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当国民党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时，他是湖北黄麻农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对创建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具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在他家乡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

苦学深思 实事求是

—回忆郑位三同志点滴事迹

郑位三同志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当国民党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时，他是湖北黄麻农民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对创建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一位具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在他家乡人民当中，至今还流传着“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的歌谣。当他年逾30时，就被鄂豫皖地区的干部和人民尊称他为“位老”，从此“位老”之名即传开了，此后人们普遍喊他“位老”，从不称其职务名号。

我与郑位三同志相识是在1939年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决定成立鄂豫皖区党委，由原湖北省委的鄂东特委地区、河南省委的豫东南特委地区和安徽省工委的皖西地区合并组成，位三同志任书记，我是常委，分工任民运部长。自此，就直接在位三同志领导下工作。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四、五支队组成为新四军二师，位三同志任政委，我在师政治部当副主任。因主任郭述申同志去延安学习，我又是直接在位三同志领导下工作。

1943年底，位三同志去新四军五师任政委，我们才分开了。合计起来，我在位三同志领导下工作，共有四年时间。四年时间不算长，但位三同志具有共产党人许多优良品质，如英勇卓绝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尤其是位三同志“苦学深思、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我铭刻不忘，一直弓}为是我的学习榜样。

全国解放后，他身体不好，住在北京休养，但苦学不倦，我有时去看望他，谈锋甚健，心得颇多。对革命胜利后，党如何抓经济建设，执政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谈得最多。有一次他写信给我，以后不要去他那里了，我很惊异。后来方知被人告发他是修正主义者，他怕连累我，只告我不要去，未言其详。我当时以为他身心不好，不要去干扰他，即遵嘱未有再去。实际上他苦学的心得，所发表的见解是正确的。以后即遇到“文化大革命”，彼此都属于挨整对象，1975年他去世了。直到湖北省党史同志来访问我，我方有机会讲出我的怀念之情。后来遇到知情的老同志，告诉我他不愿再见老战友、老部下的原委，我只有深为叹息。一直想写点回忆来表示我的哀思。现我已退下来，方有时间来完成这一心愿。我想着重就位三同志“苦学深思、实事求是”的若干事迹，写出一些枝、叶回忆，以寄托我的怀念之情，并留给后人借鉴。

一、关于“苦学深思”方面的若干事迹

在我初次见到位三同志时，他蓄有短毙，口里不断吸烟，一支接着一支。和人谈问题时，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听人意见很认真，发表意见时，一边在说，一边在想，力求把意思说清楚。当他休息时，也在想问题，也在吸烟，看来已养成习惯，用吸烟来帮助他思考问题。面色常显憔悴，使人觉得他的脑子很少休息，不断在想问题。

位三同志于1922年毕业于湖北甲种工业学校，在当时情况下，算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由接受民主革命思潮，而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湖北农民运动，和湖南同样的兴盛，虽普及面不如湖南，但潮头是一样的高，主要以鄂东北区为甚，位三同志在董必武同志的影响下，致力于农民运动，在黄安、麻城一带，组织农民协会，是当时湖北最红火的地区。位三同志之所以成为鄂东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及到国民党反共后又成为黄麻武装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一方面是农民地租过重、利息过高、生活贫困，引起他的同情;一方面是从理论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自觉，认识到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完成，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需要与农民结成同盟军，需要发动农民起来革命。

我们在一起工作时，住在山沟里，读书条件很困难。他对于当时能够买到的有关马列主义书籍，结合当时工作实际，下苦功在研读，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在书上，打出许多记号，还把精彩句子写在卡片上，而且还写读书笔记。他主张读书不在多，贵在精，他有一句名言:“精通一个问题，胜于半解一百个问题。”在他身旁，放有许多纸条，在研究、思考问题时，偶有心得或疑问之点，即在纸条上写下，以免忘记。他当时研究的问题很多，着重点是如何使农民干部布尔什维克化，在四旅党代表会上的报告，即反映位三同志研究这一问题的心得。位三同志学习革命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从来不人云亦云，而有自己的主见。写在纸条上的，往往就是他独立思考后的心得体会。他作笔记的方法分为两种:一是读书的体会，他叫做“心得”;二是他不断在思考问题，偶有所感，他称之为“拾零”或“积零”。他说:“学习中的拾零、积零作用很大，如一语猛醒即是。”这些话，充分体现了他的苦学深思精神。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没有像中央苏区那样，有南昌_暴动后剩下的、秋收起义中的武汉教导团的军事骨干，完全是依靠农民武装暴动后的积极分子，经过战斗考验，大胆提拔使用，涌现出许多英勇善战的军事干部，打仗特别勇敢，战斗力很强。其中绝大多数经过党的教育后，布尔什维克化了，也有个别、少数布尔什维克化不够，产生了与党的关系不融洽，甚至发展到难以处理的程度。

