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久嵬教授、詹琼教授：MET扩增与安全用药全解析

摘要：为帮助MET基因异常等少见靶点NSCLC患者解决在治疗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患者教育专委会携手与癌共舞论坛，特别推出“愈见新生”NSCLC少见靶点系列直播活动，旨在为肺癌患者及其家属搭建起一座获取精准、前沿且专业的医学科普知识桥梁，助力

整理者：雨过天晴

审核人：鹰版

为帮助MET基因异常等少见靶点NSCLC患者解决在治疗过程中的诸多困境，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患者教育专委会携手与癌共舞论坛，特别推出“愈见新生”NSCLC少见靶点系列直播活动，旨在为肺癌患者及其家属搭建起一座获取精准、前沿且专业的医学科普知识桥梁，助力患者在抗癌之路上做出更科学、更合理的决策。

MET扩增不仅是原发驱动突变之一，更是EGFR等靶向治疗耐药后的重要旁路机制。同时，MET抑制剂为患者带来高疗效的同时，也可能伴随一些不良反应，科学应对是关键。作为“愈见新生”系列直播活动的收官钜献，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崔久嵬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詹琼教授在8月5日的“MET扩增与安全用药全解析”直播中，为大家深入剖析了MET扩增的治疗策略及MET抑制剂的安全使用要点，助力患者们安全用药，提高生活质量。

共性问题科普

问：高扩增倍数的患者无疑首选MET抑制剂治疗，那么对于处在“临界值”或低扩增倍数的患者，如何选择治疗方案？能否从靶向治疗中获益？

崔久嵬教授：这是临床中患者常问的问题。首先需明确，MET扩增有相应阈值，这是因为其扩增倍数与临床治疗疗效密切相关，所以要设定阈值。目前不同临床研究、不同药物的阈值存在差异，当前治疗中多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法检测细胞中MET的扩增情况。部分研究将阈值定为2，据此，比值在1.8到2.2左右（小于2.2）的情况被称为低扩增，2到5之间为中扩增，高于5则为高扩增。通过这一比值界定，可判断MET扩增的相应情况。

目前临床研究已进行相应比对，结果显示，仅高扩增患者可能从靶向治疗药物中更多获益，低扩增患者的受益率较低。因此，对于临界值或低扩增患者，目前仍依据临床实验的循证医学证据，选择常规治疗方法，如化疗或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同时对患者进行其他基因检测。若患者合并其他驱动性基因（如某些突变、ALK融合等），则以相应的靶向治疗为主。

总体而言，对扩增倍数进行分类，是为了区分哪些患者更能从MET抑制剂中获益，只有高扩增患者更适用。低扩增患者目前仍首选常规治疗，其从MET抑制剂中获益的概率较低，但临床中也存在特殊情况，需要积累个案经验。例如，部分低扩增患者不耐受化疗或对化疗耐受性极差时，若尝试使用MET抑制剂，有个案报道显示可能获益，但这仅为个案报道，不作为标准规范推荐。

问：如果检测报告显示MET扩增合并其他基因变异（如EGFR或TP53等），这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会有哪些影响？

詹琼教授：基因检测通常不会仅针对单个基因，而是采用包含多个基因的套餐式检测，因此有时会发现患者在存在MET扩增的同时，还伴有EGFR突变，部分患者甚至合并TP53突变或其他少见的共突变，这类患者的基因状态相对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明确哪个是主导的驱动基因。一般而言，若合并EGFR、ALK等基因异常，通常以EGFR、ALK等为主要驱动基因。因此，当同时出现EGFR突变和MET扩增时，一线治疗往往以针对EGFR突变的治疗手段为主。不过，既往研究发现，存在EGFR突变且合并MET扩增的患者，其治疗疗效可能比不伴有MET扩增的患者更差，可能更早出现耐药，且在后续动态随访中，可能会发现MET扩增的比例及表达增高，因此MET扩增可能是EGFR-TKI耐药的原因之一，在治疗全过程中需注意监测。

对于ALK融合或其他较显著的突变，目前也主要针对这类驱动性较强的突变进行一线治疗。但在治疗过程中，需及早进行动态随访，若出现影像学进展提示肿瘤进展，应及时重新进行基因检测。MET扩增是EGFR-TKI和ALK-TKI治疗患者常见的耐药因素之一，若此时检测出MET扩增，需考虑其可能是耐药原因，可考虑联合MET抑制剂进行治疗。

