了十五车的文物，这十五车中，已经去除掉重大印本的书籍、内容或作者重复的画作、没有款式的古器物；也去除了由国子监刻印的监本、质量较平凡的画作、重量过重的古器物，[48]这层层的选择，同时须从迫切且有限的层面来考虑每一件藏品的稀缺性、珍贵性，以及最为现实而不得不做的考虑——重量。

他们再也没有回过青州，剩余未载走的十几间屋子的文物，也来不及春天时雇船运走，都在当年十二月金人攻陷青州时被烧为灰烬。即使赵明诚在成书时已有金石不能久传的体认，并将金石上的文字集结刻碑，立下透过文字著述传世的志向，而当这般骤变忽然真实来到眼前，且亲眼见着藏品受到巨大摧残时，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尽力气守护着它们和它们所蕴藏的精神，直到最后一刻。

距离青州文物焚毁的时间不过半年，赵明诚与李清照再度面临了人生第二次重大抉择，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二人的生死诀别。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他们暂时在池阳安家，赵明诚即将独自前往建康拜见皇帝，他下船坐在岸上，李清照在船上，两人隔岸道别，着急的、顾虑的事情，除了关于彼此的安危之外，更有文物的安危。“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49]当时没有一个城市是绝对安全的，在随时可能被金人攻陷的日子，每一次道别都不能确定是否有下一次相聚的时刻，即便是至亲。赵明诚当时“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而李清照“意甚恶”，他们携带到南方的文物当时大部分在李清照身边，隔江呼喊，急于讨论身边仅存的文物如何去留。

这一次考虑的顺序相较上一次更是急迫且无奈，首先去除的是过于沉重的物品、生活必需的衣被，接着便是精选十五车的文物里，不得不再次进行割舍。先需抛弃的是书册卷轴，然后才是古器，最后是要“与身俱存亡”的宗器——祭器与祖宗牌位。[50]书册卷轴都是前一次精选过的珍贵版本，它们也一样的稀有及重要，但在临危之时，也许古器及古器上的文字被赋予的道统及历史意义，使得它们在赵明诚的鉴藏标准里更重于前者。《金石录》中的前二十六卷皆为古器物铭，跋尾记录了四十八件古器的相关讯息。从时代先后顺序而言，它们排序在前，结合上述战火来袭后赵明诚的去留抉择，它们也可以视为是意义及价值最为重要者，而被放在最前，在此尤其反映了北宋文人对于“三代”“古礼”的深切敬意。

在这些古器物中，还区分为一般的古器以及具有祭祀用途的宗器、礼器，《金石录》中并未特别标示“宗器”这一概念，而根据《金石录后序》的记录，可以看出祭祀祖先用的祭器或祖宗牌位，也许关乎着宗族的祭祀信物和精神能否传承给后代子孙的问题，即是血脉是否中断的难题，对时人而言至关重要，因此无论生、无论死，都必须与之同在，没有舍弃的理由。

面对骤临的灾祸，理性上能够有所抉择取舍，实际情况却是更多的措手不及，现实的混乱，让文物去留的次序并不听从心之所愿。赵明诚六月时还精神抖擞地与李清照送别，七月即大病不起，李清照“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赵明诚撒手人寰了，活着的最后一刻，他坚持取笔作诗，二人因为时局过于仓促，也因为死亡来得太迅速，而不忍、不及再讨论未来李清照及剩余的文物藏品的归处。

送葬完丈夫而人生无处归去的李清照，和文物一同成为幸存者，她在赵明诚过世后也大病了一场，苟延残喘中战事依然紧迫，独自面对朝廷大局节节败退，随时可能受困在战区，只能继续逃亡。十五车中的两万卷书册、《金石录》收藏的两千卷石刻，是李清照希望先安顿者，她先将这些贵重文物托人运往洪州赵明诚的妹婿家。原先以为可以投靠和安顿的地方，却也因当年十二月金人攻陷洪州，一切又成了泡影。[51]安排好的计划彷佛和战火延烧的速度赛跑，太多的出乎意料，文物不经意地便又大批散为烟云了。

