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周报》刊登了一个胖胖的“毛泽东”，其背后有两种可能

摘要：“1937年9月12日，你看，毛泽东怎么成了个大胖子？”东京银座一家咖啡馆里，两个青年盯着最新一期《周报》，脸上写满惊讶。插在杂志中央的照片里，一位衣冠楚楚、肚腩圆鼓的男子被冠以“Mao Tse-tung”之名，连日本读者都觉得别扭。奇怪的画面，就在这声质疑中

“1937年9月12日，你看，毛泽东怎么成了个大胖子？”东京银座一家咖啡馆里，两个青年盯着最新一期《周报》，脸上写满惊讶。插在杂志中央的照片里，一位衣冠楚楚、肚腩圆鼓的男子被冠以“Mao Tse-tung”之名，连日本读者都觉得别扭。奇怪的画面，就在这声质疑中，埋下了一场政治误读的伏笔。

七七事变爆发后，陆海军省需要一份“看得见”的中共领袖形象，以便配合“北支事变速战速决论”的宣传。于是，《周报》被推到前台——它发行量大，影响面广，最适合完成这种“心理战”。只是，东京情报机关对延安的了解少得可怜：迄1937年夏天，关东军参谋本部提交的《陕北状况速报》只有两页纸，关于毛泽东的外貌竟然空白。情报缺口，在新闻生产者手里，就可能变成随意涂抹的画布。

波多野乾一被称作“研究中共的唯一权威”，也确实只能算“唯一愿意动笔的人”。1936年，他写过《“赤豹”毛泽东传》，附带那张模糊却真实的半身照——照片源自1934年莫斯科某小册子，模糊到放大后只剩粗粒。编辑部拿在手上，根本不堪刊用。要速度，又要冲击力，《周报》便从波多野带来的另一叠旧片里挑了一张“福态人士”照片，硬贴上“Mao”标签。究竟是编辑主观造假，还是波多野故意给出“AB方案”，至今难下定论，这便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更复杂：那张胖照或许是有意为之的“认知操控”。日本国内媒体长期把国共两党归入“支那军阀”范畴，老百姓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乎零概念。要塑造一个“懒惰、贪图享乐、不堪一击”的反派形象，最省事的就是替换照片。读者看到腰带勒不住肚子的“领袖”，下意识就会联想到“奢华”“缺乏斗志”。结合官方口径——“赤匪剿灭易如反掌”——心理战目标也就达到了。此法国民党宣传部门曾多次上手：1931年第四次围剿时，江西报纸把红军将领画成尖牙獠爪的藩篱怪，边角还配着“儿童遭遇红匪血祭”等耸人听闻的标语。日本策划者把旧戏码翻印到自家报纸，一点不见新意，却仍屡试不爽。

有意思的是，几乎同一时间，远在北平的德籍记者林乐知通过新生的电台频道也在追踪“延安之谜”——他的记录显示：日方情报员在保定、石家庄一带搜集到的延安信息，大多来自被俘的八路军战士笔记，上面画的毛泽东形象清瘦、神情坚定，与《周报》大相径庭。说明资料明摆着在那，却被“选择性失明”抹去。

在中共内部，这张胖照反倒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1938年初，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有人开玩笑：“要真有这么个腰围，长征还能翻过嘉陵江？”笑归笑，大家很快意识到：敌对媒介曲解的不仅是个人形象，更是整支队伍的意志，必须作出回应。于是，《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毛主席工作一日纪实》《陕北公学见闻》等通讯，用文本替代影像，还在每篇文末附上斯诺拍摄的半身照——那张戴红星帽、端坐木椅的经典照片。比照之下，“胖毛”谎言逐渐瓦解。

外部世界的好奇却未减弱。1938年秋天，日本外务省情报课在“支满资料室”开列“红色巨头档案”补缺计划，其中重点就是获取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清晰影像。可延安的交通线被大后方游击队严密封锁，海量经费砸进去也只换到几张粗糙铅笔画。直到皖南事变后，国共再次分道扬镳，日方才从汪精卫政权手中交换到几幅“相对可靠”的照片。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明显消瘦，面部线条硬朗，完全看不见“富态”二字。《周报》再版时，讪讪删去了旧照，却只在角落注了一句“影像更新”，没做任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