此外，患者还可能存在其他突变，如TP53突变等。当合并这些突变，尤其是共突变较多时，患者对TKI的疗效会受到影响，此时可能需要早期进行化疗干预，以清除合并多种突变的细胞，有助于延长患者整体治疗的控制时间。

因此，在面对共突变状态时，需仔细区分，明确主要驱动基因的状态，同时进行动态随访，根据基因表达的变化确定主要治疗靶点及可能的耐药因素，必要时可采取联合治疗，甚至联合化疗，以实现更优的全程管理。

问：“局灶性扩增”和“弥漫性扩增”在报告中代表什么意思？哪种情况需尽快启动MET抑制剂治疗？

崔久嵬教授：MET扩增在具体情况下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局灶性扩增（又称定点扩增、局部扩增）和多倍体扩增（即弥漫性扩增）。

局灶性扩增是指MET基因在7号染色体长臂的特定区域出现定点扩增。而多倍体扩增则是指7号染色体出现数目增多（如多条7号染色体），MET基因并未单独扩增，其数量增加是随染色体数目增加而产生的。在进行检测时，可通过染色体视野中基因扩增相关的数值（如小于1.8）来辅助判断是多倍体扩增还是局灶性扩增。

这两种扩增类型虽都会导致MET的mRNA转录增加，使MET蛋白高表达，进而可能激活MET通路，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局灶性扩增的驱动效率比多倍体扩增更强，且对TKI类药物的敏感性更好。因此，受益于MET抑制剂治疗的高扩增患者，多为局灶性扩增患者；而多倍体扩增患者从TKI类药物中获益的概率较低，这已有明确的临床数据支持。

在临床检测中需特别关注扩增形式，因为单纯依靠NGS检测只能看出基因拷贝数增多，无法判断扩增形式是局灶性还是多倍体，需结合FISH检测才能明确。了解扩增形式有助于判断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进而指导临床用药。通常而言，局灶性扩增患者对MET抑制剂的敏感性更高，更需要尽快启动相关治疗。

问：基因检测报告中显示的“可能耐药”或“潜在敏感”等描述性结论，如何理解？

崔久嵬教授：目前基因检测报告给出的这类参考结论，是基于大量数据得出的参考。以“潜在敏感”为例，其并非指该药物是患者的适应症，之所以用“可能”，是因为仅存在一些小型研究或其他瘤种中的研究显示其可能有效，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也不排除有效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类患者，“潜在敏感”的药物绝不会作为一线治疗的首选方案。不过，若患者没有其他治疗方案可选，结合其临床情况及其他基因改变，可考虑尝试使用，但这并非标准推荐，仅能作为一种可能性参考，其数据支持力度仍显不足。“可能耐药”的含义与之类似，是基于对耐药机制的研究或相关文献报道，提示该基因变异可能参与了耐药过程，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研读基因报告时需明确，报告中这些结论是负责任地整合了现有证据，为临床提供参考，帮助了解在何种情况下可能选择某些药物。但需注意，这些带有不确定性的描述仅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药物选择的直接依据，临床决策仍需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

问：患者在取组织标本时，是否有可能因为不同阶段的肿瘤负荷存在差异，而导致检测出的MET扩增倍数也存在差异？

詹琼教授：这是临床中患者常会遇到的问题，且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主要涉及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肿瘤细胞本身存在异质性，在不同组织（包括原发灶、不同转移灶）中，各种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在液体活检中，虽然创伤性较小，但肿瘤组织的含量相对较低。这些因素都会因取材不同而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差异。

从医生角度而言，若要明确判断整个肿瘤的状态，理想情况下希望对所有部位都进行检测，但这在实际中并不可行。因为多次多处活检对患者损伤较大，且费用高昂。

如果患者检测出低表达，可先考虑采用其他治疗方法。若治疗效果不佳，可针对进展的病灶重新进行检测。若此时检测出MET扩增值升高，提示MET扩增可能在该部分肿瘤中起主要驱动作用，导致肿块增大，此时可联合使用针对MET的药物。