李清照身边剩余的，仅有随时把玩的、少量轻巧的卷轴书帖和经常阅读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写本诗文集，《世说》、《盐铁论》、南唐写本书数箧，以及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石刻正本已流失），也包含当初赵明诚希望“与身俱存亡”的三代鼎鼐十数事。这些偶然幸存的文物已经不全然是质量最精致者，当年李清照为了经常赏玩文物而收藏的副本，或许在这时候意外地再一次成为病中能与她真正亲近者。[52]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战火之外的不安定元素，使她无法将仅存的少数文物守护在身旁，例如高宗有意“颁金”于李清照，求购玉壶等古玩，皇帝下了命令，臣民不敢不从，虽名义上是“颁金”，实际上有让臣民上缴文物之意。南宋在宫廷文物大量流失之后，多次向大臣文士广征文物，以重建宫廷的图书文物收藏，恢复礼仪法度。好不容易躲避过战火，面对朝廷的文物征召，对李清照而言，除了惶恐惊怖之外，更多的是不敢多言，也不得不为。她几乎将一路带在身边、家中所有的铜器（十数事三代鼎鼐）及贵重文物，主动向朝廷缴交，并随着高宗朝廷一路逃到温州、越州。然而这些文物后来又在半途被军官取走了，辗转流入当时的某位李将军家。[53]

失去上缴朝廷却又被取去的仅存的贵重文物后，李清照只剩下书画砚墨可五七簏。她经常放在卧榻床几旁，时时把玩，[54]与当初希望能“与身俱存亡”的文物数量规模相比，如今这样的理想已经毫无实现的可能。更加无可奈何的是，一路的流失与割舍，身边的文物仅剩无几，却又再一次遭到偷窃。历来战事期间，人们不仅面对着敌军的威胁，也面对着社会动荡后人与人之间的失序，杀戮、窃盗、奸淫等，人性之恶的种种面向皆不加掩饰地暴露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李清照而言也不例外，她寄居在会稽时一样不安全，绍兴元年（1131）春天，一天晚上，居住的地方墙壁被挖洞，窃贼从洞里偷走了五簏文物。她“悲恸不得活”，活着的精神寄托再一次被重挫。李清照颁布了重赏想找回这些仅存的文物，但只找回了十八轴，其余者后来被贱价转卖到时人吴说运使手上。仅存几本不成套的书册、三种平常的书帖，明知一路走来，二十余年的系统性收藏都已经散去，她仍十分爱惜，保护着它们就像保护自己最重要的身体部位一样。[55]

赵明诚与李清照一生义无反顾、倾注心血收藏的文物，在短短四年间急速散失（表1）。他们一次又一次试图保住个人生命的同时，更要保护住这些文物，而它们多半在战争中被毁灭了，少数则又流动向书画交易市场，到了时人手上。然而后者是否能对藏品进行系统性的整理、长期的爱护，便不得而知了。

表1ˉ 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文物散失过程（笔者整理）

四、鉴藏观的转变

李清照在当时是相对长寿的，以有限的一生见证了北宋的兴亡、南宋的政权转移与社会重建，以及与丈夫一点一点收集文物，编辑成《金石录》，又看着它们几乎成为灰烬，使她在历经一切后，对于鉴藏的观念产生改变。从“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悲恸不得活”到“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又爱又痛又无奈，最终她自我宽慰的观点是，认为书画自古以来，其实和堆积一旁的杂物没有什么不同，并不特别珍贵，这种对于物的无限耽溺和追求，或者想将它们“传承”于后代的愿望，不过是一种个人的癖好，这种癖好就像想要不断累积钱财的癖好一样，没有差别。[56]因为一生所追求的它们消失了，当把这份追求的意义、它们的珍贵性取消或否定，对于曾经笃信的价值的失落，也许也能有所减低。

也许是理性上的豁达，也或许是悲痛过度后的漠然。实际上，不是宗器与李清照生死共存，最后陪伴她的是《金石录》的目录，文物失散了，没办法守护住了，这本他们曾一同编校的目录她一路随身携带，幸运地留了下来，里面含藏更多的是一生美好的回忆，“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57]。如今物也消失了，曾经一同编织回忆的爱人也离世了，相较起“物是人非事事休”，“物非人非”后的凄清惨淡更是难以言状了。当然也印证了宋代文士收藏家在太平时期的远见，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已然得知收藏易散，即使是金石文物也不可久持，只有文字有微薄的机会在战火中幸存下来，因而将编写图录视为一件重要的、至少可能让曾经存在的文物被后世知晓的事情。

