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观点都是主观的，数据是冰冷客观的。2025年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46万亿元明显下降。其中住户贷款（就是个人贷款）减少3891亿元，跌至历史冰点。

潘晓俊（金融从业者）

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观点都是主观的，数据是冰冷客观的。2025年2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46万亿元明显下降。其中住户贷款（就是个人贷款）减少3891亿元，跌至历史冰点。

这些年监管政策都是偏谨慎甚至是严格的，但消费动能疲软与金融风险暴露形成双重夹击，可以预见未来政策会逐步放松。以行业内领先的平安银行为代表的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尤其是信用卡不良资产集中暴露，例如2024年其信用卡不良率虽从2.77%压降至2.56%，但全年累计挂牌转让的不良资产包未偿本息总额超7亿元，竞价起始价低至本息的1折，折射出清收难度与资产质量压力。与此同时，消费贷利率降至历史冰点（部分银行年化利率低于3%），但不良率却攀升至历史高位，形成“越放贷越亏损”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叠加国家鼓励消费的背景。监管层近日印发《关于发展消费金融助力提振消费的通知》，试图以政策松绑激活市场，但现实困境在于，商业银行迫于盈利压力，一边收缩信用卡部门（如平安银行信用卡流通户数较2023年末减少近700万户），一边将零售贷款增量押注于互联网联合贷与助贷业务。这种“表内风险表外化”的操作，虽暂时掩盖不良，却可能将风险转移至更隐蔽的角落，酝酿更大系统性危机。监管此时出手，既是为消费复苏“托底”，更是为金融稳定“拆弹”。

这是最好的政策窗口期，也是最不得已的背水一战。

消费金融的“冰与火之歌”

当前消费金融的困局，本质是“需求萎缩”与“风险淤积”的双重矛盾。

首先在需求侧，最典型的就是消费动能不足，信用卡从“增量时代”步入“存量鏖战”。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信用卡发卡量同比下降5.14%，总量回落至7.27亿张，倒退至2019年水平。平安银行的案例极具代表性，其信用卡流通户数从2023年末的5388万户降至2024年末的4692万户，总消费金额同比缩水超30%。消费意愿低迷直接导致信用卡从“支付工具”退化为“沉睡账户”，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如花呗、抖音月付）的挤压，进一步分流了传统信用卡的场景优势。

其次在供给侧，银行陷入“利率战”与“不良率”的死亡螺旋。为争夺优质客群，商业银行竞相压降消费贷利率，平安银行等甚至推出年化2.88%的“贴息贷”。但低利率未能换来高质量增长。2024年平安信用卡不良资产包转让价格低至未偿本息的4%-8%，反映逾期时间长、清收成本高的现实。更危险的是，部分银行为完成“放贷指标”，通过联合贷将风险转嫁给互联网平台，形成“银行出资金、平台导流量、风险无人担”的畸形模式。这种“规模幻觉”下，不良贷款可能通过资产证券化（ABS）等渠道隐匿于表外，最终演变为“灰犀牛”。

这些骨感的现实导致监管层在“促消费”与“防风险”间走钢丝，这次《通知》的出台，标志着监管思路从“严控风险”转向“有限松绑”，例如放宽消费金融公司资本要求、鼓励场景化产品创新。但政策落地面临两难：若松绑过度，可能重蹈P2P覆辙，若收紧过猛，则无法扭转社融颓势。平安银行2024年因信用卡催收违规、交易监控不力被罚超7000万元，恰恰暴露了当前“政策鼓励”与“执行脱节”的撕裂。

发力方向是松绑“该松的，收紧“该紧的”

破解困局需精准施策，既要激活消费金融的“造血功能”，又需筑牢风险防控的“防火墙”。

这次从受托支付最高额度、贷款期限和线上贷款额度松绑就是调研了市场需求接地气的好方案。当然松绑更应关注场景，争取推动“消费-金融-产业”闭环，这方面在欧美是有经验可以借鉴的，美国运通通过“会员制+高净值客群”模式，将信用卡与旅行、餐饮等场景深度绑定，不良率长期低于行业均值。另外监管可鼓励银行与实体消费场景（如新能源汽车、文旅、医疗）深度融合。例如，平安信用卡针对车主客群推出“加油立减”“充电优惠”，并与超5万加油站合作，2024年车主类客群贡献了40%的优质资产。政策层面需进一步放开区域性消费券与金融产品的联动，允许银行以消费补贴抵扣利息，实现“银行让利、用户得惠、商家增收”的三赢。

还需要构建“数据共享联盟”，破解风控难题。我们再看欧美经验借鉴，欧盟《开放银行指令》强制银行向第三方开放用户数据（经授权），推动风控模型从“孤立授信”转向“全景画像”。当然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的，现在的互联网贷款平台是趁你病，要你命的心态，数据和风险是都向银行屏蔽的。当前互联网平台与银行的数据“割裂”导致风控盲区。监管可牵头建立“消费金融数据共享平台”，在匿名化前提下打通社保、税务、电商平台等数据源，特别必须强调互联网贷款平台的真实业务数据和不良数据和合作银行共享，如果有欺诈行为，可以考虑纳入刑法。

最后还是差异化监管，遏制“伪创新”与“规模冲动”。还是需对联合贷与助贷业务实施“穿透式监管”，例如设定联合贷风险分担下限，要求互联网平台承担至少20%的风险敞口，避免“零风险套利”，严控ABS多层嵌套，限制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链条长度，防止风险跨市场传染，推行“分层次利率定价”对优质客群（如社保缴纳稳定的新市民）允许利率下浮，对共债率高、多头借贷者强制上浮利率，通过价格杠杆挤出高风险需求。

金融是一场高危的游戏，没有“既要又要”的童话，只有“平衡取舍”的艺术。

消费金融的破局，本质是一场“风险管控能力”与“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赛跑。监管的角色不是“救火队”，而是“规则制定者”与“生态共建者”。对银行而言，平安信用卡的“瘦身健体”策略（压降高风险资产、聚焦优质客群）已证明：短期阵痛换长期健康，远比“规模至上”更有生命力。未来的消费金融，注定属于那些能深耕场景、驾驭数据、敬畏风险的“长期主义者”——而这，需要监管与市场的共同进化。（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来源：董希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