此外，如前面所述，EGFR突变和ALK突变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因MET扩增而产生耐药，且MET扩增的程度和比例有时会逐渐升高，因此动态随访十分重要。在靶向治疗过程中，强调动态随访、多点随访，对治疗方案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问：MET抑制剂与EGFR-TKI联用的不良反应是否比单药更严重？如果患者不耐受如何做出科学调整？

詹琼教授：相较于化疗药，靶向药物虽具有低毒高效的特点，但多种靶向药物联合使用时，不良反应确实会有所升高，且严重程度因所用药物不同而存在差异。目前EGFR-TKI和MET抑制剂的种类较多，不同药物及药物组合带来的不良反应各不相同。

EGFR-TKI类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多为皮疹、腹泻；MET抑制剂的不良反应则更为多样，可能出现水肿、肝功能损害、骨髓抑制、乏力等。二者既有共同的不良反应表现，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临床出现不良反应时，可根据不良反应的种类判断其来源。例如，患者用药后若水肿明显，首先考虑可能是MET抑制剂引起；若出现腹泻，则两种靶向药物都有可能导致。

在调整方面，首先可考虑进行剂量调整。若患者水肿明显、转氨酶升高或有浮肿，可先调整MET抑制剂的剂量；若出现典型的EGFR-TKI不良反应加重，有条件时可适当降低EGFR-TKI的剂量；若腹泻明显且因联用药物加重，有条件时可对两种药物均适当减量。

此外，还可使用对症处理药物缓解症状，如针对水肿使用利尿剂，针对肝损使用保肝药物，针对皮疹使用激素软膏或抗组胺类药物等。

若不良反应非常严重，经减量后仍无法有效缓解，且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较大影响，则可考虑调整药物种类。不同MET抑制剂因药理特点不同，不良反应存在差异。例如，卡马替尼在药代动力学上显示代谢较快，整体不良反应发生率可能相对较低。临床可根据患者出现的具体不良反应，通过更换药物来尽量减轻不良反应。在药物剂量和种类的调整过程中，需充分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个体化治疗。

问：患者服用MET抑制剂后出现水肿（如面部、下肢水肿），如何鉴别是药物不良反应还是其他原因诱发？

崔久嵬教授：水肿是肿瘤患者在使用MET抑制剂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现象，也是该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其发生机制与药物抑制血管生成相关，这会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进而提高水肿的发生几率。

鉴别水肿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关注用药与水肿出现的时间关联。MET抑制剂用药后约三周左右，可能出现水肿症状，因此需判断水肿是否在用药后发生，明确二者的先后关系。

第二，结合肿瘤患者常存在的共病情况进行鉴别诊断：观察水肿部位与范围，区分是全身性水肿还是局部水肿，以及单侧或双侧水肿。若为单侧水肿，需警惕淋巴循环障碍或血栓形成，可通过相关检查明确是否存在血栓。排查心血管系统疾病，心脏疾病常引发双下肢水肿。问诊时需关注患者是否伴有胸闷、气短等症状，同时结合心率、心脏彩超等检查，评估心脏功能是否异常，以鉴别水肿是否由心脏问题引起。

考虑全身性因素，肿瘤本身或药物可能导致患者食欲下降，引发营养不良，进而使白蛋白水平降低，造成全身性水肿。这种情况下，需通过肝功能检查明确白蛋白是否下降，若因进食减少导致营养不良，可进行营养补充，严重时可输注白蛋白缓解症状。

总之，水肿虽是MET抑制剂使用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但不能因此忽视鉴别诊断。医生需结合患者的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明确水肿原因，再进行针对性治疗。

问：服用MET抑制剂后出现恶心、呕吐，这类消化道反应通常在用药后多久出现？是否会逐渐自行好转？如何通过饮食调整或药物干预缓解？

詹琼教授：使用MET抑制剂后，确实可能出现消化道反应，同时肝功能损伤也是较为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消化道反应而言，一般在用药后数小时至数天内会逐渐出现，绝大多数患者的症状在一到两周内会比较明显。不过，部分患者的消化道反应会逐渐好转，因为大部分患者的胃肠道会对药物产生耐受，身体也会逐渐适应。因此，持续用药后，相关反应往往会逐渐减轻，但也有少部分患者会持续存在恶心、反胃等不适。此外，用药过程中若存在联合用药情况，也可能对消化道反应的发生产生影响。