一生走来，对于个人生命与文物的关系，李清照依然因为无法与书画共存亡而心有憾恨，生命有限、战火中人命危在旦夕，若能与陪伴自己一生的文物一同前往死后的世界，在当时人的信仰中，或许走向死亡的那一段路将不再那么孤独恐惧。回顾历史上几度书画消亡的刹那，“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58]。藏书十万多卷的梁元帝，当西魏破梁都江陵时，他在自己被俘虏之前，将它们焚烧殆尽；隋炀帝被斩杀之后，他的藏书八千多卷被敌方运往京城时，途中沉船覆没，据说这些书籍到冥界陪伴了他。使李清照困惑的是，自己对文物的真挚，难道是上天薄待了她，或是赵明诚在地下一样像当年爱惜文物，将它们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不舍得留存人间，才使得文物多半离她而去？这些疑惑都没有答案，也无法解释“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59]！

结语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60]

看过赵明诚与李清照的鉴藏经历再重新阅读这首脍炙人口的词作《武陵春》，即能够读出另一番深意，载不动的愁绪，向前走不了、可能被淹没的困境，不仅是对于春天与生命尾声的咏叹，从物质层面而言，这些文物在南渡逃难的几年间迅速散亡，作者所能尽力承载的、将它们守护在身边的可能，同样越来越艰难。确实是载不动了、携带不了了，对于下一阶段的人生、下一个可逃亡藏身的去处，不免有着许多犹豫与恐惧。

“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61]写尽了种种亲身经历者的复杂情绪，以及理想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各种牵绊、纠结，李清照从个人对文物的拥有关系中抽离出来，看见“物质”本身有始终、聚散的道理。有珍视之爱，亦有失去之痛，她将事件的始终记录下来，犹如写下了鉴藏有限的生命周期，从生到死，从存在到消逝，作为对后世倾心投入鉴藏者的恳切告诫。

绍兴十三年（1143），李清照60岁，在文物几乎散尽后的十二年，她已编校完赵明诚的《金石录》、写下《金石录后序》，并在后几年内向朝廷上表《金石录》，延续着他们曾经的志向。历来乱离中的文物收藏格外困难，时局将人性里的坚持、权衡、脆弱等一并逼显出来，综观她与赵明诚一生走来的经历，他们对历史、学术的责任感，对于真实、以文传人的精神追求，始终长存于物质的聚散之外。