位三同志很愿意和我谈心，有时住在一个房间，无话不谈。前者，他举徐海东同志作例子。徐是烧窑的窑工出身，后当红二十五军军长。当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一次在战斗中面部受伤，战情很危急。徐的警卫员说:“军长，你带花了。”海东同志怒气冲天，立即用手刮了警卫员的耳光:“胡说!’，徐硬是带着伤在继续指挥作战，结果将敌击败，度过了一次危险的难关。事后徐向警卫员道歉:“对不起你，当时军情紧急，如把军长受伤J清况传出去，怕影响军心，故我打了你一耳光，以表示我没有受伤。实际上是受伤了，感谢你的关心。当时如不采取使你受委屈的办法，我怕影响战斗，务请你谅解。”警卫员听后流泪了，他被军长这种大无畏精神感动了，完全谅解所受的委屈，更增加对海东同志敬佩之情。这是位三同志亲口对我说的，他是和海东同志一起长征的。后者，他举高敬亭的例子，高是农民中极为聪敏的人，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不简单，重组红二十八军，当军长，成为军事、政治都有一手的全才，对革命有功。抗战后红二十八军编为新四军四支队，只有高的份股，有两个半团人，是最大的一股，单独编成一个支队。由于高本人布尔什维克化不够，与党的关系不正常，犯了一些错误，很难处理。后来枪毙他，位三同志认为不应该，过份了，如能送到延安去学习就好了(后边还要叙议此事)。由此引起位三同志的深思，四旅的前身，即是四支队，故位三同志专门去讲农民干部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他是由高敬亭问题引起了他的重视，反复研究深思，在有了心得后去作这一报告的，他的报告，对四旅干部及二师全体干部，帮助很大。位三同志对农民干部要布尔什维克化，他认为首先要学习文化，不掌握文化知识，是很难布尔什维克化的。他对于中央当时提出的“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号召，从实践的体会中，感到十分重要。位三同志对知识分子工农化，也和毛泽东同志同样重视的，他赞成检验知识分子是否革命化的唯一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他并举吴焕先同志为例，讲了一些吴焕先的事迹，他对吴焕先很敬佩，认为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榜样。他讲了一句名言:“知识分子改造得好不好，要工农兵批淮。”这话是很深刻的。当时二师干部反映:“位老讲问题很深刻。”这即是一例。

位三同志身体不大好，有时让他休养，在休养时他也不忘苦学深思。一次他在古城休养，我去看他，他跟我讲起三国演义中有关魏、蜀、吴的干部政策问题，这虽属闲聊，却可看出位三同志时时不忘思考、研究问题。他说刘备的干部政策是专而不博，曹操的干部政策是博而不专，唯独孙权的干部政策是又专又博，他很欣赏孙权能支持江东局面，和他在干部政策上能做到又专又博有很大关系。此虽属一家之言，而且只是在休养有暇时看看古小说，引出的随便议论。由此也可见，位三同志的苦学深思精神，是超过我多多的。即在看小说时，也在有的放矢地思考研究问题。全国解放后，位三同志在北京休养期间，着重研究党要抓经济建设问题，研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都是抓到要害问题上面。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主要任务是建设”，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意见。他说:“阶级斗争将是局部性的，今天的任务应该相当着重于建设。”这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相一致的。对于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位三同志认为: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要“正确摆正领袖、政党和人民群众三者关系”的主张，他说:“领袖个人是起第三位作用的，第一是人民，第二是全党。”为了不犯或少犯错误，必须做到两条:第一是党员群众首先是中央委员要具有对领袖的正确态度;第二要制度完善，特别要监督制度完善。”他说，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是重要的，但只此还不够，还要强调监督。他讲的这些意见，现在看来，是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少宣传个人”和小平同志讲的执政党要有监督制度的精神的。可见，位三同志在五六十年代休养中研究的问题，认真结合实际钻研马列主义，所提出的意见是很宝贵的。据说，他的这些见解，曾被人诬为修正主义，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要他写思想汇报，他一直认为他的意见是对的，没有错。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准备坐牢，也不改变他的看法，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令人肃然起敬。

位三同志在休养期间，还研究有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和形式问题”，那是属于探索性的，他的有些见解，是可以争鸣的，不必要也不可能过早作出结论。

来源：白马茶馆一点号