对于消化道反应的干预，个人建议在患者刚开始用药时，由于不清楚其对药物的整体反应情况，不建议提前进行预防性用药。通常会叮嘱患者先正常用药，若出现较明显的不适，可在下次给药前适当使用预防性止吐药物。例如，轻度不适时，可服用甲氧氯普胺、吗丁啉等药物；症状较明显时，可能需要使用作用更强的止吐药，如化疗中常用的5-HT3受体拮抗剂，可在服用靶向药前半小时左右，让患者口服此类药物的片剂或使用黏膜贴剂。对于用药后反应非常大、出现持续性恶心呕吐的患者，可参考化疗时的止吐方案，采用二联或三联用药方式，联合使用地塞米松与阿瑞匹坦等口服抑制剂来缓解症状。若胃肠道不良反应达到三级以上，建议对药物剂量进行调整以减轻不良反应。待患者逐渐耐受胃肠道反应后，可缓慢递增剂量，尝试恢复至常规剂量，但并非所有患者都能恢复到常规剂量。

关于肝功能损害，建议患者在刚开始用药后的一到两周内进行肝功能随访检查，监测是否出现肝功能损害。肝功能损害通常会在用药过程中逐步显现，一般在用药一到两个月左右达到高峰期。对于出现肝功能损害的患者，可适当使用保肝药物；若肝脏功能明显异常，如同处理严重消化道反应一样，需适当减量，甚至短暂暂停药物使用。待肝功能恢复至正常或一级左右时，再根据其恢复情况考虑是否重启治疗。

总之，针对这些不良反应，需根据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可适当使用对症处理的药物，若症状明显，还需考虑减量或暂停用药。

问：MET抑制剂在临床实践中的疗效如何？如何科学看待靶向药物引起的不良反应？

崔久嵬教授：目前，MET抑制剂已有多项适应症获批，这意味着其疗效有坚实的临床试验数据支撑。在疗效方面，对于MET14跳突的患者，已有多种MET抑制剂获批应用。与化疗时代以化疗为基础的方案相比，其优势显著。传统化疗方案的有效率基本在30%-40%，而MET14跳突患者使用MET抑制剂，无论是一线还是二线治疗，有效率可达60%左右，部分甚至能达到70%，明显超越常规化疗。同时，在无进展生存期（PFS）上，MET抑制剂治疗可超过一年，而常规化疗通常在6个月以内。此外，现有长期生存数据的报道也显示，患者的生存状况得到相应改善。

针对单纯MET扩增的患者，MET抑制剂也有适应症获批，能提高这部分患者的有效率并改善生存。对于存在原发突变治疗之后出现继发性扩增的患者，联合用药对耐药患者也显示出较好疗效，其无进展生存期可接近8个月以上，超过常规化疗的6个月左右，且长期生存也有良好改善。正是这些真实数据表明，MET抑制剂优于传统治疗方案，因此成为目前的标准治疗选择之一。

关于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任何药物都有两面性。与化疗方案相比，MET抑制剂总体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尤其是三级以上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明显下降。不过，靶向药物并非绝对靶向，其作用的靶点在正常细胞上也有表达，且参与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因此抑制靶点可能影响正常细胞功能，从而引发腹泻、恶心、呕吐、水肿、肝功能损伤等不良反应。

随着临床对靶向治疗药物管理经验的不断积累，目前对于这些不良反应已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以常见的水肿为例，大部分患者为1-2级，无需特殊处理或仅需利尿剂轻微干预即可缓解；而胸腔积液等严重水肿的发生率较低，经对症治疗后基本能得到控制。

科学看待不良反应，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患者在用药过程中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了解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一旦发生及时告知医生，以便早期干预，减少损害。因为早期干预可有效逆转不良反应，若等到严重时再处理，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二是要正确认识不良反应，主动配合医生进行管理，既看到靶向药物的治疗优势，也重视不良反应的及时处理，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药物疗效，保障治疗安全。

个性化问题答疑

问：一名MET扩增患者在使用赛沃替尼后出现2级转氨酶升高，停药恢复后，但复用后再次超标，是否需要永久停用？更换肝毒性更低的MET抑制剂能否降低此类风险？

崔久嵬教授：在靶向治疗中，肝脏损伤相对常见，这也是用药过程中需要监测肝功能的原因。针对该患者出现的二级转氨酶升高情况（经医生评定），需结合具体恢复情况调整治疗方案。若经保肝治疗后，肝功能在一周内恢复，可尝试原剂量复用；若恢复时间超过两周，则需考虑减量使用。