注释：[1]古器物学寄托文士“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改变了士大夫对“古”的认识。杨军：《北宋时期书画鉴藏与流通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第55页。[2]如米芾在《书史》中谈道：“刘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迹焕然，所谓金石刻文与孔氏上古书相表里，字法有鸟迹自然之状，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购亦多。余皆尝赏阅。“卢辅盛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第963页。[3]陈颀：《闲中今古》，明抄本，第2卷，卷上，第26页。[4]“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赵明诚《金石录序》，《金石录校证》，金文明校证，中华书局，2019，第1—2页。（下文《金石录序》源自同一出处，不再赘述）[5]“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同前注。[6]何炎泉：《欧阳修〈集古录跋〉墨迹卷的相关问题与流传》，《故宫文物月刊》2005年10月第271期，第 94—102页。作者认为本卷为欧阳修传世标准作品，并无真伪上之问题。本件作品收入《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第三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第1401—1404页；《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二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76，第41—51页、239—240页等书，文中未针对赵明诚跋尾的真伪进行讨论，未来还有待继续考证。[7]四则跋尾分别是： “右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跋尾四。崇宁五年（1106）仲春重装。十五日德父题记。时在鸿胪直舍。” “后十年于归来堂再阅。实政和丙（原为甲字旁改丙字）申（1116）六月晦。” “戊戌（1118）仲冬廿六夜。再观。” “壬寅（1122）岁除日。于东莱郡宴堂重观旧题。不觉怅然。时年四十有三矣。”[8]“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9]参见杨军：《北宋时期书画鉴藏与流通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第111页，汴京城地理位置图。[10]“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第288页。[11]“古寺老柏下，叟货翠玉罂。兽足面以立，爪腹肩而平。……家无半钟畜，不吝百金轻。都人莫识宝，白日双眼盲。”梅尧臣：《同次道游相国寺买得翠玉罂一枚》，载《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68页。[12]“熙宁末，余游相国寺，见卖日本国扇者，琴漆柄，以鸦青纸厚如饼，揲为旋风扇……索价绝高，余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第六十《风俗杂志日本扇》，引自《东京梦华录笺注》，第296页。[13]“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金石录后序》）徐培均笺注：《李清照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334—358页。下文《金石录后序》源自同一出处，不再赘述。[14]参见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巴蜀书社，2004，第256页，北宋相国寺市场摊档分布图。[15]“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金石录后序》）[16]根据杨军《北宋时期书画鉴藏与流通研究》第135—137页提供的信息换算，宋初知县月俸不满十贯，徐熙《牡丹图》要价200贯，相当于宋初知县二十个月以上的月俸。[17]“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金石录后序》）[18]“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金石录后序》）[19]“丞相居政府，亲旧（陈师道、张舜民）或在馆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金石录后序》）[20]例如以下几例： “右古钟铭，五十二字，藏宗室仲爰家。象形书，不可尽识。以其书奇古，故列于诸器铭之首。”《金石录》，第220页。 “右方鼎铭，藏岐山冯氏。张侍郎舜民云：’夏时器也。’字画奇怪不可识。”同上引。 “右虿鼎铭，藏秘阁。铭一字象虿形。吕氏考古图云：即古文‘虿’字。”同上引。 “右祖丁彝铭，藏蔡肇天启舍人家。”同上引。[21]“《集古录》旧千卷，皆先以古帖而系以题跋，缝用名印。隽之南来，悉弃帖而留跋。四失其三，可考者二百六十有八。”曾宏父：《石刻铺叙》，清乾隆五十四年历城周氏竹西书屋重编印益都李文藻等刻贷园丛书集本，卷下，第14页。[22]“右石本古器物铭，余既集录公私所藏三代秦汉诸器款识尽，乃除去重复，取其刻画完好者，得三百余铭，皆模刻于石，又取墨本联为四大轴，附入录中。近世士大夫间有以古器铭入石者，然十得一二，不若余所有之富也。”《金石录》，第249页。[23]许雅惠：《赵明诚与他的收藏家朋友们：数位人文方法初探》https://kamatiam.org/趙明誠與他的收藏家朋友們/（查阅日期：2022.08.18）。[24]《李清照集笺注》，第 478页。[25]《金石录校证》，第406页。 [26]“观古书帖甚富。”黄庭坚：《山谷集》，明嘉靖六年刻本．卷25。[27]“右唐遗教经，国初时人盛传为王右军书，惟欧阳公识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经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畜尔。”《金石录校证》，第574页。[28]“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絶域夷狄。”（《金石录序》）[29]《金石录校证》，第213、576页。[30]“所传仓史以来古文竒字，大小二篆、分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鬲、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金石录序》） “凡古物竒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金石录序》） “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金石录后序》）[31]“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金石录序》）[32]“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录序》）[33]“显人晦士之事迹。”同上。[34]“至于文辞之美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论。”同上。[35]“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两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同前引。[36]同上。[37]同上。[38]“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同上。[39]“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同上。[40]“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同上。[41]“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同上。“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同上。[42] 同上。[43]“甲申，金人索监书、藏经、苏黄文及古文书，《资治通鉴》诸书。金人指名取索书迹甚多，又取苏，黄墨迹及古文书迹。”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579—583页。[44]“系笔、和墨、雕刻、图画工匠三百余人。”同上。[45]“秘阁图书狼藉泥土中，金帛尤多，践之如粪壤。”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十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92页。[46]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集》，《藏海居士集》第六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5548页。[47]《金石录后序》。[48]“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同前引。[49]同上。[50]“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同上。宗器，或有祭祀祖宗的祭器及牌位之义。参见许雅惠：《南宋金石收藏与中兴情结》，《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11年第31期，第7页。[51]“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有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会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金石录后序》）[52]“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同上。[53]“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同上。[54]“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有卧榻下，手自开阖。”同上。[55]“在会稽，卜居士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同前引。[56]“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同前引。[57]同上。[58]同上。[59]“岂人性之所着，生死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人间邪？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同前引。[60]徐培均笺注：《李清照笺注》，第146页。[61]同前引。