该患者停药恢复后复用仍出现转氨酶超标，若因恢复时间较长且维持原剂量导致肝损伤，第一个选择是减量用药。第二个选择是更换药物，目前已有多种MET抑制剂可供选择，尽管这些药物作用机制相似，但不良反应谱存在差异，可根据不良反应情况进行调换。例如，卡马替尼在前期研究数据中显示，其肝功能损伤的发生级别和发生率相对较低，且在轻度、中度和重度肝损伤患者中尝试应用时，无需调整剂量，对于肝功能损伤较严重的患者而言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无论是调整剂量还是更换药物，都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肝功能。由于该患者有肝功能损伤病史，临床中需提高观察的密集程度，待肝功能稳定后，再适当拉长检测间隔时间。

问：一名合并冠心病的MET扩增患者，在使用伯瑞替尼过程中出现心率升高，是否需要减量或停药？是否有必要更换药物？

詹琼教授：伯瑞替尼作为MET抑制剂，部分患者使用后可能出现心脏相关不良反应，如心率升高。对于合并冠心病病史的患者而言，其心脏功能本身可能已受到一定影响，因此需先明确心率升高的原因，判断是药物导致心脏实质性损害，还是药物引起水钠潴留进而造成心率加快。

建议对该患者的心脏功能进行全面评估：一方面，通过心肌标志物等血液检测，判断心脏是否存在急性损伤；另一方面，完善心电图及心脏相关检查，明确心脏是否受到明显影响。

若仅为单纯心率升高，且其他检查结果正常，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若同时存在明显水肿，可使用利尿剂；若无明显水肿，仅单纯心率加快，且增快程度不显著，可先采用对症治疗，如用倍他乐克等药物改善症状，同时补充辅酶Q10等营养心肌。若经对症处理后患者症状得到良好改善，可继续使用伯瑞替尼。

若患者心率加快未得到有效改善，或同时伴有心肌肌钙蛋白升高等心肌标志物异常，以及心电图、心脏超声提示心脏存在功能性或结构性损伤，则需考虑进行减量，甚至换用像卡马替尼、特泊替尼等其他药物。

问：患者为EGFR 21突变+MET扩增+HER2扩增，已服用三代EGFR抑制剂+MET抑制剂两个月。复查CT显示肿瘤变化不大，但CEA、糖类抗原、心肌酶几项数据都很高，胸水也出现增多。此前已经做过培美化疗、紫杉醇化疗、免疫，效果都不理想。想问后续还有什么方案推荐？

詹琼教授：该患者属于EGFR-TKI耐药后，联合MET抑制剂治疗的情况。目前病灶虽无明显变化，但胸水增多且 CEA 升高，提示肿瘤可能存在进展趋势。不过，需先排除其他导致胸水增多的原因，如营养不良引发的低蛋白血症、血栓性疾病等，若排除这些因素，则应考虑肿瘤处于缓慢进展过程中。

患者已用药两个月，这段时间足以评估治疗效果。若疾病确在缓慢进展，需探究耐药原因。由于患者同时存在HER2扩增，建议回顾其检测报告，明确HER2的突变状态（是突变还是扩增）、扩增倍率等信息；若条件允许，可重新进行检测，确认HER2扩增是否仍然存在以及扩增水平是否升高。

若HER2扩增情况明确，可考虑联合抗HER2药物进行治疗。至于MET抑制剂是否继续使用，需结合患者的耐受情况综合判断，联合用药种类越多，不良反应发生风险越大。若患者一般情况较差，可考虑先单用三代EGFR抑制剂联合抗HER2药物，之后再根据疗效和耐受情况调整后续治疗方案。

问：一名肺腺癌患者，已经综合治疗8年，服用奥希替尼约5年、卡马替尼约2年，最新转移灶：MET扩增从7升至19，新增MET Y1230C错义突变（丰度79.39%），其他突变包括TP53、CDKN2A拷贝缺失、MYC扩增、VEGFA扩增。请问下一步如何治疗？

崔久嵬教授：从病史来看，该患者明显受益于靶向治疗，先是服用奥希替尼约5年，后因MET扩增联合卡马替尼治疗约2年。在治疗过程中，肿瘤的变化呈现抑制性且动态的特点，其中MET扩增从7升至19，提示旁路激活效应较强。

随着治疗的推进，在药物压力作用下，基因突变会不断累积，除了MET相关变化外，还出现了TP53、CDKN2A拷贝缺失以及MYC、VEGFA扩增等其他突变。此时，仅针对两个通路进行干扰，难以应对其他旁路的激活，治疗难度显著增加。

针对这种情况，可考虑以下治疗方案：

第一，若当前MET抑制剂效果不佳，说明仅阻断该旁路已无法控制病情，可考虑选择化疗方案。目前针对存在多发突变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耐药患者，有多种化疗相关方案可供选择，例如双抗联合化疗的方案已纳入医保，可应用于临床；此外，抗体偶联药物（ADC）如卢康沙妥珠单抗等也有相应适应症，对这类患者而言也是一种选择。

第二，由于患者存在多种突变，结合目前的检测结果，若已无合适的靶向治疗药物可加用，更建议选择以化疗为基础的治疗方法或 ADC 类药物。尤其是ADC类药物，其作用不依赖于特定的突变通路，只要药物能进入细胞，就可能发挥控制肿瘤的作用。

总体而言，该患者后续仍有较多治疗选择，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上述方案。

问：患者为MET原发扩增，目前每天服用两粒卡马替尼，有效。如果出现耐药，可以加到4粒继续服用吗？还是需要改为化疗或更换药物？

詹琼教授：靶向药剂量的确定基于一期临床研究数据，该剂量能保证较好疗效，但并非降低剂量就一定无效。就像这位患者，每天服用两粒卡马替尼即能控制病情，说明此剂量对其是合适的。

当患者出现耐药时，需明确进展原因，是药物剂量不足，还是通路异常所致，这一点存在疑问。因此，若条件允许，建议在疾病进展后重新评估MET状态，检查是否仍存在扩增、是否出现其他突变，以判断这些因素是否影响了MET通路的治疗效果。

目前，MET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已有五到六年，部分患者长期使用后出现耐药，但 MET 耐药机制尚未完全明确。针对此类耐药患者，仍建议重新进行基因检测，尽可能明确耐药方式：若患者仍以MET扩增为主，可在兼顾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尝试提高药物剂量；若存在明确的其他耐药原因，则需考虑联合其他靶向药物或化疗进行治疗。

问：一名MET 14跳突肺腺癌患者，目前正在服用特泊替尼，但听到很多患者和医生反馈卡马替尼的副作用较小，请问后续是否可以直接更换卡马替尼？或者在出现进展之后，是否可以更换为卡马替尼？

崔久嵬教授：在有多种MET抑制剂可供选择时，如何挑选更合适的药物是临床中常遇到的问题。关于是否可以直接更换为卡马替尼，首先需关注患者服用特泊替尼时的不良反应情况：若当前服用特泊替尼有效，且不良反应在可耐受范围内，建议继续坚持服用；若特泊替尼虽有效，但不良反应（如水肿、肝功能损伤等）较严重，可考虑更换为卡马替尼尝试，因为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可能更低。

关于疾病进展后是否可以更换为卡马替尼，目前临床上缺乏明确的研究数据支持不同MET抑制剂之间的互换疗效。尽管有部分临床试验在探索这一方向，但尚未有扎实的证据表明互换能提高患者疗效。由于特泊替尼与卡马替尼同属MET抑制剂，作用机制相似，若一种药物出现耐药后换用另一种，有效率通常较低，因此不建议在无明确数据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此类轮换，除非未来有更充分的研究数据证实其有效性。

结束语

在直播最后，詹琼教授总结道：对于MET扩增和MET 14跳突患者而言，目前已有多种药物可供选择。如何更好地选择药物，需要结合患者的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决策，也希望MET患者能通过当前的药物治疗，获得更优的疗效。

崔久嵬教授对患者鼓励道：在抗癌路上，MET患者们并不孤单，除了有医生在为大家保驾护航，还有科研人员和相关企业也在不断研发新药，为延续大家的生命之光而不懈努力，争取早日攻克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