参考文献：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 [M].北京：中华书局，2019.4.卢辅盛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5.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语文学会编.李清照研究资料汇编，1964.7.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8.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9.李向民.中国艺术经济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10.段玉明.相国寺——在唐宋帝国的神圣与凡俗之间[M].成都：巴蜀书社：2004.11.马邦乐.北宋书画鉴藏风尚研究[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11.12.杨军.北宋时期书画鉴藏与流通研究[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13.赵娟.北宋书画鉴藏探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14.李财富，张蓓.论赵明诚《金石录》及其档案史料思想[J].档案学研究，2014（2）：91—96.15.何炎泉.欧阳修《集古录跋》墨迹卷的相关问题与流传[J].故宫文物月刊，2005（10）：94—102.16.许雅惠.南宋金石收藏与中兴情结[J].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11（31）：1—60.17.傅申.金石录金石情——李清照与赵明诚[J]. 故宫文物月刊，1985（32）：82—89.18.赵齐平.李清照与赵明诚及《金石录》[J].北京大学学报，1987（5）：11—20.19.韩中慧.从《金石录后序》谈李清照的文献观[J].宁夏大学学报，2017（5）：178—183.

七夕将至，说到千古爱情，

怎能不提李清照与赵明诚？

他们的浪漫不在花前月下，

而在归来堂的书卷文物之间。

夫妻二人志趣相投，心心相印，

一部《金石录》，藏着千年的浪漫。

赌书泼茶，灵魂相契

清代词人纳兰容若曾有名句：“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说的便是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典故。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这段“赌书泼茶”的千古佳话，源自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才女李清照博闻强识，与丈夫赵明诚的日常情趣，是比赛谁能准确说出某典故在哪本书哪一页哪一行，赢的人可以先喝茶。结果是说中的人往往开心得大笑，把茶打翻在身上，反而喝不到。这种棋逢对手、灵魂相知的快乐，远胜于一切声色犬马。

《宋刻全本金石录》

［宋］赵明诚撰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5年8月

典藏版丨赏阅版

青州十载，理想同行

青州屏居的十年，是赵明诚、李清照最安宁幸福的时光。夫妻二人不仅是生活伴侣，更是学术上的“同行知己”。

一起淘宝

为了换回满室碑帖鼎彝，他们典当锦衣玉食，“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

一起钻研

“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一起立志

夫妻二人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归来堂的青灯黄卷见证着他们的痴迷。赵明诚《金石录序》见证他们守护文物的初心：

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畜，凡二十年，粗备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鬲，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礼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

《宋刻全本金石录》典藏版

《金石录》出自宋代最著名的学术伉俪——赵明诚、李清照之手，是中国古代金石学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全书共三十卷：目录十卷，收录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两千种；跋尾二十卷，包含重要钟鼎碑石的提要502篇，以金石与史籍互证，考伪辨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金石录》这部“历劫不磨”的著作，不仅保存了夏商周至五代的文明密码，更铭刻着中国文人夫妇最珍贵的相知模式——以学术为媒，将爱情淬炼成文明传承的薪火。

这对学术伉俪情比金石，用行动证明，最深沉的爱意从不在花前月下，而在共同仰望文明星空的执着目光里。

《宋刻全本金石录》赏阅版

《金石录》在宋时初刻于龙舒，再刻于浚仪。宋淳熙间龙舒郡斋刻本，存世仅有两部，其一为本次影印出版的津逮楼旧藏三十卷全本，其二为冯文昌旧藏残本（仅存十卷）。

三十卷全本的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历经元明四百余年，秘藏于甘氏津逮楼，直至1951年被赵世暹购得，重现于世，轰动一时。赵世暹购得此书时，请版本学泰斗张元济亲鉴此本，并作一千六百字的长跋，张元济慨叹：“三十卷本尚存天壤，忽于千百年沉薶之下灿然呈现，夫岂非希世之珍乎！”

《金石录》最早的版本为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而国家图书馆藏所藏南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三十卷，则是现存唯一的宋刻全本。上海书画出版社首次采用原色原大、高精度复刻的形式出版这一希世珍本，务求“下真迹一等”。

《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絶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邪？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幮，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楷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譌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去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驰马去。涂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絶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屦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巖，顾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廷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锺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余悲恸不得活，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锺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牢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邪！

今日忽閲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着，生死不能忘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邪？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人间邪？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元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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